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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４月以前，英國地方財政的三大財源為補助金、非住家財產稅、住家財產稅 。但實施多年以來，卻逐漸產生下列的缺失： (1) 中央政府補助金計算過於複雜；且無法彰顯出地方勞務實質成本。 (2) 非住家財產稅是由非住家部門（企業、公共團體等）負擔，但與非住家部門所 受之利益，顯然並不相稱。 (3) 住家財產稅僅由少數選民負擔；亦即投票者中，只有極少數人有繳納住家財產 稅。 為了改善這種地方財政自我負責性(local account-ability) 欠佳的情形，英 國政府在1986年提出了地方財政改革方案，並在1990年４月起正式實施。其改 革之主要內容為： (1) 補助金按照各地實質需求給予定額補償。 (2) 以全國性單一稅率的非住家財產稅取代先前各地不同稅率的非住家財產稅。且 因而收得之稅款，中央再按各地區成年人口比例分配給地方。 (3) 各地方當局對居住於地區內之所有成年人課徵定額的社區捐，以代替住家財產 稅。 雖然一般大眾注意的焦點多集中於社區捐的實施；但其他主要的地方財源：非 住家財產稅、補助金型態上之改變，也不可謂不大。故本文除就英國地方財政 收入面的制度加以介紹外，另一研究的重點則在於改革之緣由與現制之探討。 此外，英國政府觀點認為，在社區捐、單一稅率之非住家財產稅、定額補助金三者 的安排下，地方財政自我負責性應能加強。不過關於此種論點，卻出現支持與反對 的聲音。由於這次改革主要的目的在於提高地方財政的自我負責性，故本文試圖於 爭論中找出一個結論，以確定現行制度可增進地方財政的自我負責性，達到受益者 付費的預期目標。

國內的地方自治表面上雖已實施五十年之久，但在民國八十三年以前，其最主要的特徵似乎只在於地方首長與民意代表直接民選出來而已，地方自治制度的建立並非地方自治實施的重點，而地方自治之法制化更是遙不可及。直至民國八十三年七月，「省縣自治法」與「直轄市自治法」陸續公布施行後，國內的地方自治總算進入法制化的階段，其後雖然因為精省的緣故，該二法於民國八十八年被地方制度法所取代，但地方制度法基本上仍是承繼了「省縣自治法」與「直轄市自治法」二法的精神與內涵而來。特別是在地方制度法第三章第三節「自治法規」中，對於地方立法權的相關規定更作出了明確的規範，賦予了地方行政機關與地方立法機關相當程度的立法權限，有別於過去相關的法律規定。 地方行政機關與地方立法機關立法權限的運作與範圍是地方制度法中最重要也是最複雜之處，本論文從地方制度法對於地方行政機關與地方立法機關所規範的組織、職權及相互間所產生出的關係做為出發點，進一步說明地方行政機關與地方立法機關雙方對於訂（制）定自治法規時，所應遵守之界限、應注意事項及監督之方式。當中最重要也最引起學界及實務界探討的條文以地方制度法第二十八條所規定之「自治條例專管事項」莫屬，其中又以第二十八條第四款「重要事項」為最！ 本論文從個案討論的方式著手，分別站在地方行政機關與地方立法機關的角度各選擇了一個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實際分析說明地方行政機關與地方立法機關在遇有立法爭議時之操作解決模式，或可做為以後地方制度法再進行修法時的參考。

在過去的研究上，對於台灣本土菁英的連續性是否受到政權轉移的影響而有所變動，咸認為本土政治菁英的大規模變動可以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作為分水嶺。然而仔細探究其研究樣本，係以議會政治菁英作為對象，而非全面性地論述「政權替換與菁英流動性」兩者之間的關係，因此除了議會政治菁英之外，二二八事件是否也對其他領域的菁英流動造成影響，值得進一步深入分析。根據既有研究，農會被視為地方領導層級中對地方施政影響力最大的團體，而農會理、監事及總幹事則在地方上具有相當政治力量，因此農會可說是地方「重要權力人物」聚集的團體，因此本研究欲從戰後初期農會之接收迄1950年代農會三次改組之情形，比較農會領導人物的組成份子與改組前的差異，以探討「政權替換與菁英流動性」兩者之間的關係。 日治末期為求統制經濟物資，台灣總督發佈「台灣農業會令」，成立三級制農業會，將產業組合與農會兩大組織合併於同一系統。由於這些發展於市街庄的產業組合係地主仕紳階級出資組成，因此農業會成立之後，這些地方菁英遂被聚集至農業會組織之內。1946年，重新選舉各級農業會理監事，地方菁英重新掌握農業會組織，取得原本受官方統制的農業會的主導權。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並未改變農會組織，分析戰後初期各縣市農業會的領導幹部名單及經歷，其延續率高達81％，未因二二八事件產生中斷。 1949年台灣省主席陳誠下令合併農會與合作社，嚴格限制農會會員資格及各級農會理監事比例，進一步排除舊地主仕紳階級之勢力。經過台灣省參議會的反彈，非農民以外之地主仕紳階級仍得為會員，但在各級農會代表及理監事名額中，最多只能佔有1/3。1950年韓戰爆發，在美國反赤化及國民黨脫動員化的內外雙重因素下，國民黨利用農復會的支持，展開對農會的組織變革及農會人事改選，不符合會員資格者一律改為贊助會員、僅能擔任農會監事一職，並不得超過1/3，達到淨化農會的目的，舊地主仕紳階級逐漸被排除於農會系統之外。其遺留下來的空位，部份由新崛起的地方派系以自耕農或專業技術人才的身份進入填補，成為農會系統的新菁英；部分則就原有農會系統中扶植新勢力，而經過土地改革之後，地主雖然仍持有地主保留地，得以自耕農身份留在農會系統，但其影響力於農會淨化之後大不如前，農會改由地方派系以及國民黨培植的新勢力所掌握。 總的來說，從擔任縣市級農會幹部的地方菁英的流動性而言，1953年可視為一個分水嶺，地方派系競爭越激烈的縣市，其斷裂性越高。同時，國民黨藉由重新修改農會組織制度、會員資格認定及透過選舉與提名的方式，順利將農會系統內新崛起的地方菁英收編在國民黨之下，建立起國民黨的統治基盤。

自政府遷台實施地方自治以來，地方財源短絀一直是棘手的問題。由於地方財政問題 無法妥善解決，地方財政自主乃成為地方各界爭取之目標，並演變成許多事件之導火 線，例如：台北市議會拒絕將營業稅及印花稅的一半收入提撥中央、澎湖縣議會決議 廢縣等。這些事件背後除了「地方財政自主」之訴求外，更包含著「落實地方自治」 的呼聲。事實上地方財政係地方自治職權之一環，卻又是地方自治權落實與否之具體 表現，兩者之關係十分密切。 雖然兩者關係緊密相扣，但過去諸多探討地方財政問題之論述，觀點卻大都侷限於財 政收支之層面，對地方自治及所衍生之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問題多未觸及。故本文研 究目的之一即在運用「公共選擇理論」此一整合性研究法來探討地方財政問題。此外 ，地方財政自主之內涵、中央與地方之權限如何合理劃分，為本文另一研究目的。當 然如何建構一個完善的制度，亦即謀求政策制定過程之效率與公平，以改善地方財政 短絀之困境，並促進各地區之均衡發展，則為本文所追求之終極目標。 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為緒論，說明本文之研究動機、目的、方法及基本概念。第二 章介紹地方財政之經濟理論，包括地方公共財理論、TIEBOUT 的以足投票模型及財政 聯邦制度，以建立評估各級政府間權限劃分之標準。第三章則為地方財政之政治理論 ，乃自憲政體制、地方自治等另一角度導出政治面觀點，並與經濟面理論相互整合歸 納，使權限劃分標準更加清晰週延。第四章探討台灣現行制度，對於規定中央與地方 權限劃分之憲政及財政體制加以研究。嘗試找出長久以來一直存在的地方財政問題之 癥結所在。第五章係對美國、日本、德國等主要國家之憲政與財政體制的比較分析， 期能收他山之石之效。第六章為結論，就前五章之研究結果及心得提出具體建議，以 作為我國地方財政改進方案之參考。

地方財政之健全，必須依賴健全之稅制，以獲取足夠的稅收；然政府向人民徵稅，其 最終之目的係支應各項政府支出，因此，地方政府支出與健全與地方財政之健全具有 密切的關係。地方政府支出過高，造成資源的浪費；地方政府支出過低，則不符人民 需要，至於理想的政府支出水準為何﹖此即地方財政規模大小之問題，亦為本文研究 的重心。 地方財政規模之研究，歷來均偏向最適理論的探討，即從理論上求得一最適切地方政 府支出水準，此類研究方法涉及價值的判斷，屬於規範經濟學（Normative economic s ）的範疇。然而，地方政府支出預算的實際結果，係反應在一定的人口結構下，各 項政府支出的優先性，牽涉之範圍極廣，包括政治、經濟、社會等各種因素，故從理 論上探討最適地方政府支出水準，其困難是可想而知的。 基於前述研究方法的缺失，本文改以實證經濟學（Positive economic ）的觀點，根 據台灣地區地方政府支出的實際情況，試圖建立一個研究地方財政規模的實證模型（ Poditive model），經由此一實證模型，估計台灣地區預期（Predjcted ）之地方政 府支出水準，進而與實際（Actual）之地方政府支出水準加以比較，即可得知台灣目 前之地方政府支出水準過高抑或過低﹖此種研究方法不涉及價值的判斷，而係經由為 數龐大的地方政府支出實際資料而求得，應可作為地方政府策之參考。 以上所述，為本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以及研究方法的簡單介紹。至於本文內容計分 五章九小節，共二萬五千餘言，分別略述如下： 第一章 導論：說明本文研究動機與目的，以及研究的範圍與架構。 第二章 方法論：詳細描述本文所採用的研究方法，及其應用於地方財政規模研究的 適用性。 第三章 影響地方財政各項支出之決定因素：包括文獻之回顧，及地方政府支出分類 之探討，最後分析台灣之現況。 第四章 實證模型及結果：包括模型的建立及說明資料的來源，隨之應用此種估計台 灣地區之地方政府支出水準，最後將其與台灣地區實際之地方政府支出水準加以比較 。 第五章 結論：依據前章所得結論，進一步加以分析，設法提出決策者參考之結論。

本篇論文旨在探討具有明顯外溢效果之地方公共財政的最適供給量。行文中將假設公 共財價格固定，人口在各社區的分佈既定，以及同一社區的人民偏好一致。文分五章 ，約三萬字。第一章為公共財的分類，界定與本文分析有關的公共財。第二章為文獻 回顧，將與本文有關的文獻做簡要敘述。第三章為 佔模型分析，將公共財座落的區 位變數而導致的各社區利益消長加進傳統的 佔模型中，以決定均衡的供給量。第四 章，以遊戲理論的觀念，探討在失衡時，如何經由各社區的偏好顯示，而將公有財（ 因而私有財）供給量導向均衡。第五章為結論與未來發展方向。檢討前面各章分析結 論，指出尚存的問題，及將來繼續研究方向。

以地方文化和創意結合產業面向，來提升地方產業的附加價值和帶動其發展，正是地方文化產業備受重視之因。鹿谷鄉的凍頂烏龍茶遠近馳名、享譽國際，「茶」不僅只是地方產業和經濟作物，亦早已融入在地方居民的日常生活之中，更是凝聚地方感情的重要因素。是以本研究旨在透過深度訪談方式，採用「地方治理」的角度去探討在鹿谷鄉茶文化產業發展的過程中，地方政府與其他行動者所扮演的角色和互動情況，試圖建構出鹿谷鄉茶文化產業再生與發展的策略。

領導效能與地方政府績效：一個對印尼地方政府首長的研究 / Leadership crisis has been a sizzling issue for the past decade. The existing studies showed that due to the absence of the ideal characteristics of leadership, the implementation of decentralization in some developing countries tended to give negative effects. Unfortunately, not enough evidences can be used as the guidance to overcome the negative effects. We believe that the leadership studies seemed to have been focused too much on “what” are the characteristics rather than “how”. Four regions as well as their county/city leader were examined. We found that the four regions hav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achieving their objectives. Essentially, we affirmed that leaders have performed, the effective leadership characteristics differently. Regarding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these leaders conducted different strategies and achieved different outcome. We conclude that they are two different styles have been identified. These are normative and alternative. They were normative because not only they used the regular approached perform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but the leader also acted normatively when achieving the objectives. For example, facilitate the poor with free education and health services. On the other, they were alternative because they have performed different approach and the leader acted out of the box. For example, by changing people’s mindset in helping the poor rather than giving them money. To do this, leader with alternative style invited privates to take part rather than depend merely on the government fund. By adopting the existing leadership theories, the current study has explored the leaders’ behavior that contributed to their effectiveness. We believe that the current study’s findings will be a valuable contribution not only for the leadership studies but also to public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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