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研究上，對於台灣本土菁英的連續性是否受到政權轉移的影響而有所變動，咸認為本土政治菁英的大規模變動可以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作為分水嶺。然而仔細探究其研究樣本，係以議會政治菁英作為對象，而非全面性地論述「政權替換與菁英流動性」兩者之間的關係，因此除了議會政治菁英之外，二二八事件是否也對其他領域的菁英流動造成影響，值得進一步深入分析。根據既有研究，農會被視為地方領導層級中對地方施政影響力最大的團體，而農會理、監事及總幹事則在地方上具有相當政治力量，因此農會可說是地方「重要權力人物」聚集的團體，因此本研究欲從戰後初期農會之接收迄1950年代農會三次改組之情形，比較農會領導人物的組成份子與改組前的差異，以探討「政權替換與菁英流動性」兩者之間的關係。 日治末期為求統制經濟物資，台灣總督發佈「台灣農業會令」，成立三級制農業會，將產業組合與農會兩大組織合併於同一系統。由於這些發展於市街庄的產業組合係地主仕紳階級出資組成，因此農業會成立之後，這些地方菁英遂被聚集至農業會組織之內。1946年，重新選舉各級農業會理監事，地方菁英重新掌握農業會組織，取得原本受官方統制的農業會的主導權。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並未改變農會組織，分析戰後初期各縣市農業會的領導幹部名單及經歷，其延續率高達81％，未因二二八事件產生中斷。 1949年台灣省主席陳誠下令合併農會與合作社，嚴格限制農會會員資格及各級農會理監事比例，進一步排除舊地主仕紳階級之勢力。經過台灣省參議會的反彈，非農民以外之地主仕紳階級仍得為會員，但在各級農會代表及理監事名額中，最多只能佔有1/3。1950年韓戰爆發，在美國反赤化及國民黨脫動員化的內外雙重因素下，國民黨利用農復會的支持，展開對農會的組織變革及農會人事改選，不符合會員資格者一律改為贊助會員、僅能擔任農會監事一職，並不得超過1/3，達到淨化農會的目的，舊地主仕紳階級逐漸被排除於農會系統之外。其遺留下來的空位，部份由新崛起的地方派系以自耕農或專業技術人才的身份進入填補，成為農會系統的新菁英；部分則就原有農會系統中扶植新勢力，而經過土地改革之後，地主雖然仍持有地主保留地，得以自耕農身份留在農會系統，但其影響力於農會淨化之後大不如前，農會改由地方派系以及國民黨培植的新勢力所掌握。 總的來說，從擔任縣市級農會幹部的地方菁英的流動性而言，1953年可視為一個分水嶺，地方派系競爭越激烈的縣市，其斷裂性越高。同時，國民黨藉由重新修改農會組織制度、會員資格認定及透過選舉與提名的方式，順利將農會系統內新崛起的地方菁英收編在國民黨之下，建立起國民黨的統治基盤。

臺灣的地方社會，特別是在中華帝國晚期的統治之下，國家權力只能達到到縣級行政單位，而無法完全「控制」地方社會，似乎已成為研究者們的普遍共識。在此情況下，國家權力統治地方社會的過程中，部分必須仰賴地方上的士紳、耆老等菁英分子的協助。也因此，研究者逐漸開始正視地方菁英在地方社會與國家之間所扮演的角色，並注意其間具有特殊身份者，如士紳等菁英分子的研究。正因為國家對地方社會的「控制」並不徹底，在國家權力之下，臺灣的地方社會幾乎形成了國家統治權力的半真空狀態。首先填補此一半真空狀態的力量，即是在過去的研究中，最受到研究者所重視的士紳菁英。 研究者們紛紛接下去問，在地方社會中，究竟有哪些人可以算是地方菁英？除了成為士紳之外，還有那些方法可以成為菁英？他們與一般人究竟存在著哪些差異？他們究竟如何建構、維繫他們特殊的身份、社會地位與影響力？他們在地方社會裡又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他們有沒有能力與國家權力進行互動、競爭，甚至是抗爭？如何互動？本文的目的，即是嘗試以臺灣的豐原地區作為研究的基礎，從事小區域、長時段的微觀研究。筆者嘗試分析與討論不同時間中地方菁英的定義與結構的變化、菁英參與國家或地方社會的管道與方式；同時，也將探討他們如何與國家權力、地方社會進行互動等議題。 臺灣地方社會中的地方菁英，不僅具有身分上的多元性，連衡量菁英的標準都會變動，這也就更增加了研究上的複雜性。有關地方菁英既有的研究，起源於國家控制論，且隨著研究的累積、議題的擴大與深化，以及資料運用的多元性，已經累積了豐碩的研究成果。這些研究不僅擴大了地方菁英的定義、釐清菁英的種類與角色，更闡明菁英中介於國家與地方社會之間的重要性，提供學者研究地方菁英在國家與地方社會中建構與維持身分、地位的更多可能性。然而，由上而下的的視角，卻常將菁英視為補充官僚階層的社會基礎的士紳，或是協助官方控制地方社會的領導階層方面，基本上都是將地方菁英置於國家控制的脈絡下進行討論。簡言之，社會領導階層的社會地位、身分來是來自於國家權力的賦予、承認與控制；對於社會領導階層而言，與官方有密切的關係、受國家權力的支配，這樣的觀點並非錯誤，因其身分、地位與力量確實源自於國家權力。然而，根據本文所蒐集的資料，卻可以清楚的見到，社會中的菁英不只有領導階層。地方社會之中，除了從事政治活動、文化活動、社會活動、經濟活動的領導人物之外，還有許多未參與任何團體、未擔任任何領導責任的菁英，他們也不一定會被地方社會、國家權力期待一定要扮演什麼角色。這些地方菁英，也都應該被注意。

本文試圖以鄂豫皖蘇區的例子來說明，共產黨最初必須藉由與地方菁英的合作來深入地方與動員農民，當地方菁英後來成為了共產黨建立群眾政權的阻礙時，張國燾藉由肅反解決了那些桀驁不馴、尾大不掉的地方菁英。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共產黨自此之後能夠建立一個真正的群眾政權，由於大多數的群眾對於共產黨仍是缺乏認識與信仰，因此，共產黨依舊必須透過地方菁英來控制群眾與掠奪地方資源。只不過，與前一階段的地方菁英不同，這一批由張國燾所培育的新的地方菁英（有的仍是由舊的地方菁英轉化而來，有的則是自下層群眾提拔上來），較前一階段的地方菁英更為馴服。這就說明了，事實上，共產黨政權與國民黨政權最大的不同，並不在於前者是群眾政權，而後者不是；相反的，兩者其實都必須藉由地方菁英來進行統治，只不過，共產黨比國民黨更懂得如何去控制地方菁英罷了！整個說來，這是一個從合作到控制的過程。

南宋是一個偏安的朝廷，資源運用上不如北宋政府充裕，而且立國艱辛，因此在政權成立時必須與既有勢力妥協，其中維護地主權益、繼續實行科舉考試等方式，就是穩定政權的方法。除此之外，國家欠缺的資金缺口，以南宋當時的情勢而言，佛教團體的經濟力量就成為國家可以使用的力量，而國家付出的成本也最低，因此筆者以福建路地區的佛教與地方菁英的關係作為探討重心，研究此地社會團體彼此勢力的消長，其中有交融也有衝突。就整體而言，佛教資產由私轉公，補充國家財政之不足，另一方面，也提供地方社會穩定的力量。同樣的，地方菁英也是穩定地方社會的力量，其中仍以地方官員的主導力較強，其餘的地方士人是輔佐的力量。佛教除了負擔國家財政外，還必須支付地方社會建設資金，再加上住持選舉制度的干擾，導致佛教逐漸弱化與腐化。另一方面，地方菁英透過科舉與政權結合，獲得自身保障與力量，除了可以推廣自身信念外，也可以避免自身資產被國家侵奪，甚至有功名的道學家還可以藉此攻擊佛教。在地方社會中，地方菁英的勢力上升，而佛教卻是走向弱化，最後地方菁英取得主導優勢，為往後仕紳社會預留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