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研究動機及目的 中央政府總預算，乃國家某一年度歲入出之依據，國政上何者應與？何者應革？有何支出？重點何在？如何收入以應付各項支出？均為總預算表達之重心，亦為國家施政之藍圖。試若預算編制不良，不僅增加人民不必要之負擔，且國家經費如缺乏適當之分配，亦與國民福利有礙，可見其對國家施政與人民福利的影響，洵屬至深且鉅。 筆者曾任職於立法院預算委員會，有幸在國會山莊實際參與預算審議之作業，傾聆總預算之質詢與答覆，益感其重要性；惟以斯項資料收集不易，坊間少有此類論著，乃有志對現階段中央政府總預算之興革作一探討，冀期拋磚引玉，使中央政府總預算之編制與審查，能夠愈趨核實更加進步，斯為本文之研究動機及目的。 貳、研究範圍 本文之研究範圍，係以現階段中央政府總預算為主，另對與之相輔相成之「政府預算制度」亦作一探討；至於國防、外交部分，事涉國家機密，自不屬本文研討之列。另因中央政府總預算涵蓋內容十分廣泛，本文僅就與「預算內容」或「制度主體」有關者加以探討，至若各項預算單位在業務上、經營上如何與革？則不屬本文研討之列。 參、研究方法 本文之研究方法，係以敘述性（Descriptive）及探索性（Exploratory）之方式進行，就政府遷台以來各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加以分析，另就立法院審議斯項預算之改進意見加以整理，並輔以學理上之探討，冀期使理論與實務相融合。 惟以社會科學之興革建議，本難有必然之答案，文中所提之改進建議，當屬「探討性之意見」，絕非冀圖以之作為最完美之定讞。 肆、論文結構： 本文分五章十六節，都七萬餘言。其內容大要為： 第一章：緒論。首論政府預算之基本功能，並就總預算之內容及審議現況作一概述，同時闡述現階段政府的預算政策。 第二章：當前我國預算制度的研討。旨在比較研究政府預算制度的各種型態，同時探討我國現行預算制度，並試擬改進之建議。 第三章：現階段國家總預算的檢討與改進。旨在就當前國家總預算的幾許重大問題加以探討，最後舉述近年國會審議後之改進意見。 第四章：國營事業營業預算的檢討與改造。首先探討建立預算制度的幾個前提問題，並就當前國營事業營業預算的幾許重大問題提出改進建議，最後列舉年來國會審查斯項預算後的改進意見。 第五章：結論：就本文提出總結，並對後繼之研究者託予寄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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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對政府的組織、人事、政策擁有決定權，兩者關係為黨領導下的相互重疊，是列寧式政黨及其取得政權後所建立之「黨國體制」（party-state system）的主要特徵之一。雖然經過近二十年來改革開放潮流的薰陶，使得中國共產黨對於地方行政官僚、軍隊、社會團體等各方面的控制力均有鬆動跡象，但是不可否認的，其數十年來「以黨領政」、「黨指揮槍」的運作模式，至今仍然能夠透過諸多黨內高層人士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軍隊相互兼職的方式來得到進一步延續。就當今政治學界而言，有關於政府決策過程的研究到目前為止仍多僅止於臆測。在民主國家中進行研究尚且如此，相形之下，共產國家則又更增添了幾分神秘色彩。也正因此，探索共產黨內核心組織變遷的因果關係，黨內核心組織成員在中央乃至地方之黨、政、軍兼職背後所代表的意義，以及黨內高層人事異動與組織變遷兩者間的交互作用，將使吾人對共產國家之政策走向有更進一步的瞭解。 就中國共產黨而言，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即為其核心組織，總書記、黨主席、黨副主席、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等職位則代表核心組織成員之職權範圍，兩者匯合即構成所謂的「最高領導制度」。相信透過本論文的研究，對於中國共產黨，乃至於中共政權的政策走向作更精確、更細緻判斷方面將會有所幫助。 本研究共計六章，第一章為緒論，內容包括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文獻回顧、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章節結構等五大部分，目的在於對本研究之內容與方向作一說明。第二章至第五章為本研究之主體，依循歷史演進的順序，以「六屆五中全會」、「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及「十二大」三次會議的召開作為鄰近各章之分界點，對於總書記及黨主席（包含副主席）與黨內核心組織─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三者及其成員間之關係，就組織變遷、人事異動、成員兼職等諸多層面分別進行深入探討。本研究主體各章依據前述方式分期，除了考慮到橫跨時間點與資料配置上的均衡，以及整理分析上的方便之外，「六屆五中全會」、「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及「十二大」在中共黨組織史上別具意義也是重要原因。「六屆五中全會」係中央書記處成為最高領導制度中重要組成部分之源頭所在，也是「總書記」與「中央書記處」兩者並行之濫觴所在；「八屆十一中全會」是現今最高領導制度在「文革」衝擊下進入劇烈變動時期的導火線，中央書記處的功能從先前的「八屆十中全會」開始轉弱並趨於癱瘓，最後甚且造成最高領導制度的近乎全面瓦解；「十二大」則是「總書記」與「中央書記處」在黨章中重現，現今最高領導制度正式回歸「八屆十一中全會」前景況之起始點。第六章則是結論，除了對最高領導制度發展之經過加以統合整理，將其中糾葛紛雜的人事互動關係進一步釐清之外，也試圖在最後一節，以自江澤民擔任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後首次全國黨代表大會─「十四大」召開至今為時六年有餘的制度變遷過程作為主要分析架構，並且將「十四大」召開前之制度變遷史引為解釋、預測之佐證，對其最高領導制度未來之可能發展作一初步探討。

傳播為長遠而複雜的過程，目的在建立同通性或藉以影響別人，其能否產生預期的效果，部份決定於傳播機構本身的努力，部份受人類有關個人及社會的複雜因素的影響。 新聞傳播為進行宣傳的方式之一。本論文以中央通訊社對東南亞華僑傳真廣播（CFP）為研究對象，目的在探求此一全國性通訊機構，如何運用傳播技巧，塑造東南亞地區一千數百萬華僑對中華民國的良好映像。 本論文內容共分五章，第一章緒論，首先就中央社發生、功能作簡要介紹，並提出研究動機與研究重心。第二章研究方法，就CFP傳真稿之選樣、分類、歸納過程及內容分析方法之運用作必要的說明。第三章為CFP傳真稿資料分析，包括其主題，映像範圍和塑造映像的方法等。第四章討論，就CFP 傳真稿運用之一般傳播技巧加以討論，並發現其優劣點。第五章結論，是把前四章作一綜合說明，藉以瞭解中央社對東南亞華僑傳真廣播全貌，並提出建議。 本論文撰研期間，承蒙徐佳士老師悉心指導，衷心感激。又獲中央通訊社提供資料、本校統計研究所提供小型電子計算機、新聞研究所關紹箕諸同學等之多方協助，特此誌謝。

中央銀行自十九世紀中葉開始擔負控制信用之責任，一百餘年來，由於中央銀行控制信用的理論與經驗皆不斷的發展，故其政策性的目的標及操作的原理與方法，亦隨著時代的需要而不斷的改進。 現代的中央銀行，大都以安定匯率與物價，及成充分就業與適宜的經濟成長為離要目標。其中，物價的安定為一切經濟活動的基礎，因而具有較重要的意義，此亦為中央銀行應具有自主性的主要根據。 按中央銀行的主要操作方法，可分為量的控制與質的控制兩類。前者係就一般信用加以控制，後者係就若干特殊部門之信用加以控制。就量的控制言，主要有再貼現率政策、公開市場操作與伸縮性準備率政策等操作方法。再貼現率政策以短期利率調整信用之供需；公開市場操作主要係對長期資本市場加以直接幹預；至伸縮性準備率政策，則係透過存款準備的增減，影響信用供應。就質的控制言，則主要係依照不同用途的資金，實施差別性的控制，以加強控制信用的效果。 上述各種操作方法，皆係隨著環境的演變與理論的進展，經過多次的嘗試與錯誤演進而成。大致言之，在第一次大戰以前，中央銀行的主要責任為維持匯率安定，達成國際均衡，故其操作方法乃以再貼現率政策為中心，兩次大戰之間，穩定物價，達成充分就業，變成中央銀行的重要目標；此時公開市場操作的重要性大為增加，而伸縮性準備政策於焉開始。至一九五○年代，促進經濟成長與提高國民所得成為經濟政策的中心目標，是亦成為中央銀行的新任務。英格蘭銀行以「換債操作」控制信用、與美國實施「庫券唯一政策」，為二次大戰後中央銀行操作方法上的重要進展。「換債操作」能直接幹預利率結構，影響流動性，因而受到重視；「庫券唯一政策」則因思潮演變與環境變遷而告廢止。 就公開市場操作與伸縮性準備率政策之比較而言，在信用制度發達的國家，前者目較後者為優；但在信用制度未發達的國家或任何國家遭遇特殊情況，後者卻有優於前者之處。至質的控制方法，則大都係應付戰時或緊急情況之臨時對策，為量的控制之補助手段，而不適於平時經常經常操作。道義說服之運用，雖富彈性，但究亦屬於其他操作方法之補充性手段。 要之，中央銀行制度的形成，各國情形不一；但其創立要旨與立法精神之受時代思潮與經濟環境的影響，殆無疑義。至中央銀行之操作方法，固無一成不變的規範，惟根據有關理論，就現實環境作因勢制宜的判斷，以控制信用，此即「中央銀行業務」之精義。

本論文運用國家能力( state capacity )理論，主要從中共政權結構的垂直面向，即中央與地方互動時所產生的各種關係的角度切入，研究其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各種節制手段，以維持總體政權穩定的能力。國家能力指的就是中央政府的能力，包括財政汲取能力、經濟調控能力、合法化能力和強制能力等四種。 首先，從歷史研究的角度，分五節就中共建政後到改革開放前的中央與地方關係(主要為財政經濟方面的關係)，做一概要性的回顧與檢視，以作為其餘各章在討論中國大陸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節制能力時之基礎(第二章)。 其次，以改革開放後的中央與地方關係的內容( 包括行政關係、立法關係、財經關係) 為經緯，探討中國大陸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節制的各種能力，從而形成總體的節制機制，包括：行政節制能力(第三章)、立法節制能力(第四章)、財經節制能力(第五章)、其他節制能力(第六章)等。

不論是單一制或是聯邦制的國家，多層級政府體制的建立，對於現代民主國家而言，具有政治與經濟雙重的重大功能。而財政是影響中央與地方政府關係的最主要因素，因此，本研究乃是以地方自治與地方財政問題為探討的基礎，藉由對其、美兩國中央與地方財政關係發展與趨勢的探討，參酌我國的現狀，並以中央對地方之國民教育補助為個案研究對象，深入了解我國三級政府間的實際互動情形，對我國未來中央與地方關係的建構與地方自治的發展，提出建議： 　　一．在我國中央與地方關係的建構方向上，以下幾點值得注意： 　　1.政治體制的特殊性：是當前我國中央與地方關係上所面臨的最大困境，亦即必須在實際有效統治範圍--臺澎金馬地區中，置放以大中國版圖為設計基礎的三級政府體制。 　　2.省政府虛級化與協調功能：目前省政府與中央政府的職能明顯的重複，組織架構疊床架屋，對於中央與地方關係均定位與行政效率都有相當不利的影響，然而在廢除省此一層級並無政治可行性的情況下，省府「虛級化」應為另一次善的解決途徑。省府應扮演中央與地方政府居中溝通與協調的角色，而不宜過分介入地方政府的職權範圍。 　　3.中央與地方政府功能的區分：一般內政事務的功能上，中央與地方功能的區分十分混淆，因此要截然「橫向」的劃分各級政府的功能殊不容易；而中央欲「縱向」的收編過多地方政府的職權，亦有相當的困難。 　　4.根據公共財生產的區分中央與地方（縣市）政府職能：將某一專項的地方政府職能，如國民教育，縱向的由中央收為統籌辦理，負責政策所有經費的支出與執行，其餘的職能則橫向的明確劃分，作最適當的安排，既能達成「簡化」與「分權」的精神，又能符合我國的國情，使改革所造成的衝擊減少到最低程度。臺灣地區幅員狹小，三級政府體制顯然行政層級過多，因此公共財提供者的區分仍宜以中央與縣市政府為主要對象，而省府則以負責廣域性、統籌性、協調性事務為主。 　　5.地方財政自主有一定極限：地方財政狀況不佳的問題，並不能藉由修改財政收支劃分法而獲得完全的解決，受限於自然或人文條件的不同，許多地方根本不可能自給自足。因此，中央適度的補助是必須的。 　　6.中央經由補助對地方的影響不應該是單向命令與主導模式：中央在制定補助款運用的條件與限制之前，應加強與地方政府的溝通，以了解地方的實際狀況與需求，而在執行上，也應在許可的範圍內，給予地方政府較大的自主空間，使經費能以最有效的方式，用於最需要解決的問題之上。 　　本研究建議我國國民教育職權應由中央統籌辦理，不再由地方政府負責。將地方政府的國民教育收為中央辦理有以下的理由： 　　1.解決地方政府財政問題。 　　2.提昇行政效率與效能。 　　3.保障教育此一殊價財應有的地位。 　　二．在我國地方政府方面，因應地方民主觀念的轉變，地方政府在角色與管理上也必須有所調整： 　　1.地方化：地方公共服務的傳遞乃是由地方人民與地方政府人員共同完成。地方事物的推動，應凝聚地方人民參與的感情，地方的公務人員也應該主動積極的盡量接近民眾，了解民眾需求，為人民服務，凸顯地方的特色。 　　2.服務的整合與管理的授權：地方的各種地方公共服務應該打破以往的本位主義，水平彈性的整合各項對人民的服務，以滿足人民多方面的需求。地方政府應充份的授權地方行政人員、第三部門，給予相當的財政與策略運用自主權，以迅速準確的回應人民的需求。 　　3.企業經營理念的培養：地方政府可視之為一「公共服務企業」，將企業經營的理念帶入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中，以擴大地方政府財源。 　　4.地方政府的民主化：以往代表性的地方民主已經無法滿足地方人民對地方公共服務提供的要求，取而代之的是強調地方人民涉入的參與性地方民主，因此地方政府應鼓勵地方人民參與地方事務。 　　5.地方政府組織文化與人民觀念的改變：地方政府必須跳脫以往層級節制的組織運作模式，父權主宰的統治心態，官僚守舊的保守漸進作風，以積極的、創新的、前瞻的、彈性的、整合的全新組織文化來迎接挑戰。而地方人民心態上也應建立公共服務的成本概念，除了重視自身的權利，更要善盡自己應盡的義務，體認地方政府乃是每一個地方居民的生命共同體，對與自己有切身關係的地方公共事務，給予關注並奉獻一己之力。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人間・環境学) / 甲第19813号 / 人博第784号 / 新制||人||188(附属図書館) / 27||人博||784(吉田南総合図書館) / 32849 / 京都大学大学院人間・環境学研究科共生文明学専攻 / (主査)教授 松浦 茂, 教授 江田 憲治, 教授 井谷 鋼造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Human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 摘 要 》 當今傳播科技發展速度日新月異，衛星電視、網際網路、廣播、印刷媒介、通訊社等互相結合，擴充效果的情況愈加明顯與頻繁。全球化的風潮促使世界各國的依存度與競爭態勢升高，這股資訊浪潮對傳播工具的改革與傳播媒體的再造，扮演了推波助瀾的角色。 環顧全球眾多國際傳播媒體，如美國的VOA，德國的德國之聲，英國的BBC，日本的NHK等機構，都結合廣播、電視與網路全球服務，擴大其傳播與影響範圍，也造就他們在國際傳播領域上的重要地位。更有透過全球傳播機構的結盟主張，使自家的廣電節目得以透過衛星或其他國家的當地有線、無線業者做轉播（rebroadcast）服務，以便達到更清楚有效、影響範圍更廣的傳播目的。 不過，檢視台灣的國際傳播機構中央通訊社、中央廣播電台與宏觀電視發現，雖然他們也都致力開發新的電子媒介服務內容，但仍舊處於單打獨鬥局面，較之時下國際多媒體合併經營的方式大有不同。尤其陳水扁總統亦曾發表「為協助中國推動民主化，應整合中央廣播電台、中央通訊社等公共媒體資源，成為台灣向國際及中國大陸推廣民主經驗的『台灣之音』，一如美國之音所扮演的國際宣傳角色」的說法。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目就是希望以國際上知名傳播機構的經驗並與台灣國際傳媒的現實狀況比較分析，藉以探討適合台灣發展的國際傳播模式，提供未來參考與建議。 本論文架構共分六章，第一章緒論；第二章文獻回顧與相關理論；第三章研究方法；第四章國內外國際傳播機構現況分析；第五章台灣國際傳播機構整合之綜合分析；第六章結論與建議。為了能深入瞭解國內外國際傳播產業的經營型態與現況，並評估台灣國際傳播機構追隨國際趨勢進行整合的可行性，本研究採取四種研究方法，分別為文獻回顧、個案比較、深入訪談與參與觀察等方式進行研究。 在文獻回顧部分，第一節「國際傳播的形貌」係針對國際傳播的發展、型態、目的與呈現方式作綜合整理；第二節「全球化下的媒體經營規模與趨勢」係探討在全球化的風潮下，傳播產業所產生的改變與結構調整；第三節「非營利傳播機構的經營與管理」係針對非營利性質的傳播機構經營做探討；第四節相關理論則是選擇與傳播相關之宣傳理論、依附理論以及本研究題目相關之企業購併與組織變革理論探討。 而個案比較與深入訪談的對象，國際部分包括知名的國際傳播機構美國之音、德國之聲、英國國家廣播公司與日本放送協會，台灣方面則是有中央通訊社、中央廣播電台、宏觀電視與新聞局。除對以上機構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外，並透過以上機構之工作人員實際訪談，對他們的機構組織、服務型態與內容進行分析比較。其次再以台灣之情況與之對照，分析台灣傳媒機構與其之差異性，探討可以改變的空間與未來之規劃。至於參與觀察對象設定為中央廣播電台，除因研究者本身參與國際傳播工作外，亦因今日許多國際重要傳媒，最初皆是先由廣播發展，再漸次擴展至電視、網路領域。故鎖定中央廣播電台為實際觀察對象，主要以觀察電台內部之運作、成員認知、組織認同與營運策略方向。 第四章係針對國際上純粹從事國際廣播與國際電視業務的美國之音、德國之聲以及包括兼具國內外廣播與電視服務的英國國家廣播公司與日本放送協會NHK以及台灣的中央通訊社、中央廣播電台與宏觀電視予以個別介紹。除針對個別媒體詳述外，並分別從制度面與運作面比較對照上述媒體的國際廣播與電視服務內容，得知國外媒體不僅忠於使命，更有許多獨到經營特色，除在體質、使命與結構上與台灣不盡相同外，資源運用也有一大段差距，但是他山之石的成功營運經驗，亦可做為台灣國際傳播機構現階段與未來營運規劃的參考。該部份分別在第三和第四節中詳述。 第五章係整理在深入訪談中，接受訪問之台灣主要國際傳播機構與主管單位在機構整合議題上的看法，並從不同角度與層面探討如何擴大台灣國際傳播工作的效能。最後在第六章將研究所得做成結論並提出建議。 本研究共獲致下列結論，首先在國際傳播機構的經營現況上： l 科技匯流時代來臨，傳媒界線愈加模糊，單打獨鬥的經營型態無法與合縱連橫模式競爭。 l 建立人力與節目資源分享平台，節省人力與經費支出，將有限的人力、經費、設備做最有效的分配與利用。 l 政府扮演全力支持的角色，但少有政治干預與政黨的操作，以維持個別機構的獨立性與確保報導內容的公正客觀。 l 加強行銷，時下國際傳播機構極力擴充合作與行銷對象，包括與海內外同業結盟以及進行跨業聯盟。 l 重視與加強對國際社會的回饋與公共服務。 l 確切掌握人才、資金、行銷、服務、技術研發、政府法令與管理等若干問題，培養永續經營能力。 至於在台灣整合現有機構成立綜合性國際傳播媒體所獲致的結論為： l 新聞局對台灣之音的現階段規劃傾向資源整合平台的建立，而非機構整合。 l 欠缺相關法源支持機構整合。且相關立法還必須兼顧到土地、機器、資金、財產與人員的合併等問題。 l 台灣國際傳播機構整合問題，牽涉到各單位本位主義，以及組織中的專業人士，對既有權力與既有資源分配產生威脅的抗拒，因此現階段各機構與新聞局仍以維持各機構現狀運作，從事資源整合為目標。 另外本研究亦提出若干建議，首先在未來台灣的綜合傳播機構「台灣之音」方面： l 機構定位宜清楚明確。 l 強化品牌，建立階段性努力目標。可自我期許成為國際社會裡華人傳播圈的BBC、VOA、DW與NHK，同時亦成為國際中接收台灣資訊、華人訊息的不二管道。亦即建立起「台灣之音」的品牌代表性。 l 節目與實質服務內容的加強。為讓台灣在世界發聲、提高台灣能見度，應加強外語節目的播送，尤其應加重英語節目的製播，方能達到國際宣傳，讓台灣在國際曝光的目的。 l 重視未來發展，應重視技術研發與專業管理、媒體人才的培養，以厚植永續經營的基礎。 l 經營成效應公開，取之於國家，用之於國家，應對社會公佈資金運用與經營成效的年報資料以昭公信。 l 建立健全有效的管理機制與經營團隊，有專業的媒體人負責規劃管理，去除不必要的人事酬庸與政治任命，更要拋卻私人情誼之人事任用，建立媒體與人事的績效評核制度，達到組織再造的功能。 l 加強溝通減低組織變革抗拒力，而組織文化的融合與新精神再造則有賴組織變革後新管理領導階層的能力加以溝通疏導。 另外也針對政府提出若干建議與看法： l 短期內以各國際傳播機構的資源整合為目標，但其功能要確切落實，以達到資源共享的目的，否則這項資源整合平台很可能只是成為延遲進行機構整合的託辭罷了。 l 資源整合非長久之計，長期而言，宜謀求設置常態性之綜合國際傳播機構。以追求節省人力、擴大規模、擴大機會與提昇資金配置效益，並減少疊床架屋、單打獨鬥之資源浪費，才能提昇傳播機構之影響力與知名度。 l 宜積極進行同質公營電台整合，但過程應予透明。但其過程勢必遭遇各種抗拒與各方角力，因此整合過程亦應予透明公開，以昭社會公信。 l 法令的修訂速度宜加快。有關傳播機構整合、國內與國際播出方向、公營媒體的頻道調整分配、媒體經營模式等，甚至政府組織再造後與媒體產業相關業務，事權該如何統籌或分配，皆有賴法源依據方可進行。 l 政府應全力支援台灣國際傳播工作進行。其次，結合跨部會合作，積極促成台灣影音媒體在海外的播出機會。第三，建立與國際傳播機構良好的溝通管道與機制，秉持關心但不干預，支持但不左右的立場，協助台灣國際傳播機構建立永續經營的良好基礎。

我國近代報紙萌芽始於清末外人的在華辦報，雖然外人也將企業化經營手法帶進中國，但當時國人為與清廷抗爭，辦報多注重言論，而忽略報紙經營的重要性。民國以後，絕大多數報紙仍停留在個人辦報時代，至北伐後，企業化經營理念才普為報人接受，但因戰禍連綿，報紙推行企業化的成效難免受挫。遷台後，由於政治安定、經濟繁榮、教育普及，為報業提供絕佳的發展環境。而各報亦厲行企業化以求生存，所以企業化對台灣報紙而言，是一不爭的事實，也是遷台後我國報業的最大特色。 有關台灣報紙新聞內容之研究論文為數不少，但對其企業化經營過程之論著卻付諸闕如。因此，本文試以國內二大報紙--中央日報及聯合報為例，來對台灣報紙企業化經營過程作一探討，並運用政府出版品發表的統計資料，以印證四十年來報業成長與我國政治、經濟、社會的發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為篳路藍縷的早期，用以凸顯台灣報紙從無到有的發展情形。第二章機器設備的更新，試以社址的闢建、印刷設備的現代化，及報業自動化的嘗試三方面來看報紙的發展。第三章發行的推廣，對於報社本身的努力及時代背景的助力均有所探討。第四章廣告的發展，以報紙廣告發展與各時期經濟成長有著密切關係，乃分從四?、五?、六?、七?年代來談報紙廣告的成長。第五章報系的發展，則由人事制度、社會服務、多角化經營，以及報業發展與國家現代化等四方面來作說明。 本研究發現，四十年來台灣在社會、經濟、政治方面的長足進步，是促使報業成長的客觀因素，而報社本身在設備、發行和廣告上的力求改進，則是一值得肯定的事實。不過，歷經四十年的發展，台灣報紙的發行量和廣告量已明顯集中於少數報紙，而發行、廣告特佳的報紙又極力擴大事業範圍，使報系規模的發展大小不一。此外，報業間的激烈競爭，使報紙內容難免以迎合讀者低級趣味為取向，且部分報人對新聞道德及報導原則的不再堅持，均對社會產生負面影響，實亟待改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