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是單一制或是聯邦制的國家，多層級政府體制的建立，對於現代民主國家而言，具有政治與經濟雙重的重大功能。而財政是影響中央與地方政府關係的最主要因素，因此，本研究乃是以地方自治與地方財政問題為探討的基礎，藉由對其、美兩國中央與地方財政關係發展與趨勢的探討，參酌我國的現狀，並以中央對地方之國民教育補助為個案研究對象，深入了解我國三級政府間的實際互動情形，對我國未來中央與地方關係的建構與地方自治的發展，提出建議： 　　一．在我國中央與地方關係的建構方向上，以下幾點值得注意： 　　1.政治體制的特殊性：是當前我國中央與地方關係上所面臨的最大困境，亦即必須在實際有效統治範圍--臺澎金馬地區中，置放以大中國版圖為設計基礎的三級政府體制。 　　2.省政府虛級化與協調功能：目前省政府與中央政府的職能明顯的重複，組織架構疊床架屋，對於中央與地方關係均定位與行政效率都有相當不利的影響，然而在廢除省此一層級並無政治可行性的情況下，省府「虛級化」應為另一次善的解決途徑。省府應扮演中央與地方政府居中溝通與協調的角色，而不宜過分介入地方政府的職權範圍。 　　3.中央與地方政府功能的區分：一般內政事務的功能上，中央與地方功能的區分十分混淆，因此要截然「橫向」的劃分各級政府的功能殊不容易；而中央欲「縱向」的收編過多地方政府的職權，亦有相當的困難。 　　4.根據公共財生產的區分中央與地方（縣市）政府職能：將某一專項的地方政府職能，如國民教育，縱向的由中央收為統籌辦理，負責政策所有經費的支出與執行，其餘的職能則橫向的明確劃分，作最適當的安排，既能達成「簡化」與「分權」的精神，又能符合我國的國情，使改革所造成的衝擊減少到最低程度。臺灣地區幅員狹小，三級政府體制顯然行政層級過多，因此公共財提供者的區分仍宜以中央與縣市政府為主要對象，而省府則以負責廣域性、統籌性、協調性事務為主。 　　5.地方財政自主有一定極限：地方財政狀況不佳的問題，並不能藉由修改財政收支劃分法而獲得完全的解決，受限於自然或人文條件的不同，許多地方根本不可能自給自足。因此，中央適度的補助是必須的。 　　6.中央經由補助對地方的影響不應該是單向命令與主導模式：中央在制定補助款運用的條件與限制之前，應加強與地方政府的溝通，以了解地方的實際狀況與需求，而在執行上，也應在許可的範圍內，給予地方政府較大的自主空間，使經費能以最有效的方式，用於最需要解決的問題之上。 　　本研究建議我國國民教育職權應由中央統籌辦理，不再由地方政府負責。將地方政府的國民教育收為中央辦理有以下的理由： 　　1.解決地方政府財政問題。 　　2.提昇行政效率與效能。 　　3.保障教育此一殊價財應有的地位。 　　二．在我國地方政府方面，因應地方民主觀念的轉變，地方政府在角色與管理上也必須有所調整： 　　1.地方化：地方公共服務的傳遞乃是由地方人民與地方政府人員共同完成。地方事物的推動，應凝聚地方人民參與的感情，地方的公務人員也應該主動積極的盡量接近民眾，了解民眾需求，為人民服務，凸顯地方的特色。 　　2.服務的整合與管理的授權：地方的各種地方公共服務應該打破以往的本位主義，水平彈性的整合各項對人民的服務，以滿足人民多方面的需求。地方政府應充份的授權地方行政人員、第三部門，給予相當的財政與策略運用自主權，以迅速準確的回應人民的需求。 　　3.企業經營理念的培養：地方政府可視之為一「公共服務企業」，將企業經營的理念帶入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中，以擴大地方政府財源。 　　4.地方政府的民主化：以往代表性的地方民主已經無法滿足地方人民對地方公共服務提供的要求，取而代之的是強調地方人民涉入的參與性地方民主，因此地方政府應鼓勵地方人民參與地方事務。 　　5.地方政府組織文化與人民觀念的改變：地方政府必須跳脫以往層級節制的組織運作模式，父權主宰的統治心態，官僚守舊的保守漸進作風，以積極的、創新的、前瞻的、彈性的、整合的全新組織文化來迎接挑戰。而地方人民心態上也應建立公共服務的成本概念，除了重視自身的權利，更要善盡自己應盡的義務，體認地方政府乃是每一個地方居民的生命共同體，對與自己有切身關係的地方公共事務，給予關注並奉獻一己之力。

在毛澤東的極權主義政權之下，中共的中央與地方關係經過不斷地改變過程。不過，雖然經過「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權力下放和中間的收權，中共的中央與地放一直屬於上傳下達的隸屬關係。到鄧小平時代，中共推動經濟改革政策，為了成功地實行經濟改革，在多方面採取權力下放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措施是「放權讓利」的財政體制改革和計劃體制改革。其結果，在很多方面獲得成功，且給地方很大的自主性。不過也有負面的現象，而且這些現象成為阻礙經濟改革的主要素。其中明現的現象是「地方保護主義」、「諸侯經濟」等的現象。地方保護主義是指從狹隘的局部利益出發，採取不合理的干預手段和措施，人為地製造障礙、限制、封鎖區際間相互貿易，割裂區際間資源技術、市場等的經濟聯繫。地方保護主義對中央與地方關係的影響深大。地方的自主性擴大導致地方主義之抬頭，影響到中央宏觀調控能力之弱化。因此中共中央採取整頓措施，不過這些整頓措施反而阻礙經濟改革的速度，而且遭到地方的抵制與反抗。中共十四大以後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加強經濟改革的速度，中央與地方關係也隨著待重構。

上世紀80年代中國產生了許多的變化，在經濟上採取較為開放的態度。汽車產業也在這樣的趨勢下與國外的跨國汽車企業合作，發展自己的汽車製造工業，至今中國已經成為最大的汽車製造國。為了發展汽車產業，中國透過國有企業與跨國企業合作成立許多合資公司，本文所取用的東風汽車集團與廣汽集團旗下都存在許多這樣的子公司。國家透過國有企業作為帶動產業發展的火車頭，但國有企業複雜的所有權問題牽涉中央與地方關係的運作，影響著汽車產業的發展。運用國有企業作為中介制度的同時，中央與地方關係也同時在運作，在長時間的發展下因國企所有權差異而產生的不同發展模型也逐漸變化，最終中國的汽車發展模式趨於類似。在這過程中，國家的影響實際上分做中央與地方同時進行，短期而言似乎看不到到中央的影響力，但就長期而言中央確實引導了中國汽車產業並助其發展。在理論方面，筆者以為中國汽車產業的成長長久以都是在國家資本主義的途徑上進行的，而非是發展型國家或管理型國家的模式。因為中國雖然引進市場經濟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但是實際上不管是中央還是地方的手都不曾離開過這個領域，即便是現在中國最主要的汽車生產與銷售仍舊以國有企業為主。 / China had has series transitions since 1980s years, and it had adopted open attitude at economical work. In this trend, state owner enterprises cooperated (SOEs) with foreign cross-national enterprises (CNEs) to develop self’s automotive industry. Now, China had become biggest country of automotive produce. For developing automotive industry, it established many companies by Chinese SOEs and foreign CNEs, for example Dongfeng motor group, Guangzhou automobile group. SOE like locomotive that it brings development, but it has problem of property that affect working of central-local relationship. While state utilizes SOE to be intermediary institution, central and local is continually interaction. In long time, ownership led to differently developmental model that was changed that trend to similar model. In fact, national affection is divide two parts: central and local. In short term, we difficultly observe central affection but, in long term, central affection is remake. In theoretically, I argue that Chinese automotiv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below to approach of state capitalism and it is not developmental state and regulatory state. China had work market economy but government, central and local, still intervenes domestic market, instead of major firm of Chinese produce and selling is SO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