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之樣本期間自民國94年3月1號起取消首五日漲跌幅限制後至民國98年12月31日為止所有新股上市的樣本，總計164個樣本，對初次公開發行首日流動性對與長短期績效的相關性進行研究。實證結果顯示，台灣的新股公開發行，平均首日報酬為59.9%，且t檢定顯著異於0，表示初次公開發行有明顯的折價情形，而公開發行之後的三年之間的長期調整後報酬正負互現，長期報酬t檢定不顯著異於0，並沒有證據顯示公開發行的長期績效不佳的情形。 流動性指標對與長短期績效皆有解釋能力，買賣價差和價差百分比越高表示流動性越差，則新股上市的首日報酬越高，顯示流動性溢酬確實存在。而交易週轉率越高，首日報酬越高，顯示交易週轉率並非為流動性的代理變數，其反應的是投資人間的意見分歧程度，週轉率越高表示意見分歧程度越高，則新股上市的折價幅度會越高。而越低的承銷價格及越大的市值會有顯著較高的首日報酬。 另外就流動性指標和長期報酬的關係，本研究發現，首筆成交秒數越長、ILLIQ值越大表示流動性越差，流動性越差會有顯著的一年期超額報酬，表示有長期績效亦有流動性溢酬的存在，而有創投支持的公司同樣也有一年期的超額報酬。 總體來說，流動性對於初次公開發行的長短期報酬皆有影響力，當流動性越差時，短期的確會造成新股上市的折價，長期則會有流動性溢酬。

發行量，對台灣的平面媒體而言一向是採保密態度，不做對外公開。然而對廣告主而言，將廣告預算投入有效媒體中，才能真正發揮行銷功能。對廣告代理商而言，善用有效媒體，才能替廣告主策劃最有效果的媒體購買計畫。因此，公平、公正、公開的「發行量稽核」，對廣告主、廣告代理商、媒體都是正面而有意義的。 　　本研究針對目前台灣成立ABC組織之推動與執行情況，與日本ABC組織之執行與推動情況作深入了解，並且彙整台灣與日本的實務界與學術界的觀點，探討： 　　1. 台灣ABC執行之爭議點 　　2. 日本ABC執行之經驗 　　3. 台灣ABC未來之發展 　　在研究方法上，先進行文獻探討、資料分析、與深度訪談，並深入分析日本與台灣兩地在推動上之差異性與共通性，以便為上述三點找出答案。 　　本研究中發現，台灣ABC組織目前仍存在之爭議點，在於媒體基於業務考量不願意公佈發行量，以及廣告主對於ABC組織不太重視與對ABC組織的信賴度問題。除非具有公信力，實質運作上客觀公正，有能力提供具體有效的稽核方法讓廣告主、廣告公司信服。因此，若交由廣告主來推動，讓廣告主決定將廣告刊登在有效且經過ABC組織稽核過的媒體上，相信對台灣ABC組織在執行與推動上必然會有所進展。 　　未來在台灣ABC組織或執行上無論廣告主、廣告代理商、媒體等都應該建立共識。廣告主必須透過廣告代理商向媒體施壓積極宣導發行量稽核的概念，為廣告發行的良性發展，ABC的存在與推動是絕對必要的。為達此共識，廣告主應適度施壓給媒體與廣告代理商，並邀請具有規模的報業集團加入稽核，因此廣告主協會(Advertisers Association, AA)應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日文摘要 / The circulation figures of printed media always have been treated as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by almost all publishers in Taiwan; they are seldom open to the public. However, to an advertiser, satisfactory marketing results can be obtained only through efficiently investing his advertising agency must prepare beforehand thoughtful media plan, or an effective media strategy. 　　This research explores the present Audit Bureau of Circulations (i.e. ABC) in Taiwan and also its counterpart in Japan, in terms of their positions, organizations, and activities; it also searches for the views of practitioners and academic in both Taiwan and Japan, so as to help understand: 　　1. Disputes about ABC activities in Taiwan 　　2. ABC activities in Japan 　　3. Future developments of ABC in Taiwan 　　As regards the research approach, this study first examined all related literature in this field, made data analysis, conducted in-depth interviews, and finally analyzed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of ABC activities in both Taiwan and Japan, in order to find answers to the above-stated three points. 　　Finally, the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turns out to be that: (1) publishers of Taiwan printed media, considering circulation figures as their business secret, usually are extremely reluctant to disclose such kind of data; (2) Taiwan advertisers neither value nor believe the reliability of ABC activities; and (3) unless ABC in Taiwan provides completely objective circulations report based on reliable auditing, both advertisers and advertising agencies cannot be easily won over. In fact, only when both advertisers and advertising agencies could recognize ABC functions, and also place advertisements in ABC-audited publications, then ABC would be enabled to play a real auditor’s role. 　　In the future, advertisers, advertising agencies, and media in Taiwan must build up a consensus on the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ies of ABC. In other words, advertisers should ask advertising agencies to select only audited publications, request leading publishers to support ABC and its auditing, and meanwhile demand all printed media to present their circulation figures to ABC. In other words, the Advertisers Association in Taiwan is obliged to play a more active role in this meaningful endeavor.

近年來，我國政府大力推動海外企業來台上市，成效亮眼。在這股熱潮下，為了解海外企業第一上市新股和第二上市台灣存託憑證於我國資本市場掛牌後的表現，本研究針對2009年四月至2010年十二月間，外國與本國發行人在台灣證券交易所新上市之股票和台灣存託憑證進行實證分析。除檢定其是否存在異常報酬外，並綜合過往文獻、相關法令規範及迴歸分析結果，探討影響其異常報酬的可能原因。本研究主要發現如下： （1）國內外企業在台新上市股票及台灣存託憑證均具有顯著的期初異常報酬，其高低依序為－海外企業第一上市新股、國內企業新上市股票、海外企業第二上市台灣存託憑證。 （2）台灣存託憑證期初異常報酬的成因並非來自於承銷價格的低估，而是來自於投資人對於蜜月行情的過度反應。其主要證據為－平均達3%的發行溢價、蜜月期結束後顯著為負的累積異常報酬、及對期初異常報酬最具影響力的示範效果因子。 （3）國內企業在台新上市股票期初異常報酬的成因主要來自於承銷商與發行公司資訊不對稱所造成的承銷價格低估。其主要證據為－新股上市後穩定且接近1.5%的累積異常報酬、及對期初異常報酬最具影響力的折價幅度因子。 （4）海外企業來台第一上市新股異常報酬的成因可能部分來自於發行公司與投資人資訊不對稱所造成的承銷價格低估；部分則可能來自於投資人對蜜月行情的過度反應。其主要證據為－蜜月期結束後為負的累積異常報酬、及海外企業來台第一上市新股與國內新上市股票的合併資料迴歸中，群體效果、中籤率與海外第一上市名目變數等顯著影響因子的間接支持。 / This study attempts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t patterns of the abnormal returns of Taiwan listings by foreign issuers and IPOs by domestic issuers, for the period from April, 2009 through December, 2010. Of particular interest is to examine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abnormal returns. The major findings of the study are as the follows: (1)Empiric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all Taiwan listing stocks, including IPOs by foreign and domestic issuers and TDRs, have significant abnormal initial returns. Among them, IPOs by foreign issuers show the highest abnormal initial returns while TDRs show the lowest. (2)Evidences like the negative CARs, the average 3% premium of TDR issuance and the demonstration effect suggest that investor overreaction could be a major factor contributing to TDRs’ significant abnormal initial returns. (3)Evidences also suggest the under-pricing by the better-informed underwriters may cause significant abnormal initial returns of IPOs by domestic issuers. The IPO discount is discussed as an in-depth demonstration. (4)The study assumes that the significant abnormal initial returns of IPOs by foreign issuers partly result from the under-pricing as a signal to attract investors, and partly result from investor overreaction.

隨著全球化深化發展，人才作為一種生產要素其價值不斷提升。不論在公開發行公司還是非公開發行公司中，員工獎酬制度對於提高公司績效之作用愈來愈明顯。而員工獎酬制度是否能夠發揮激勵員工，並促進公司經營之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仰賴於良善的公司治理制度。同時，當員工獎酬制度是以股票形式向員工發行時，其可能對原股東、員工、債權人等產生一定影響，本文將進一步就其對各主體之影響分析發行員工獎酬制度之利弊。 本文將論述之重點放在台灣現行公司法中的四種員工獎酬制度，包括員工酬勞、員工新股認股權、員工認股權憑證及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其中員工酬勞與員工新股認股權制度為對員工事前之獎勵，為公司法法定強制要求；員工認股權憑證與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制度為對員工事後之獎勵，公司自主選擇是否發行該股票。本文著重從四種制度之決定機關、發行價格、發行對象等角度進一步說明其合理性及產生之理論與實務之問題。 此外，本文亦著重分析大陸2016年出台之「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管理辦法」，亦從其對決定機關、發行價格、股票來源及發行對象等角度說明制度之設計原因，並對「管理辦法」之修正內容進行進一步分析，包括強化資訊揭露與擴大律師等專業人士之參與程度。 本文亦通過對非公開發行公司所運用之契約條文條款與實務中，分析員工認股權憑證制度在實務運用之作用，同時進一步比較兩岸在員工獎酬制度之異同點。通過上述之分析，本文結合台灣公司法全盤修正委員會所提出之建議，強調公司自治之重要性，對台灣與大陸現行員工獎酬制度就決定機關、發行價格、發行對象提出具體之意見。

我國近代報紙萌芽始於清末外人的在華辦報，雖然外人也將企業化經營手法帶進中國，但當時國人為與清廷抗爭，辦報多注重言論，而忽略報紙經營的重要性。民國以後，絕大多數報紙仍停留在個人辦報時代，至北伐後，企業化經營理念才普為報人接受，但因戰禍連綿，報紙推行企業化的成效難免受挫。遷台後，由於政治安定、經濟繁榮、教育普及，為報業提供絕佳的發展環境。而各報亦厲行企業化以求生存，所以企業化對台灣報紙而言，是一不爭的事實，也是遷台後我國報業的最大特色。 有關台灣報紙新聞內容之研究論文為數不少，但對其企業化經營過程之論著卻付諸闕如。因此，本文試以國內二大報紙--中央日報及聯合報為例，來對台灣報紙企業化經營過程作一探討，並運用政府出版品發表的統計資料，以印證四十年來報業成長與我國政治、經濟、社會的發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為篳路藍縷的早期，用以凸顯台灣報紙從無到有的發展情形。第二章機器設備的更新，試以社址的闢建、印刷設備的現代化，及報業自動化的嘗試三方面來看報紙的發展。第三章發行的推廣，對於報社本身的努力及時代背景的助力均有所探討。第四章廣告的發展，以報紙廣告發展與各時期經濟成長有著密切關係，乃分從四?、五?、六?、七?年代來談報紙廣告的成長。第五章報系的發展，則由人事制度、社會服務、多角化經營，以及報業發展與國家現代化等四方面來作說明。 本研究發現，四十年來台灣在社會、經濟、政治方面的長足進步，是促使報業成長的客觀因素，而報社本身在設備、發行和廣告上的力求改進，則是一值得肯定的事實。不過，歷經四十年的發展，台灣報紙的發行量和廣告量已明顯集中於少數報紙，而發行、廣告特佳的報紙又極力擴大事業範圍，使報系規模的發展大小不一。此外，報業間的激烈競爭，使報紙內容難免以迎合讀者低級趣味為取向，且部分報人對新聞道德及報導原則的不再堅持，均對社會產生負面影響，實亟待改進。

敝人在景氣波動劇烈的半導體產業工作逾十二年，除了對產業本身有一定的了解外，卻往往忽略了半導體產業的籌資工具對員工分紅暨投資理財的影響。畢竟，舉凡員工認購權證、股票股利政策、可轉換公司債、海外可轉債等看似公司的財務籌措手段之一，然而在此計算的背後，盡是與原始股東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因此敝人想藉由此一主題的研究，搭起金融工具與電子產業特性的橋樑，不僅在個人的投資理財技術上能有所增進，也希望為大多數的”非核心”股東，一窺公司治理在財務操作上所引發的意涵。 故本研究目的包括：（1）資本市場融資與企業財務特性：為求穩健經營，企業籌資管道除了考慮本身的負債比率與股權結構外，也必須在面對不同生命周期時對資金需求迥異而選擇特定的籌資工具（2）DRAM產業背景介紹：之所以選擇DRAM作為研究的標的，除了與敝人多年的工作經驗有關外，更重要的是藉由此一波動幅度極大的產業來凸顯近來衍生出的金融工具—ECB的本質與市場波動的關聯性 ( 3 ) 個案討論：以南亞科技發行ECB為例，探討發行前後與股價之表現與關係，同時市場對景氣的預測以及定價模型的適切性給予投資人什麼樣的景氣符號 ( 4 ) 在文末的結論與建議，希望提出兩個構面的建議：一是對發行者而言，是否有其他更適切的籌資管道；二是對投資者而言，如何去解讀公司治理團隊所欲釋放的市場訊息。 本研究採個案研究法，僅以台灣DRAM產業中的代表性公司—南亞科技為例，以剖析ECB籌資工具與波動性大的DRAM製造商，是否如理論般地符合ECB特性的發行公司；尤有甚者，發行後公司表現是否也符合市場期待。

財政部委託台灣銀行發行公益彩券，發行彩券固然會產生效益，但也會帶來成本，對整體社會而言，究竟是產生正面效果或負面效果，必須做更進一步地探討。本研究是基於整體社會立場研究彩券，希望藉此瞭解台灣地區彩券發行所產生的社會效益和社會成本，比較發行彩券的社會效益及社會成本，並對彩券之政策提供建議。 本研究根據國外文獻資料參考他們在計算彩券發行的效益及成本所採用的分類項目和計算方式，再依照我國現今的情況調整台灣地區發行彩券社會效益及社會成本所採用的分類項目和計算方式，由於台灣地區發行彩券目前正處於初期，大部分的社會成本尚未發生，本研究分成兩個階段來進行成本效益分析，第一階段是依照目前實際已發生的效益及成本來計算，此階段是指彩券發行前五期或一年之內，第二階段是對台灣目前尚未發生但未來可能會發生的社會成本加以估計，此階段是指彩券發行一年之後，以確保能夠更精確計算彩券發行的社會效益及社會成本。 本研究除了針對問卷調查結果做分析之外，對於有形的社會效益及社會成本項目，則直接向政府相關單位索取資料並加以計算，對於可量化的無形社會效益及社會成本項目，則利用模擬的方法加以估計，使其接近真實的情況，最後加以總合作成本效益分析。 根據問卷調查的結果及更進一步的探討，得到結論如下所列： 一、民眾視彩券為一種娛樂產品，以娛樂者的心態購買彩券，因此，民眾對於彩券的購買都是自願性的。 二、目前民眾均是使用零用錢或閒置的金錢去做消遣、娛樂性的花費，所以，購買彩券不致於會造成個人或家庭財務危機。 三、大多數民眾購買彩券不會影響或改變其生活，購買彩券目前造成工作生產力降低的結果較小，且不會造成工作天數的減少。 四、台灣地區彩券發行初期，由於沈溺賭博的現象幾乎不存在，所以，彩券發行初期為社會帶來的淨效益很大。 五、台灣地區彩券發行一段時日之後，即使問題賭博逐漸明顯，彩券發行仍然為社會帶來淨效益，對整體社會仍然產生正面效果。 台灣地區在彩券發行初期，甚至在彩券發行一段時日之後，發行彩券所帶來的社會效益均大於社會成本，對整體社會有正面的效果，所以，發行機構可以增加彩券發行量，不僅對社會福利措施有所幫助亦可以增加政府的稅收。

過去有關集團企業之研究，多偏重在探討集團企業多角化與績效之間的關係，而本研究嘗試以新的觀點，探討在資訊不對稱下集團企業所帶來的好處。 本研究提出若IPO的公司隸屬於集團企業，可降低承銷商與投資人的風險，使得IPO股票折價幅度降低之假設，並由台灣證券交易所網站，選取民國90年1月至民國98年12月底為止在台灣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之139家新上市公司為樣本，以做為分析之用。 根據本研究實證結果，在控制公司規模、漲跌幅新舊制、產業類別、與成立年數等變數下，當上市公司隸屬於集團企業時，相較於非集團企業之上市公司，其折價幅度平均低了8.777%。 而在把「電子業樣本」與「非電子業樣本」分開討論下，「電子業樣本」中，當上市公司隸屬於集團企業時，相較於非集團企業之上市公司，其折價幅度平均只低了1.055%；而「非電子業樣本」中，當上市公司隸屬於集團企業時，相較於非集團企業之上市公司，其折價幅度平均低了25.096%。

本研究乃以到目前為止仍為台灣地區房屋仲介業中，唯一之上巿公司為例，探討其為了在競爭激烈的巿場中思考如何拉大與同業的距離，藉由相關理論與文獻，分析其本身之競爭條件後，選擇以申請公開發行成為上巿(櫃)公司為競爭策略。 房屋仲介業並非資金需求密集的行業，因此在一般人的觀念裡，申請公開發行、股票上巿(櫃)的主要目的為對外募集資金，對房屋仲介業而言似乎不那麼需要。但經由SWOT分析後，個案公司歸納出其若能成為上巿(櫃)公司，將有提升公司的品牌形象、增加合作伙伴、供應商及顧客的信任、增進重要員工的向心力及成為高經營效率的企業等優點，是拉大與同業差異化且利於長期發展的藍海策略；最後的結論與建議，則是上巿(櫃)後應可適度地以發行新股募集長期資金，並以其經營能力創造股東更大的價值及在不影響經經營權的範圍內適量地釋股，增加流動性。

本研究探討國內上市櫃公司私募可轉債與公開發行可轉債宣告效果之比較。以臺灣2005年1月至2009年12月之間宣告進行私募可轉債及公開發行可轉債的上市櫃公司為研究樣本，分別以事件研究法(Event Study)、多元迴歸分析（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與多元名義羅吉特迴歸（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探討私募可轉債及公開發行可轉債兩組樣本之宣告效果、影響宣告效果的解釋因素以及影響公司選擇私募或公開發行可轉債的因素。本研究之實證結果發現：1.公司宣告私募可轉債在事件日隔日有顯著正向宣告效果，宣告公開發行可轉債在事件日當天有顯著負向宣告效果。2.公司宣告私募可轉債與公開發行可轉債之間的累積異常報酬率，除了以董事會決議見報日為事件日、CAR(0,1)為事件期之外，其他情況下無顯著差異。3.實證結果顯示，私募可轉債方面，相對發行規模、公司規模、負債比率與累積異常報酬率為顯著正相關，內部人持股比例與累積異常報酬率為顯著負相關，營收成長率、股價淨值比與累積異常報酬率為不顯著正相關。公開發行可轉債方面，營收成長率、內部人持股比例與累積異常報酬率為顯著正相關，股價淨值比、負債比率與累積異常報酬率為顯著負相關，相對發行規模與累積異常報酬為不顯著負相關，公司規模對累積異常報酬率影響方向不明確。4. 利用多元名義羅吉特迴歸分析影響公司選擇以私募或公開發行可轉債融資方式的因素，結果顯示相對發行規模愈大、營收成長率愈高、股價淨值比愈高、公司規模愈大的公司，愈傾向公開發行。內部人持股比例愈高、負債比率愈高的公司，愈傾向私募。 / The study investigates the announcement effect of those companies which have issued convertible bonds by private placement and by public offering in Taiwan.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1.The abnormal return of the announcement of convertible bond by private placement is positive at the next day of event day. The abnormal return of the announcement of convertible bond by public offering is negative at the event day. 2.The 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s between companies who issued convertibles by private placement and by public offering a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3.In terms of private placement of convertible bonds: Relative issue size, firm size and debt ratio a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related to the 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 The proportion of insider ownership is significantly negative related to the 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 Sales growth rate and P/B ratio are not significantly positive related to the 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 In terms of public offering of convertible bonds: Sales growth rate and the proportion of insider ownership a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related to the 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 P/B ratio and debt ratio are significantly negative related to the 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 Relative issue size is not significantly negative related to the 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 The relation between firm size and the 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 is not clear. 4.Those companies, which have larger relative issue size, higher sales growth rate, higher P/B ratio, larger firm size, would prefer issuing convertible bonds by public offering. Those companies, which have higher proportion of insider ownership, higher debt ratio, would prefer issuing convertible bonds by private plac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