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府非營業循環基金累積凈值總額至為龐大，截至八十六年度決算為止，已高達新台幣八千三百餘億元，對於如此龐大的資金，政府實有必要建立一套衡量非營業循環基金管理與運用績效衡量方法或模式，提升非營業循環基金營運效益。 本研究即以中央政論府決算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所列之各非營業循環基金為對象，分析整理相關文獻及資料，並結合實務經驗，找出足以表徵非營業循環基金經營績效之指標，包括：審計部綜合評述、業務計畫達成能力、作業收支比執行能力、自給自足能力、獲利能力、活動能力等六項，再據此建立指標資料檔案，以主成份分析（ 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構建設置目的符合程度及資金運用能力兩個構面之總指標，深入了解各非營業循環基金績效之優劣。又藉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1-Way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Variance 1-WAY MANOVA），探討各基金依設置法源、組織方式、任職人員的身份、行業性質、公共收支的種類、主要的資金來源、設置的目的、主管機關、凈值大小、作業收入大小、會計資料正確性、舉借長期債務情形、繳庫與撥補情形等分類，其設置目的符合程度及資金運用能力之績效的差異情形，並找出重要影響因素。 本研究發現，若從設置目的符合程度及資金運用能力兩方面分析，非營業循環基金績效並非各界想像之差，真正須要積極檢討改善之基金比例僅占百分之二五左右，表現優異之基金亦占百分之二二左右。同時非營業循環基金之組織方式、行業性質及公共收支性質等是影響非營業循環基金管理與運用績效之重要因素。如併同參酌本研究所提出之『非營業循環基金管理矩陣』，必有助於非營業循環基金之管理，並可為後績研究者之基石。 / In 1997, over 830 billon NT of net value are accumulated in Nonprofit Revolving Fund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 This research report examines whether The Central Goverment can systematically set up an evaluation method or model to assess the efficiency of fund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and to enhance managed capacity of these enormous funds. This research report covers all Nonprofit Revolving Funds that are displayed in the clearing sheet and statistics table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is paper comprehends related literatures, articles, and information fo Nonprofit Revolving Funds and applies current business working experience to identify six performance indicators: the assessment of the Ministry of Audit, the capability of business planning achievement, the ability of operating revenue/expenditure execution, the capability of self-sufficiency, the ability of securing profits, and the ability of exercise. Data and information are collected along these six performance indicators. Based on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two main summar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has been produced: the accordant degree of established purpose and the efficiency of fund operation. These two main summar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grasp good and bad of different funds. The original factor scores have been transferred to percentages. One-Way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Variance is applied to investigate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funds by the law of fund establishment, the style of organization, the status of personnel, the nature of business, the type of public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the main source of fund, the purpose fo fund establishment, in charge organization, the size of net value, the size of operating revenue, the accuracy of accounting, the condition of long-term debts, the situation of payment and repayment, the accordant degree of established purpose, and the efficiency of fund operation. This research report uses above-mentioned model to evaluate the efficiency of fund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There are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fund by analyzing the objectives of fund estabishment and fund operation. There is only twenty-five percent of funds that need to be sincerely improved. The style of organization, the nature of business, and the type of public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are the nost important factors for the efficiency of fund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This research report proposes a "management matrix of Nonprofit Revolving Funds " that expect to be helpful and useful for managing Nonprofit Revolving Funds.

本文主要在於嘗試去解析中共改革開放後所採取的「梯度發展」的區域政策以及配合著該政策所實行的配套措施─外資、產業及財政政策等對於中共的「中央與地方關係」所產生的影響。本論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為緒論，主要說明研究的動機、過程與範圍以及研究的限制。第二章為理論探討，分為「區域發展」及「中央與地方關係」兩者。第三章為中共區域發展政策的分析：首先回顧改革開放前的區域發展政策及影響、然後介紹改革開放後的區域發展政策及各地發展策略、跟著指出「梯度發展」政策的配套措施─外貿、產業及財政方面，最後檢視在以上區別性的發展政策下各地發展的結果。在以上的前提下，筆者以各地人均國民收入的標準差來分析，發現改革開放後中國呈現著發展不均有逐漸擴大的趨勢。第四章則集中探討中共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區分為改革前、後兩個階段。改革開放前，中共在「保證中央的統一領導、充份發揮地方積極性」的原則下以前者為重心；在改革開放後，由於產權地方化及財權下放使得中央政府的財政支配能力下降，；而地方政府由於自足體系歷史和產權地方化使得地方政府與企業結合等使其權力增加，這種情形更配合區域發展政策下外資與地方政府的結合及產業結構趨同等背景下導致的諸侯經濟等情況而益形加重，使得中央與地方既有的「命令」關係轉變到「談判」關係。第五章的個案分析，則在東、中、西部各選取一個省級行政單位分別分析其區域發展政策及與中央的關係。首先分析三省的發展特色。另外就個別的發展特色、國民收入、財政包乾方式及財政收支等三方面來分析三省與中央的關係，可發現江蘇省與中央的關係中中央較有主導權，而湖北、新疆則呈現出地方較有具優勢。第六章的結論部份則指出由於國家在區域政策及配套措施方面採取「梯度發展」政策的結果同時，為了配合發展所採取的放權政策，使得原有的中央與地方的關係由原先的命令式轉為談判式，充份顯示了中央政府能力衰退與地方政府勢力勃興，更為中國未來的發展注入了變數。因此，筆者以為從經濟方面導致的問題似乎應當從經濟方面加以解決，可以從中心城市的確立著手→實行各地產業分工→區域市場的建立→經濟圈的發展方式→統一市場的形成，同時並配合中央政府在法律方面的健全及其他的一些相關措施，如分稅制與政企分離等。

傳統中國在政治制度上，呈現出越加中央集權化的發展趨勢，表現於地方權力往中央集中、官僚權力往皇權集中。本文以清初三大家：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為代表，探討他們是如何反思中央集權之弊端。其中他們以「君不信臣」作為批判起點，認為必須以封建之分權，來取代郡縣之集權，因此主張的是一種新的政治正當性，而非只停留於統治者的個人品德之批判上。本文並探討了他們反思背後的形上學認識和理想的分權原則。就前者而言，他們是以道德上的效果論來反省先驗法則是否正確。就後者而言，他們面對無力負荷集權運轉的政治現實，於是主張讓士大夫有更多的自主權力。在分權的政治理想下，他們於是提出了一種將倫常意義抽離出來的君臣關係，也就是相對的和分工的君臣關係。

本論文主要從晚清最高決策層，晚清中央政府之一部：總理衙門，以及擔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而與中央政府較為密切的李鴻章(1823-1901)等三方面視角，探討1882-1895年間新式「中國海關(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在中國周邊三個區域的發展。本論文認為新式「中國海關」在東北邊屬國朝鮮與西南邊廣西省、雲南省、西藏的發展，體現1882-1895年間晚清中央政府處理一系列周邊的屬國、邊境的危機的成功面向。此外，本論文也認為新式「中國海關」在南邊廣東省緊鄰英屬香港、葡萄牙管理的澳門之區發展的意義，除前人指出新式「中國海關」制度比粵海常關優越、有效而增加關稅收入之外 ，更重要的是它顯示1882-1895年間晚清中央政府成功跨出收編地方財政的第一步：明確粵海常關稅與釐金稅的實際徵收數額。簡言之，1882-1895年間的晚清中央政府，無論是在對內關係的政治、財政，或者是在對外關係的外交、國防等四個層面上，並非一般認知的衰落、無力。本論文表明，不僅清朝深曉利用新式「中國海關」以維護、爭取自身權益，而且外籍總稅務司與稅務司，也多以謀求中外雙方互惠互利為出發點，履行個人職務。

績效評估成果能反饋於決策與施政運作，對政府績效的改善有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了解這些評估過程產出的績效資訊是否有被妥善運用，是政府邁向完善的績效管理不容忽視的重要議題。我國中央政府推動績效管理數十年，卻仍較為缺乏對施政績效資訊運用進行檢視與探討的相關研究，本研究因而以相關文獻與國內外實務對績效資訊運用的討論為基礎，嘗試建立我國中央行政機關施政績效資訊運用之架構，了解中央機關主管人員對於施政績效資訊的運用程度，並分析影響其運用與否的原因。 本研究採取問卷調查法，針對中央13個部會的三級機關首長與一級單位主管發放問卷，從引導與控制、促進學習與改善、激勵與獎懲，以及課責等四大運用面向探討我國主管人員對於施政績效資訊的運用情形，並從領導者支持、參與機會、資訊品質、個人態度、教育訓練等構面探討影響主管人員運用施政績效資訊的主要因素。研究發現大多數主管人員都能仔細瀏覽並善用各種施政績效資訊輔助日常業務之進行，各類施政績效資訊中以列管計畫年度績效評核報告的瀏覽與用於精進公務的程度最為良好。進一步針對機關年度施政績效與列管計畫績效評核報告兩類資訊探討主管人員在各面向的運用頻率，整體運用程度良好，但真正強烈表示經常運用者僅占一成至三成左右，資訊運用仍有精進與提升之空間。各種運用中以促進學習與改善面向平均運用程度最頻繁，隨後依序為引導與控制面向、課責面向，以及激勵與獎懲面向。在影響因素方面，領導者支持與教育訓練對主管人員運用施政績效資訊的運用頻率具有顯著影響，各機關可善用領導者之影響力，並致力於將施政績效資訊的運用營造為組織文化的方向努力。教育訓練對主管人員的運用情形亦具有顯著影響，政府機關可多舉辦相關教育訓練與實務學習，協助同仁建立運用績效資訊的能力。

中國經濟發展飛快，引領中國經濟實力朝向全球第一大出口國、第二大經濟體等經濟殊榮，絢麗的物質成長帶給人們更為便利的生活，但另一方面重視第二級產業的後果，促使中國自然環境走向難以恢復的局面，因此本研究以「水」作為切入點，深入解構中國湖泊治理樣貌。政府、市場、社會相互合作的模式在中國並不適用，中國市場和社會力量均由政府力量把持，故欲探討治理場域中的化學變化，必須將焦點關注於政府互動；然以「人治」為特色的中國政府組織，在面對GDP成長緩慢的環保政策時，通常趨向不會將其置於政策抉擇之首，造成環境污染日愈嚴重。湖泊因地理屬性使然，體現為單省市和多省市的治理差別，這類跨省議題因官員任職期間大量尋求經濟動能開發，讓環境治理之中存有利益可圖，此時以「共謀現象」解析地方政府官員行為動機，探究其對於跨省議題是否存有不同的影響，並以「中央因素」作為外部效應觀察央地關係互動，從有無中央介入看出其如何影響治理場域，透過此兩因素相互雜揉，應可尋求較為真實的治理狀態。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地域研究) / 甲第18391号 / 地博第160号 / 新制||地||54(附属図書館) / 31249 / 京都大学大学院アジア・アフリカ地域研究研究科アフリカ地域研究専攻 / (主査)教授 重田 眞義, 教授 太田 至, 准教授 大山 修一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Area Studie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法学) / 甲第20143号 / 法博第208号 / 新制||法||159(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法政理論専攻 / (主査)教授 伊藤 之雄, 教授 唐渡 晃弘, 教授 奈良岡 聰智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Law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京都大学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人間・環境学) / 甲第24973号 / 人博第1096号 / 新制||人||257(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人間・環境学研究科共生文明学専攻 / (主査)教授 風間 計博, 教授 岩谷 彩子, 准教授 石井 美保, 教授 高倉 浩樹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Human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國父說：「地方自治，國之礎石也，礎不堅，則國不固。」省雖不是地方自治之最基 本單位，但由於省介於中央與縣之間，具有銜接(liking-pins) 之功能，其地位不言 可喻。 邇來，廢省或省虛級化之主張出現，因論者以為省級係多餘，並無功能，且阻礙行政 效率之提高。衡諸此言，實係因應環境之產物，並非正常之制度；且論者侷限於省之 名稱，而忽視其功能。 省級存否本不是問題，但政府自大陸撤退來台，中央所及之範圍只有台灣省和福建省 ，後者管轄範圍僅及於金門和馬祖，惟金、馬因係戰地，目前仍以軍統政，實談不上 地方自治之問題，而前者則不同，其管轄範圍，初與中央同，後因台北市和高雄市分 別升格為院轄市，始稍有不同；但中央政令之推行，仍以台灣省為主，若省不執行中 央之政令，則中央被架空之可能性甚高。 由於目前省主席之產生係由中央任命，前述問題不會產生，但隨著民主政治之進展， 省治呼聲甚高，此問題嚴重性漸顯，此即執政黨不考慮省主席民選之因。 鑑於台灣省主席地位的目前重要性日顯，且過去地方自治之研究者，多集中於縣級及 其以下之層級，因之，本研究即基於此動機而生。 本研究以文獻研究法，並輔以訪問法來搜集資料，試圖從法制面，實際面和互動面三 個角度來探討省主席之地位，由此發現到省主席會令人產生不是主持會議的主席而已 ，令人有名實不符，應立即正名，否則，只是雷格斯(Fred Riggs)所言的形式主義又 多一個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