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為結論，主要敘述研究之動機、目的、技術、研究架構及其限制，並言及訓練 之意義與重要性。 第二章為訓練理論之介紹，於訓練之組織、方法、訓練需要之決定、訓練實務與績效 之評估均有詳盡說明。 第三章為各國公務人員之在職訓練。述及美、英、法、日與我國公務人員在職訓練之 大要。 第四章：中央高層公務人員的在職訓練。論述中央九至十一職等與十二至十四職等之 在職訓練。 第五章：中央中層公務人員的在職訓練，並敘述六十八年行政院所屬機關辦理之為民 服務訓練。 第六章：中央基層公務人員的在職訓練。 第七章：結論，研究發現與建議。

第一章緒論─包括前言, 研究目的, 理論與文獻, 以及問題與假設的提出。第二章研 究方法─抽樣調查部分。第三章研究方法─內容分析部分。第四章結果分析與解釋。 第五章結論與建議。 主要內容: 議題設定功能研究為近期大眾傅播媒介效果研究的主要趨勢之一。議題設 定理論從認知角度重新肯定了大眾媒介的影響力: 認為大眾媒介雖然不能成功地教我 們怎么想, 但是卻能有效地決定我們注意那些問題, 想那些問題。 本研究以民國六十九年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為例, 以木柵地區居民為對象, 探討我 國報紙在選舉過程中是否如國外文獻所顯示般, 具有議題設定的功能, 影響選民對重 要論題的認知。為驗證此一理論, 本研究在方法上同時採用抽樣調查與內容分析兩種 方法。在問題層次上, 則一方面從整體觀點著眼, 探討報紙對一般選民是否具有影響 認知的效果; 一方面從個人觀點著眼, 採列聯分析法, 進一步澄清在何種情況下議題 設定功能加強, 在何種情況下減弱。 #40001154 設定功能加強, 在何種情況下減弱。 #40001154

第一章：緒論，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第二節：我國報紙國際新聞之來源，第 三節：國際資訊之流通，第四節：傳播媒介之分佈。第二章：第一節：資訊傳播不 平衡現象，第二節：資訊不平衡成因與國際態度之形成，第三節：新聞自由與文化 傳播帝國主義，第四節：道德責任與國家主義之崛起，第五節：傳播權利與世界資 訊新秩序。第三章：國際新聞與守門人。第四章：研究方法，第一節：假設，第二 節：研究設計，第三節：國際新聞與守門人。第四章：研究方法，第一節：假設， 第二節：研究設計，第三節：國際新聞類目及操作定義，第四節：測量單位擬定， 第五節：採樣。第五章：計量與發現。第六章：結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我國報紙國際新聞量的多寡，採用新聞來源地區，新聞內容，以及 如何採用各大通訊社之電稿，以瞭解我國報紙之國際新聞是否平衡；並提出建議以 求改進。 本研究採內容分析法，分析對象包括中央日報、聯合報、中國時報及大華晚報；電 信稿包括美聯社、合眾國際社、路透社、法新社、共同社、德通社、中央社。

第一章 「無黨籍人士言論的形成」，共分三節，分別由社會動員、政治制度及衝 突模式，探討無黨籍人士政治言論的傾向，並提出若干假設。 第二章 「競選言論的內容」，分為二節，第一節以「列聯分析」找出言論主題的 群類，第二節以「方向矩陣」建立各主題間的結構。 第三章 「競選言論的策略」，分為二節，分別探討其一般策略及對執政黨的形象 ，自我的形象的塑造。 第四章 「內容與策略的關聯」，分為三節，分別探討各主題群類所使用的不同策 略。 第五章 「結論」，將以上四章之研究發現做一綜合敘述，並對未來之研究提出建 議。 #2810307 #2810307

本論文之研究目的為建構中央與地方關係類型之模式，所要解答的問題有五：第一，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可區分為哪幾種類型？第二，不同的關係類型與地方的經濟行為有何關連？第三，不同的關係類型，將使中央政府有何得失？第四，中央偏好的改變對中央與地方關係類型有何影響？第五，在制度變遷過程裡中央與地方如何互動？ 壹、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可區分為哪幾種類型？ 本論文採用政治利益與經濟利益兩個變數，以建構出中央與地方之四種關係類型：分別是第一象限的開放且分權型、第二象限的封閉而分權型、第三象限的封閉且集權型，以及第四象限的開放而集權型。本研究發現：從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到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中國大陸中央與地方的政經關係均屬於封閉而分權型，亦即地方所佔政治利益少於中央，但經濟利益多於中央。不過各省與中央之關係類型就較多變化，總體而言，各省與中央關係類型之變化，具有四項特徵：第一，各省與中央之關係以封閉而分權型最眾，年平均有14.25個省；其次為封閉且集權型，年平均有10.5個省；再者為開放且分權型，年平均有4個省；最後則為開放而集權型，年平均有1.25個省。第二，各省分佈在此四種類型中的數量排序，均未曾改變。第三，四種關係類型的變化趨勢，除封閉且集權型呈現下降外，其他三種類型都為上升。第四，綜合前述兩點可知，各省與中央之關係類型呈現緩慢變化，主要是由封閉且集權型轉變為其他三種類型。 貳、不同的關係類型與地方的經濟行為有何關連？ 本文修正並合併五種地方政府行為方式成為三種，並分別賦予具體衡量指標如下：第一，以「各地區基本建設投資額佔全國之比例」代表「與中央討價還價爭取更優惠的政策」的情形，因為中央政府以審批方式嚴加控制此類投資，故其比例越高，代表爭取到的政策越優惠。第二，以「各地區非國有工業總產值佔全國的比例」代表「發展新的投資領域」的情形，比例越高，代表發展新投資領域越成功。第三，以「各地區實際利用外資佔全國的比例」代表「國際化」的程度，比例越高，國際化程度越高。本研究發現：若地方佔政治利益與經濟利益的比例越高，則其在上述三項指標之數值越高；反之則越低。換言之，在三種經濟行為的指標中，均為開放且分權型居冠，封閉而分權型居次，開放而集權型第三，封閉且集權型居末。 參、不同的關係類型，將使中央政府有何得失？ 本論文將四種中央地方關係類型的優缺點歸納如下：第一，開放且分權型的優點是可促進地方自治與經濟發展，缺點是是造成地方主義與地區差距的擴大。第二，封閉而分權型的優點是有利於國家政治上的統一與經濟上的發展，缺點為高壓統治與地區差距的擴大。第三封閉且集權型的優點是國家的統一與地區差距縮小，缺點為高壓統治與經濟衰退。第四，開放而集權型的優點為促進地方自治與地區差距縮小，缺點為造成地方主義與經濟衰退。本研究發現，自1982年「十二大」至2002年「十六大」，中國大陸中央與地方關係均為封閉而分權型，其優缺點之意涵如下：在國家統一上，表現為中央規劃的省委書記與省長均能在換屆選舉中順利當選，且中央可透過頻繁的調動來掌控省委書記與省長。在高壓統治上，表現為以高壓手段處理「八六學潮」、「八九民運」、「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及法輪功事件。在經濟發展上，雖然有起有伏，但各時期都能將年均成長維持在7.8﹪以上。在地區差距上，有些時期僅是絕對差距的擴大，有些時期則伴隨相對差距的擴大。 肆、中央偏好的改變對中央與地方關係類型有何影響？ 本論文將中央偏好的改變對中央與地方關係類型的影響區分為四類，第一類是趨中心化的變動；第二類是趨角落化的變動；第三類是順時針的變化；第四類是逆時針的變化。本研究發現，本研究發現，中國大陸1982年到1997年的變化，猶如順時針變化中的C2，中央的偏好明顯是為求經濟發展。1997∼2002的變化，猶如趨中心化的A2，顯示中央的偏好是以經濟發展與國家統一為前提，增加地方的政治參與及均衡地區發展。換言之，國家統一與經濟發展乃中共中央一貫的偏好，自1982年至2001年均未曾改變。中共中央用以保障國家統一的制度有三：第一，堅持民主集中制的領導制度，尤其是「四個服從」原則；第二。在決策機制，以「中央委員會」為名義上最高領導機關，但實質上，政治局及其常委會才是真正的權力機關。；第三，在選舉制度上，採行多層次的選舉，使其預先指定的人選成為「選舉人」與「被選舉人」。在經濟發展上，乃透過財政體制改革為動力。1980年的財政體制改革，即透過權力下放，承認地方財政收入的方式，希望達到加速經濟增長的目標，而1985年起的三次財政體制改革，其方向也都是財政分權，已形成收入集權、支出分權的局面，故能使大陸繼續維持經濟的高成長。因此，中央與地方之關係一直維持在封閉而分權型。預估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開前仍將維持在此一類型中，之後則可能往開放且分權型轉變 伍、在制度變遷過程裡中央與地方如何互動？ 本文將中央與地方策略互動的過程，區分為三個步驟：第一步是中央提出政策，要求地方實行。第二步是地方判斷此中央政策對其究竟有利或不利，以決定其所採行的對策，地方所能採取的對策有三，包括「先鋒」、「扈從」及「抗拒」。第三步則為中央根據地方所採行的對策而提出對應之道。中央的對應方式可概分為「調和」與「懲罰」兩種。經過此三個步驟，則有六種可能的結果：積極合作、消極合作、完全妥協、部分妥協、溫和衝突、激烈衝突。本論文以廣東省為例，分析在財政體制變遷過程中與中央的策略互動。研究發現：中央與廣東三次互動，結果都不同。在「定額上解」時期，互動結果為「完全妥協」。中央與廣東可說是各有所得，不分勝負。「上解額遞增包乾」時期的互動結果則為「消極合作」，中央與廣東可說仍是各有所得，不分勝負，不過中央對此結果的偏好程度高過廣東。「分稅制」時期的互動結果則為「部分妥協」，中央與廣東仍是各有所得，不過廣東之所得比中央還多，可說是廣東略勝一籌，且廣東對此結果的偏好高過中央。 / This paper conceives of two major indicators: the “Total Sum of Political Interest” and the “Total Sum of Economic Interest”. At the same time, according to the reality of central-local distribution, these can be sub-divided into four relationship typologies: 1.”Open and Decentralized”, 2. “Closed and Decentralized”, 3. “Closed and Centralized” and 4. “Open and Centralized”.

本篇論文採取歷史制度分析法，比較德國與日本在國家建立的過程中，為何在相似的富強關係及轉折的歷史經驗裡，發展出現行南轅北轍的中央銀行制度，並且試圖解釋為何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與日本採行不同中央銀行制度，卻同時達致耀眼政治經濟成就的原因。 本研究採用的富強關係架構共有富強並進、搾富求強、外國勢力干政、以富致強等四種組合。至於這四種組合中的哪一種組合出線，又是取決於國家建立過程推移、大型戰爭成敗以及戰敗後外國勢力干政是否解散政權等三個因素。另外，富強的詮釋也會隨著富強關係組合出現順序的改變而改變。然而啟動富強組合轉變的內部因素是啟發戰端，外部因素則是國家在大型戰爭中失利後，外國勢力干政的態度。 結論發現中央銀行制度的起源具有高度國家工具性質，所謂中央銀行政治獨立性是逐漸發展而來，而非制度設計之初衷。而真正造成今日德國與日本中央銀行獨立性差異的關鍵因素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對於兩國政權存廢態度不同。最後第二次世界大戰不僅是德國與日本富強關係轉折的媒介由戰爭變為美國霸權維持的國際政經架構的分水嶺，同時也造成德國與日本在國家、區域與自由世界在整合層次上有所差別，進一步使得日後兩國面對金融全球化的步調不同。 /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 approach, this paper tries to compare the German and Japanese central banks. The author attempts to specify the inter-wining causes and effects of central banking and nation building. German and Japanese central banks had evolved from different bases, despite of the fact that both countries appear to have experienced th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renas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author has discovered that a plenty-power theme weaving through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both central banks. There are four combinations between the pursuits of plenty and power. They are the simultaneous pursuit of plenty and power, the pursuit of power at the cost of plenty, foreign intervention and leverage plenty to power. Three factors are crucial to the formation and transition of the four combinations: the process of nation-building, the outcome of large-scale war, and the victor foreign states’ attitudes towards the continuance of the legitimacy of the defeated states. Each plenty-power combination has its unique historical goal. Several conclusions can be made from my analysis. First, the central-banking independence is rather the product of historical evolution than the intention of deliberate central-banking institutional design. Second, war has an enormous impact on the central-banking systems in Germany and Japan. The key factor that generated the difference of the central-banking independenc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came largely from America’s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s the continuance of the legitimacy of the defeated states. And finally, the Second World War turned out to be the inflection point that changed the plenty-power combination－both Germany and Japan went into the orbit of American hegemony. The post-Second World War world order further gravitated both Germany and Japan towards economic integration into a world economic order.

考試院與監察院之存廢向來為憲法學與政治學上爭論不休的問題，2004年總統大選的勝出者陳水扁先生更在就職演說中提及2006年的憲改工程勢在必行，使得五權憲法優劣的探討，順理成章成為政學界熱烈討論的話題。誠然，制度的選擇必須有學理與實務的基礎，不可旁落先入為主的偏見，尤其純粹從西方三權分立的角度切入，來批評自始即以針對三權分立盲點出發而設計的五權憲法，更是難以令人信服。 本文嘗試跳脫學界常見的論述，從更宏觀更務實的角度，理性的探究五權分立的淵源以及優缺點，來進一步剖析五權分立是否全無可取之處，特別是在保障考試權與監察權的獨立性上，透過考試院與監察院實際運作現況以及觀察中央政府歲出機關別預算總表、中央政府機關預算員額彙總表，發現考試院與監察院的設置有其必要並且是物超所值、「物美價廉」。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藉由比較法的觀察，引介有關西歐各國考試制度與監察制度的設計與精神，來反省我國考試院與監察院的設計是否符合世界各國的潮流。「權力傾向於腐化，絕對的權力傾向於絕對的腐化。」半部的政治學都在這句話，權力分立的目的也在此，除此之外，權力分立原則經過多年的發展，由於多元化的要求，使得權力分立在量與質上不斷擴增，以便達成保障人性尊嚴的憲法要求。本文藉由介紹權力分立理論以及最新發展來探究考試院與監察院存在的必要性。有關中央政府體制與憲法變遷特別是修憲的問題，常是學界探討五權分立時會涉及的主題，因此在本文也會一併加以論述。 關鍵字：權力分立、三權分立、五權憲法、中央政府體制、憲法變遷、考試權獨立、監察權獨立

由中央與地方之間財政關係中權力不對等與對利益要求的目標不一致以及委託代理結構中委託人與代理人同樣存在著資訊不對稱與目標不一致的特性。是以中國大陸中央與地方之間必然存在著委託代理問題，代理人常常只會追求著自己的目標，甚至會損害整體利益，中國大陸中央與地方之間的一切矛盾與問題起源自中央權力大過地方，因此中央動輒使用「決定」與通知這類的行政性指令，取代應該經由制度或是法制的模式來調整諸如財政管理體制等政策，造成地方擁有較多的資訊，但在權力上卻無法脫離中央而獨立。換言之，地方在某些程度上仍受中央所控制，在分稅制實施之後，中央與地方雖然各自有其所屬的稅種，但中央與地方共享稅的分成比例以及何種稅種屬中央抑或地方，這些事項縱然不致於全盤由中央決定，但未來中央與地方定會共同協議與決定財政資源的分配比例。 是以由委託代理理論來驗證中國大陸中央與地方之間的財政關係，本論文發現中央與地方之間所產生種種問題，乃是因為缺乏制度化以及法制化所致，中共中央以行政性指令來達到其分權、集權的目的，這些措施卻不能真正解決問題。制度變遷與經濟發展係為促進中國大陸經濟成長及中央、地方之間財政資源配置產生變動的重要誘因。在此前提下，制度變遷促成市場機能逐漸恢復，以及經濟發展使得生產、就業結構改變。是以由中國大陸的財政收入結構產生根本的改變、中央與地方對於財政資源的配置仍未訂定合理的比例，以及中央政府仍然能夠主導資源配置這三方面觀之，未來只有在中央主導下與地方協調共同決定財政資源的分配比例，這是本論文研究的發現。

法國歷史長期以來多樣性文化造成的地方特殊性，在旺代地區與羅馬公教信仰結合，成為宗教信仰與地方認同的綜合體——鐘聲文化。透過教堂與教堂的鐘，神職人員掌控居民的一切活動，創造與教堂密不可分的生活經驗，也以教堂為中心建立一個居民共享的文化空間。 　　法國大革命延續波旁王室追求中央集權與教權歸屬王權的目標，希望能夠創立全國性的國家認同，打破過去各地方獨立的地方特殊性，以及宗教干預政治的傳統，並將法國建構成一個想像的共同體。而在鐘聲文化之下，旺代則希望能夠維持地方情感，保護信仰，延續法國歷史上地方精神與中央精神的抗衡。旺代戰爭的意義在於突顯出法國並不是一個單一的概念，在法國一詞之下，包含的是各種各樣的文化與生活模式。 　　旺代的地方意識，顯現出法國歷史的延續性，並沒有因為革命發生而斷裂。而法國大革命所彰顯的國家認同，目的則在使法國能真正朝向一個民族國家前進，不再是分散的、對中央沒有依賴性的不緊密結構。延續與變遷，便構成法國大革命時期，旺代地區的認同糾葛。 　　本文所要探究的，即是從旺代地區在舊制度時期羅馬公教下鐘聲文化開始，進而探討大革命發生後，在旺代戰爭過程中，地方意識與中央集權的對抗，以及戰後國家認同的問題。 / In French history, cultural diversity influenced the identity of many different regions. In the case of Vendée, local identity, strengthened by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formed a special concept, which was described as “esprit du clocher”. The rhythm of daily life, as well as the general view of the world, was dominated by the church bell. Even after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French government followed the example from the ancien régime. They tried to replace this feeling of local identity with the spirit of a new nation. The general tendency of centralization continued. However, Vendée tried hard to maintain their long held approach. The Vendée War was a result of the cumulation of this tension. The outcome of this war proved that the new national identity was prevailing. In this thesis, the author wishes to examine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esprit du clocher to the esprit de la nation.

本文主要透過國民黨經營的《中央日報》「臺灣光復節」特刊，解構戰後所形成的「臺灣光復」論述。之所以選擇《中央日報》「臺灣光復節」特刊，主要是因為《中央日報》代表國民黨的意見與觀念，同時，「臺灣光復節」特刊的內容，相當程度集中了國民黨的「臺灣光復」論述。雖然，「臺灣光復節」特刊正式出現是在1952年，但在1949年「臺灣光復節」當日的內容中，本質上已開始呈顯「臺灣光復」論述的內容，因此在研究時間的範圍上，向前稍微延伸。 所謂的「臺灣光復」論述本質上屬於國民黨「官定意識形態」，同時亦代表國民黨的臺灣史論述。其內容主要以「歷史論述」與「治臺政績論述」為主，經過本文的分析合佔篇幅的80%。 「歷史論述」包含「中國與臺灣的歷史關係」論述，以及「國民革命與臺灣」論述，兩者皆強調中國與臺灣、國民黨與臺灣的歷史關係，其目的在於建構臺灣人對於中國乃至於國民黨的認同意識。「治臺政績論述」包含戰後國民黨政府在臺灣的各種建設成就的論述，包含「地方自治」、「土地改革」，以及「經濟發展」等，其目的在於強化國民黨政府的統治正當性。 若就「臺灣光復」論述的特性而言，在「歷史論述」方面，刻意選取各種能夠建構中國與臺灣、國民黨與臺灣歷史關係的歷史事件、人物等素材。而在「治臺政績論述」方面，刻意忽視、貶抑日治時期的各項建設成就，轉而強調國民黨在臺灣的各種建設成就。不論何種論述，都隱含著一種「恩義」關係，諸如由於「經過中國軍民八年浴血犧牲，以及蔣總統在開羅會議的堅持，才使得臺灣能夠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回歸祖國懷抱。」，以及「戰後臺灣的地方自治、土地改革，經濟成就等，都是國民黨政府施政的成績，皆是日據時期所沒有的成就。」等等論述。而這些論述的目的，皆在於促使臺灣人相信國民黨政府的統治有其正當性。 而這些強調國民黨對於臺灣人的「恩惠」，在透過《中央日報》這類黨營媒體，以及戰後在黨國戒嚴體制底下所形成的「言論一言堂」環境底下，不斷持續放送。甚至透過歷史教科書、各式各樣的圖書出版品等，散播這類的「臺灣光復」論述。 即便在1987年解嚴以後，「臺灣光復」論述所代表的國民黨臺灣史論述仍然佔有強勢的地位。國民黨的臺灣史論述在解嚴以後的李登輝執政時期，隨著「臺灣意識」的發展，已不可迴避「二二八事件」的重返公共論述場域的問題，而「認識臺灣」教科書的出現，反映了國民黨政府史觀的轉變。不過，即便「二二八事件」議題能夠重新公開討論，以及「認識臺灣」教科書的出現，亦不能代表「臺灣意識」已經完全取代「中國意識」在各個層面的地位。例如2000年以後，馬英九所代表的國民黨臺灣史論述，雖然有些所謂的「本土」化，諸如不避諱談論「二二八事件」與「兩蔣功過」，但仍導向有利於國民黨的政治解釋，論述的本質上仍然不脫解嚴前的「臺灣光復」論述內容。 總之，經由本文的研究，可以得知，在戰後黨國戒嚴體制底下，經過國民黨刻意建構的「臺灣光復」論述，不僅長時期支配大多數臺灣人對於臺灣歷史的認知，至今仍然在「歷史解釋權」、「歷史記憶」的爭奪戰中，佔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