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媒體從事競選活動是「人」與「媒體」共同運作過程，其違法責任，依行為主體及被利用之客體，分屬中央選舉委員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及檢調機關管轄，現行法制將「人」與「媒體」責任脫勾處理，易造成選舉政治效益聚合，法律責任負擔分散結果。以93年總統、副總統選舉「三一九槍擊案事件」及95年高雄市長選舉「走路工腳尾飯事件」為例，雖然兩案是否自導自演不應冒然武斷，但每到選舉，利用媒體散播或渲染未經證實謠言，造成選舉不公事件頻傳，揆其主因，利用媒體從事競選活動雖然每個環節均有法律規範，但法律責任卻分別由行為主體(行為人)，及被利用之客體(媒體)各自分擔，行政管制無法於第一時間有效管理，常致使類此案例層出不窮，違犯者有侍無恐，故非修法難以為治。 造成選舉效益聚合法律責任分散最大問題，一方面，利用媒體不正競選之新興型態出現，行政機關不及確認；另一方面，選罷法當選無效事由之實體認定及程序方法，排除行政訴訟程序適用。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三條第二、三款規定，當選人有對於有投票權人以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投票權，或以詐術或其他非法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得以當選人為被告，提起當選無效之訴。此所謂「非法方法」為何？選罷法適用時機為何？選罷法適用時機前之競選行為，完全擺脫選罷法規制是否合理？又，選舉是群體連續操作結果，當選無效訴訟之提起僅限於當選人行為，對於其競選團隊所為之不當違法行逕完全排除是否公平？從歷次判例觀察，因「非法方法」導致當選無效者竟無一例，可見法官在審判上，仍以候選人是否有具體作為，並產生相當因果關係之損害，為衡量標準，忽略選罷法終極目的，在於公平選舉之超個人法益捍衛，未必以被害人之有無為斷。 其次在訴訟程序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一○條規定，選舉、罷免訴訟程序，除本法規定者外，準用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與行政訴訟性質不同，前者在解決私法上糾紛，採當事人進行主義、辯論主義。後者攸關公益，在解決公法上爭執，採職權調查主義，有關當事人之適格、認諾、自認、舉證責任、攻擊防禦等限制，不得準用民事訴訟程序規定。選舉訴訟並非執著是否應排除民事程序之適用，最大問題在於當事人間舉證責任分配不對等，或許回歸行政訴訟程序後，以當事人為區分點，凡當事人一方，其競選種類與其現任公職身分高度相關者，適用行政訴訟程序；倘兩造皆為一般人民，則依現行法制處理，或可解決舉證責任不公之問題，畢竟握有公權力者，其享有行政資源時，難期待不利用公權力便宜行事，故法律應防範於未然，讓當事人兩造訴訟立足點實質平等。

本論文以殷墟第十五次發掘所得甲骨為研究對象，共分成五章討論，各章重點如下：第一章「緒論」：首先說明研究的動機與目的，其次檢討前人相關的研究成果，最後說明論文的研究方法與步驟。第二章「殷墟第十五次發掘所得甲骨綴合」：本章目的在於盡量復原這批甲骨，第一節檢討前人的綴合成果，輔以覆核實物辨明綴合正確與否，並釐清綴合的先後順序，舉出重複綴合之處。第二節將第一節整理的結果製成表格，表格內容包含：《殷虛文字乙編》、《殷虛文字乙編補遺》著錄號、田野登記號、出土坑名、合集號、綴合號碼與綴合者。第三節討論與綴合有關的問題，檢討前人綴合成果中確實綴合錯誤者、曾被質疑但綴合無誤者以及因遙綴而難以判定者；同時進一步討論綴合與出土坑層之間的關係。第三章「殷墟第十五次發掘所得甲骨釋文及特殊字辭」：本章逐條進行殷墟第十五次發掘所得甲骨的釋文，同時討論其中的特殊字辭。第四章「殷墟第十五次發掘中的非王卜辭及王卜辭」：本章將第十五次發掘所得甲骨依甲種、乙種、丙種子卜辭及 組卜辭分組分類之後討論，以瞭解卜辭所載的內容。第五章「結論」：由綴合、釋文與內容三方面總結本文的研究成果。

文學與政治之間的關係，是研究中國現代史一個重要的課題。中國現代文學和政治之所以有相當深的聯結，與它作為啟蒙救亡的工具有極密切關係。美國學者安敏成(Marston Anderson)就表示現代中國文學是反映時代混亂現實的一面鏡子，從清末民初發展以來即被賦予強大使命，許多知識份子往往在政治改革失敗以後，把心力放在文學改造上，希望透過新文學來為中國社會改革舖路 。梁啟超在戊戌變法失敗後，開辦《新民叢報》，使報刊成為知識份子從事政治社會改良的重要媒介；接著在日本創辦《新小說》，看中小說對社會大眾宣傳的力量，認為這是抨擊政府，以及反映社會不良現象的利器 。梁啟超「欲新國民，必新小說」的論點，為後來五四一代人所承繼。魯迅在《吶喊․自序》中提到，他從事文學活動的動機是因為文學不是一種普通的職業，而是可以用於改造民族的靈魂 ，此言正反映現代中國文學因為帶有強烈的使命，使文藝作家不僅從事單純的寫作工作，更是振聾發聵的先行者。也因此自中國近現代以來，隨著政治社會環境的變動，文藝作家和政權之間不時存在著一種緊張衝撞的關係。 　　本文研究目的即藉由戰時國民黨與文藝界知識份子這段曾經結盟又遭背棄的過程，觀察抗戰時期國民黨透過那些機構、政策與手段，一方面加強文藝界的運作，與中共競爭；另一方面又以戰爭之名進行管制，壓縮作家的生存空間。建構這段時期國民黨對文藝界的政策與運作，不僅有助於理解戰後許多相關歷史的發展脈絡，也可為抗戰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一個全面觀照性的視野。

本研究以普丁於2012年後所提出之「傳統價值」──東正教、愛國主義與中央集權為出發，在其談話與文件為基礎上，以文獻分析法分析自2000年以後普丁執政以來之傳統價值意涵。並以歷史研究方法分析，其所提出的傳統價值在俄羅斯歷史上的意義與形成模式，以及在俄羅斯歷史上的作用，並藉此比較傳統價值在普丁執政期間的復甦現象，以及探討其意欲復甦傳統價值的原因、目的與政策執行。 /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emphasis on traditional balues by Vladimir Putin since 2012. Various documents including speeches by Putin since he first took presidency in 2000 are analyzed to decode the true meaning of what the Russian leader considers as the traditional values of Russia. The study explores the evolutions of Orthodoxy, patriotism and government centralization in the history of Russia, compares them with the modern definition of traditional values today, and by analyzing how Putin proactively formulates his policies to resurrect these traditional values, the study attempts to explain the reason and intention of Putin’s such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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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澤東的極權主義政權之下，中共的中央與地方關係經過不斷地改變過程。不過，雖然經過「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權力下放和中間的收權，中共的中央與地放一直屬於上傳下達的隸屬關係。到鄧小平時代，中共推動經濟改革政策，為了成功地實行經濟改革，在多方面採取權力下放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措施是「放權讓利」的財政體制改革和計劃體制改革。其結果，在很多方面獲得成功，且給地方很大的自主性。不過也有負面的現象，而且這些現象成為阻礙經濟改革的主要素。其中明現的現象是「地方保護主義」、「諸侯經濟」等的現象。地方保護主義是指從狹隘的局部利益出發，採取不合理的干預手段和措施，人為地製造障礙、限制、封鎖區際間相互貿易，割裂區際間資源技術、市場等的經濟聯繫。地方保護主義對中央與地方關係的影響深大。地方的自主性擴大導致地方主義之抬頭，影響到中央宏觀調控能力之弱化。因此中共中央採取整頓措施，不過這些整頓措施反而阻礙經濟改革的速度，而且遭到地方的抵制與反抗。中共十四大以後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加強經濟改革的速度，中央與地方關係也隨著待重構。

在現代中國高等教育史的研究之中，大學與政治的互動是一大課題。中央大學在1930-40年代有「首都大學」之稱，不只有獨領風騷的學術地位，另一意義是位於首都，而成為各股政治力量互相角力的場合。國共戰爭時期(1945-49年)的中央大學，依然深受現實政治的影響。政府自1947年12月實行憲法，訓政時期的「黨國」體制必須轉型，一方面國民黨在校內的組織活動轉為秘密方式，另一方面政府逐步建立「動員戡亂」體制，以新的合法方式打壓左傾勢力。此外，中共在1949年4月進佔南京以前，雖然未能影響校務運作，但在中大學生間已經建立其群眾基礎，並配合針對左傾教授的統戰工作，往往能從學生運動取得很大的政治利益。 本研究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之上，提出四個問題加以討論。第一、比較國、共兩黨在校內的組織活動。第二、考察校長與教授的互動關係，包括國民黨派系對校內人事情況的介入。第三、討論學生運動的性質及其變化。第四、探討1949年的變局。冀望透過本研究，以國共戰爭為時間範圍，對於中央大學與現實政治的互動情況有所認識，進而掌握到現代中國高等教育史的一些特徵。

冷戰結束後，中國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面向均有大幅度的成長，國力的增強以及國際地位的提高，引發既有強權與大國的疑慮和不安，有關「中國威脅論」的論調層出不窮。國家形象的好壞，影響一國的前途與發展，以胡錦濤為領導核心的中國，將國際形象定位在「負責任的泱泱大國」、「和平發展的後興大國」和「建構和諧世界的重要推手」三個面向著手努力。 然而，國際民調機構數據顯示，中國訴求的國家形象與國際社會眼中實際的中國形象，仍帶有認知上的差距。造成兩者形象認知不和諧的原因，包括黑心商品氾濫、新聞自由度低、不和諧的威權國家和國際傳播力度不足。中國期望的國際形象與實際國際觀感不符，面對此困境，中國在傳播媒體上制訂了「自建渠道走出去」、「借力使力走進去」和「先發制人」三大策略。在策略面下，本研究以極具代表性的官方電視媒體－中國中央電視台為例，探討中國在實質面上的傳播手段。

中共以黨領政，強調共產黨領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具體表現為它對國家各方面事務的政治領導、組織領導和思想領導。政治領導是指黨對國家法制和國家發展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領導，即以馬克斯主義為指導，根據國家的歷史和現實特點，制訂正確的路線、政策、方針以及對國家立法進行思想指導，並以此來領導國家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以及各方面的工作。很多人會認為中共中央的決策機制是在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的會議裡完成，但是在實際運作上，由於讓政治局常委在重大決策上拍版定案前必須事先具備一些政策細節的評估與分析，加上要交付國務院相關單位執行之前也要有具權威的決策本質，因此一個類似具有「黨政協調」或是「黨政運作」的機制就因應產生。1958年5月中共的八大二次會議，決定中央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五個小組，各有專人負責，此為中共中央工作領導小組的開始本文欲探討的目的有二，分別為中共中央工作領導小組在中共黨對政府及對黨內領導而言的組織定位與扮演角色之變化，其敘述如下：一、瞭解中共中央工作領導小組在不同階段所扮演的角色與發揮的功能；二、探討中共中央工作領導小組對黨內領導而言，其扮演的角色及功能有所變化，亦即研究是否相較於毛澤東時代，中央工作領導小組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其協調功能與輔助決策的功能增強，而幕僚功能也隨之加強。換言之，即研究是否其制度化程度提高，對領導小組本身而言，其功能也跟著加強。因此本文所欲探討的另一重點為中央領導小組在組織運作上的差異。是否領導小組的角色功能從在毛澤東時代的為了強化中央領導而設立的領導小組，其小組功能從最初的深有毛個人色彩的為了掌控黨對政府行政的控制能力所成立的監督機構，轉為輔助政府決策的黨政協調機制。 / The full name of CLSG is Central Leading Small Group, which is considered as the internal decision-making organs. Its main duties is to propose policies and give suggestions to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Political Bureau, which used to be the final decision maker. In the political structure of china, a CLSG, is a committee composed ofmemb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hich coordinates party activities within an agenc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government. As the Constitution of China stipulates, it is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lead the whole society by controlling the administrative organs by means of organization, personnel, etc. The Party has established many institutions called “the corresponding departments between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which intervene directly with the administrative activities of the country. This thesis is research in definition and status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especially in historical change. CLSG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 within the PRC after the 1990s, especially in the field of foreign policy where the CLSG has become a tool for coordinating the work several agencies as well as insuring party supervision over government activities and much more institutionalized and less focused on personalistic factions.

在日本近代歷史上，廢藩置縣結束了日本長期以來的封建割據局面，為建立中央集權國家和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奠定了基礎，並利於明治時期日本政府各項措施順利施行，另一方面也有利於日本轉變為統一國家。廢藩置縣不僅加強政府中央集權化，有利於往後社會經濟的發展。 　　另外，在當時時代背景相當嚴苛，甫從德川幕府轉變成明治新政府時，歐美國家正虎視眈眈注視著日本，日本既要維持主權獨立，也面臨著如何讓日本變成近代中央集權化的國家。同時在政治整合上，對於以藩為基礎而成立的明治新政府而言，將藩體制廢除，實為困難至極之事。1871年開始，長州藩和薩摩藩兩勢力的領導者，分別是木戶孝允和大久保利通，以實現中央集權國家為共同的大目標，進行政府改革。 　　本論文先就戊辰戰爭論述維新政權之確立為廢藩置縣背景，藉由版籍奉還以分析木戶與大久保之改革意圖。繼而就新政府領導者們，以中央集權化為目的所推行的廢藩置縣，分別探述其政治過程與立場。以日記、歷史文獻之說明與分析為輔，探討維新政權的內部為主，透過這些史實循序漸進的針對廢藩置縣斷行的過程和原因加以說明及探討。本論文之研究目的主要欲探討木戶孝允與大久保利通於廢藩置縣實行的構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