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將嚐試利用一小國Harris-Todaro模型，探討所得與資本移轉所產生的就業效果，是否會導致移轉矛盾發生。 在第2章，為了方便和後續各章結論比較，我們先由一個兩財兩要素且充分就業的經濟體系，探討所得與資本移轉在關稅、配額與自動出口限制三種貿易障礙下對受贈小國所產生之長短期福利效果。所得移轉在三種貿易障礙下均只會產生直接效果而無間接效果。但資本移轉則有可能產生間接效果，例如在關稅下會產生Johnson效果，在自動出口限制下會因可貿易財價格的變動而產生進口支出效果，但在配額下間接效果不會影響受贈國的福利。 在第3章，我們將Harris-Todaro失業特徵放入模型中，在本章我們假設受贈國對進口財課徵關稅。在關稅下，所得與長期資本移轉的經濟效果與充分就業的情況一致，並無額外的間接效果。但在短期資本移轉下，則會多出就業效果。 在第4章我們假設受贈國採取配額政策，或貿易伙伴國對其採取自動出口限制。在本章，無論所得與資本移轉均比充分就業的情況多就業此一間接效果。 第5章則比第3章多一個非貿易財部門，其餘條件均與第3章同。我們想利用本章探討貿易財價格不變而非貿易財價格可變的情況下，跨國援助的經濟效果有何不同。在本章，跨國援助會因資本在部門間移動的差異，而有不同的間接效果。但總而言之，在本章下，可能發生的間接效果為Johnson、就業與非貿易部門效果此三種。 第6章則為本文的總結。

本論文以「詞彙功能語法」來分析中文「移位矛盾」之現象，以Bresnan (2001)針對英文movement paradoxes以及Huang (1989)，Her (1999)針對中文「移位矛盾」之研究為基礎，探討當述語所要求的典型的「名詞組賓語」被禁止出現時，將藉由體現為主題來滿足述語對賓語的要求，但並不是所有詞類的賓語都可以體現為滿足述語要求的主題。因此，本論文將中文中帶有移位矛盾現象的述語分為三大類，蒐集並分析這三大類述語在語料庫中的語料，將得以呈現只有名詞組、動詞組、句子以及帶有引介主題標記的介系詞組可以體現為主題。本論文更進一步為可以體現為主題的詞組建立一個階層，在此階層中位階最高的是名詞組，代表著名詞組在體現為帶有移位矛盾現象的述語之主題時，所受到的限制最小。除此之外，這個階層帶有遞移性，任一詞組若是可以體現為主題，則在階層中位階比該詞組高的詞組，也都可以體現為該述語的主題，反之則不一定成立。 / Based on Bresnan’s (2001) study of movement paradoxes in English and Huang’s (1989) and Her’s (1999) studies of movement paradoxes in Mandarin Chinese, this study discusses that when the prototypical NP object required by the predicate is forbidden to map to the OBJ function in the f-structure, this required NP argument must be realized as TOP identified with the missing OBJ to satisfy the Completeness and Coherence Conditions. However, not all category types of phrases can be realized as TOPs. Thus, this study classes the Mandarin Chinese predicates with movement paradoxes into three types; collect and analyze the data in the corpus. The analysis presents that only NP, VP, CP, and PP with topic-introducing marker can be realized as TOPs identified with the missing OBJ. Moreover, this study forms a hierarchy. The NP’s highest status in this hierarchy represents that it is the least restricted category type in being able to be realized as TOP of predicates with movement paradoxes. In addition, if one category type can be realized as TOP of one predicate, other category types with a higher priority can be realized as TOP of that predicate as well, but not vice versa.

鑑於我國分裂投票研究多數著重於縣市層級的地方首長與民意代表選舉，本文探討台灣首次於同日舉行的2012年總統暨立法委員選舉，援引「政治矛盾」（political ambivalence）做為研究架構，分析選民的一致與分裂投票。作者假設，選民的政治矛盾程度愈高，愈可能進行分裂投票；反之，民眾的政治矛盾態度愈低，愈可能採取一致投票。作者擷取「2009年至2012年『選舉與民主化調查』三年期研究規劃（3/3）：2012年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面訪案」調查資料，運用「勝算對數模型」（Binary Logit）與「多項勝算對數模型」（Multinomial Logit）進行檢證。資料顯示，在總統與區域立法委員選舉，以及總統與不分區立委選舉的分裂投票實證模型中，在控制其他變數的效應之下，選民的政治矛盾態度對於分裂與一致投票，確實具有顯著影響。此外，選民的省籍、制衡觀與政策平衡等因素，也與一致與分裂投票有關。在結論中，本文摘述分析要點，並提出政治矛盾態度的研究意涵。 / In light of many election studies on straight and split ticket voting for the head of local government and councilors in Taiwan, I focus on people's ticket splitting of the 2012 presidential and legislative campaign which is the first election holding on one day.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political "ambivalence" to explain why people vote split or not. I assume the voters who have more ambivalent about KMT and DPP, more ticket splitting; and the straight ticket voters should be less ambivalence. My dates are based on "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 2012: Presidential and Legislative Election," and analyzed with Binary Logit and Multinomial Logit. When controlling other variables, party ambivalence intensively affects voters' straight and split ticket voting not only for president and constituency legislators but for president and party block legislators, and nearly all coefficients a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By the way, provincial origin, cognitive Madisonianism, and policy balancing on independence issue or social welfare correlate to straight and split ticket voting in models. I conclude the major findings and research limitations at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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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研究的動機與策略，是嘗試以盧曼的社會系統理論分析方法，來探索社會的演化內涵及其過程。並以他對愛情的分析作為一個例示，採用的是以理論工具來描述史料的個案研究方法。首先，筆者以「演化的演化」作為盧曼談社會演化的起點。第一章的主題是盧曼對社會演化所作的反省與改良。其中，盧曼將社會演化的分析邏輯，從因果分析轉移為功能分析，以此開拓社會演化的新路；接著將社會演化的理論模型，從社會有機體理論轉移為社會系統理論，以此作為社會演化的進路；另外，他還把社會演化的描述，從實體觀轉移為現象觀，以此來轉折社會演化的方向性。這□主要是耙梳盧曼的社會演化觀，以社會系統理論的特殊優越性，來導引我們對愛情演化的研究。 第二章的主題是愛情的演化。首先，盧曼以「溝通的一般象徵媒介」奠定愛情的演化基礎。愛情作為媒介的處理，使得愛情就不再是感情，而只是溝通的符碼。在愛情的系統裡，利用「為了你」的愛情溝通符碼，促使人敏銳察覺到因「伴侶的有無」所呈現的差異。這樣的差異使人們處在普遍的、阻礙深層感情實現的「找尋模式」之下。缺少伴侶的警覺，催促人們在愛情的系統當中作選擇，以減輕實現深層感情的壓力。了解愛情的演化基礎之後，我們就進入愛情語意演化的分析。盧曼對愛情語意演化的分析所採取的策略，是尋求解釋新時代的核心元素，而不再尋求標示新時代的起點。這個方法，使我們更容易識別愛情語意範圍內的語意變遷。第一次愛情語意的變遷是發生在十七世紀後半，主要是根據「激情」而分化，是從一般理性的愛情語意過渡到到矛盾化的愛情語意；第二次愛情語意的變遷約在十九世紀時候發生，主要是根據「浪漫愛」而分化，是從浪漫愛的愛情語意過渡到到自我指涉的愛情語意。另外，從社會變遷事實呈現出，家庭不再透過世代存續，而代之以每次更新的家庭來維繫；而愛情的宣稱，則由「結婚的目的」變遷為「結婚的動機」。更進一步的，愛情藉由形式和實體的差異、或理想和實際的差異，來達成愛情自身的首要差異，使得愛情逐漸脫離婚姻與家庭，而形成自主的愛情系統，這促使愛情自我再製的意識型態臻於成熟。至於愛情的自我描述與自我觀察的變遷來源，則多指向社會結構變遷、突發的事件或者是外來文化的侵入等等。社會必須更清楚地區分「結構分析」、「語意分析」和「因果分析」，才能瞭解愛情的自我描述與自我觀察的情形。 第三章的主題是愛情問題的演化。首先處理的是關於愛情的理性問題。這裡所欲探究的是，愛情如何脫離一般理性所加諸的束縛，而展現自身高度的自主性。過去愛情的理性以一般理性作為指導，而現在則特別強調確定自我是愛情關係的基礎，這促使愛情得以充分引用它自身的理性為愛情作判斷。再來處理的是，關於愛情中「性」的問題。過去，性欲和精神因對性的描述和興趣受到禁制而被區分開來；現在，在要求愛情成為親密關係的情況下，「性」併入愛情之中而使這兩者無從區分，以達到性解放的真正意義。這個動作破壞了愛情是真誠或不真誠的探索，「性」也不再納入社會的倫理道德秩序裡面處理，轉而直接放入愛情的親密關係當中處理。接下來談的是關於愛情的不可溝通的問題。此時的不可溝通概念，指的是溝通時有礙個體表達的一種相反於意圖的效果，它具有語帶雙關的特質，一般人藉此能立刻了解隱含未顯的敘述，所以它指的是溝通範疇中缺乏真誠能力的問題。愛情的親密符碼特別需要這種迂迴的暗示效果來理解，因為完全透明的兩個人之間，不但無法藉完全的溝通更貼近彼此，反而因隱私權的被剝奪感而形成不安和恐懼。因此對愛情而言，達成完全的溝通就完全喪失激情浪漫的想像，反而用「不可溝通」進入愛情的洞察是更具優勢的，這是特別有利於啟蒙包含「性」的親密關係的。最後處理的是，關於愛情的矛盾與穩定的問題。愛情所帶來的矛盾張力和極端的特性，使人們很快意識到內在感情的變化。經過愛情的自我確定之後馬上又面臨穩定化、時間化的考驗。對於愛情中非常理所能理解的衰變，時間化並不是主因，愛情的極端性加上時間化才是愛情會不尋常衰變的主因。 第四章的主題是愛情形式的演化。首先，以尋求認同的對象的差異來看愛情形式的演化。從尋求認同的對象可以發現，社會式愛情高度需要外界的肯定，而個人式愛情則高度需要自己對愛情的肯定。另外，愛情的「排他性」也是分別社會式愛情和個人式愛情的一個重要指標。接著，從失望的處理可以發現，要求外在和諧的愛情，以規範的期望模式來處理失望。當人們對愛情失望時，並不會放棄對愛情的期望，此時的期望心理強烈支持對愛情的期望的堅持。而要求內在和諧的愛情，以認知的期望模式來處理失望。對於愛情失望所採行的是認知的調整，此時對愛情的期望保持一種可有可無的心態，漠視愛情失望的發生。再者以目的取向的強弱，將愛情形式簡單區分成強調結婚的目的式愛情和不強調目的過程式愛情。目的式愛情在期望秩序的穩定上，主要是透過「角色的期望關聯」和「規則的期望關聯」來達成；而過程式愛情則相當受「個人的期望關聯」與「價值的期望關聯」所影響。最後，談到相互滲透的愛情與期望相互性的愛情兩種不同的形式的差異。在相互滲透的愛情關係中，必須打破傳統的期望相互性的愛情觀，不再依賴個人的特質或特徵的和諧一致。相互滲透（interpenetration）在盧曼的運用上，是指整個系統與環境的交互作用，是一種系統與環境的關係。相互滲透所強調的是，兩個系統彼此是如何利用對方的複雜性來架構自己的複雜性，相互滲透的透明度也只存在於系統和環境之間的差異。因此在描述相互滲透的愛情之前，必須先處理進行資訊的社會系統能力；這說明愛情系統在自我再製的過程中，其他系統的運作對它所產生的影響力。 文末筆者歸納盧曼對社會演化理論的貢獻，以及他對愛情演化獨到的見解。盧曼的社會演化理論，是透過對既有的社會演化理論的反省，發展出高度抽象的社會系統理論，來解釋社會的變遷。同樣的，在解釋愛情的變遷時，關於愛情的自主權、愛情時間的認識、愛情的自我觀察、愛情中的自我認同、以及愛情的失望問題處理上，他也突破傳統的觀點，特別顯出社會系統理論的普適性與優越性。 目 錄 摘要..........................................................................................I 第一章 社會系統理論的演化觀點...................................1 第一節 社會演化的新路..................................................1 第二節 社會演化的進路..................................................7 第三節 社會演化的轉折.................................................14 第二章 愛情的演化...........................................................19 第一節 愛情的演化基礎..................................................19 第二節 愛情語意的演化..................................................24 第三節 愛情自我再製的意識型態.................................34 第四節 愛情的自我描述與自我觀察.............................37 第三章 愛情問題的演化....................................................45 第一節 關於愛情的理性問題...........................................45 第二節 關於愛情中性的問題...........................................49 第三節 關於愛情的不可溝通的問題..............................54 第四節 關於愛情的矛盾與穩定的問題..........................58 第四章 愛情形式的演化........................................................63 第一節 從「社會式」到「個人式」的愛情..................63 第二節 從「外在和諧」到「內在和諧」的愛情..........67 第三節 從「目的式」到「過程式」的愛情...................71 第四節 從「期望相互性」到「相互滲透性」的愛情..75 第五章 結論...............................................................................80 參考書目.....................................................................................84 / Abstract The motives of this study are to explore N. Luhmann's social systems theory and its way applies on social evolution and to show the analysis on love semantics as an example. By taking the concept of "the evolution of evolution" as a start to examine social systems theory, the study shows us his reflexion and improvement on social evolution theory. In the example of the evolution of love, N. Luhmann took the generalized symbolic medium of communication as a basis to analyze the evolution of love semantics. After that, we try to deal with the evolution of love issues and forms. At last, we select some unique insights from N. Luhmann's social evolution theory and his ideas about the evolution of love, such as the autonomy, time, self-observation, self-identity, and disappointment of love.

一般而言，國際間無償移轉有兩大分析方向。為公共財理論（考慮外部性效果）；一為國際貿易理論（考慮貿易條件變動效果）。此兩種截然不同的分析方式卻有類似的結論（國際間移轉支付發生時，關係的國家之福利水準，可能會有各種矛盾的情形）。此點引起吾人之好奇，若將兩模型合併，是否使會此不同兩領域之分析結果改變。也就是說，若同時考慮外部性及貿易條件時，所有結論是否仍能成立。 　　本文中以一較符合真實狀況（有公共財之存在且考慮國際貿易）之模型成功的推翻了僅由公共財或國際貿易觀點分析時，所得之結論及矛盾條件。也得知在較複雜較接近真實之情形的模型下，移轉支出發生時，很難確定福利水準之變動。

中越關係，如同中蘇關係，是國際關係學習很好的一課。中越共50餘年的正式關係，大致言之，可分四個階段，第一階段自1950年至1964年，此為兩國關係最密切友好的時期。第二階段自1964年至1975年，雙方仍維持友好關係，然同時存在若干的磨擦和衝突，致雙方關係每下愈況。第三階段自1975年至1991年，此為兩國關係最惡化的時期，尤其在1979年「懲越戰爭」之後，有10餘年的時間，雙方中斷了正常的往來。第四階段自1991年迄今，兩國關係恢復正常，並穩步成長。 支配每個階段雙方關係演變的因素非常多，吾人可從國際及國家層次結合中越關係的實際發展情形，綜合歸納有以下五大變數主導兩國關係的發展：一、國際情勢。二、意識形態。三、民族矛盾。四、領土糾紛。五、軍經援助。這五大變數在中越關係每一個發展階段中，一直存在，並同時互為因果，交相作用。而且各變數在不同的階段，對兩國的關係具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其所導致的結果也有所不同。 亙中越關係發展的全期，五大變數中的國際情勢因素，始終都發揮較強的影響力，而在第三階段中，五大變數的影響力同時增強，並使雙方關係迅速惡化，此階段的中越關係亦為雙方53年關係的最低潮。 國家之間在政治、經濟和安全領域的相互依賴是國際關係，特別是現代國際關係中的一個重要的問題。它為國際的合作和衝突提供了更多更新的可能和機會。在53年的中越關係中，有合作友好的一面，也有衝突對抗的一面，這也正好是相互依賴關係的特徵之一。而因為相互依賴有導致國際衝突的內在傾向，中越間的衝突與對抗，就是這種內在的傾向被激化的結果。 五大變數不僅直接影響中越關係的發展，同時亦成為觀察雙方互賴關係的重要指標。如在軍經援助因素中，吾人可從中共對越南支援的質量，來判讀越南對中共依賴的程度；再如民族矛盾與領土糾紛因素中，吾人可從越南挑起此類問題的時機和其發生的頻率，來研析中越間敏感度與脆弱度的轉換；此外亦可從國際情勢及意識形態因素的變化中，來比較雙方主要需求的規模和替代性。

本文旨在探究三項命題，即中共八大路線的具體內容為何？由黨的最高權力機關制定通過的路線，何以發生轉折變化？以及為何在中共黨史上獲得「正確」路線評價？ 1956年的中國大陸局勢，正處於「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中，共黨於1955年下半年發起的加速合作化運動獲得空前成功，中共的權威和聲望達到高點；受到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影響，共黨有意放鬆高壓的政治思想管制，舒緩社會階級的緊張對立形勢。於是自毛澤東開始，共黨領導人提出一連串傾向民主化和自由化的主張，使得1956年成為中國出現「走向民主道路」可能的一年。此時召開的共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制定了中共黨史上極重要的「八大路線」。 八大路線由幾個有機聯繫的部分組成，包括總結「三大改造」的經驗；對當時社會形勢、階級關係的評估；以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界說得出的主要矛盾論斷；和以發展生產力為中心的主要任務等。這些要素組合而成共黨特定時期的任務目標，既可滿足無產階級政黨對共產主義革命的意識型態需要，又可解釋執政黨領導各級黨政機關實行各項政策方針的合理性，就「理論—路線—政策」的決策模式而言，八大路線可說是一個頗為完備的基本路線。 八大路線的轉折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毛澤東個人的思想與行動，無疑在其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八大路線的指導思想中，雖然並未全面否定毛澤東思想，但是諸如反冒進或平衡發展原則在路線中的重要性，實際上超過了毛思想中相關原則的地位。這種現象原可使得按照理論結合實踐原則產生的基本路線，具有修正不合時宜的意識型態以推動各項具體政策的作用；經過頗具制度化決策方式產生的八大路線，卻未經實踐即告失敗，足以證明「結合」原則難以在客觀環境下實現，路線模式在中共的現實政治環境中是相當脆弱的。 共將1957年以後的路線走向歸結於「左傾錯誤」的說法，八大路線顯然是一條「非左」的路線。文革之後，鄧小平提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我們當前最大的政治」的口號，確立以「生產力標準」作為判別路線正確錯誤的標準。根據此一觀點，中共給予八大路線極高的評價，而確立其「正確路線」的地位。除此之外，中共對歷史的評價顯然離不開現實政治的需要，八大路線可說是以毛澤東時代中的一個「非毛主義」式的基本路線，而受到中共領導階層的相對重視。 於路線模式可以滿足無條件的共黨領導的需要，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有效性，因此共黨將不會輕易放棄路線模式這項政治運作的原則。

從現實主義的觀點而言，對國際行為最有影響力的因素是安全、軍事能力、國家之間的政治聯合，及實力追求和實力平衡。美國面對東北亞安全問題，其所採取的政策反應與對區域產生的影響，是美國能否維持政策穩定的主要因素。邁入21世紀，美國面對國際情勢及東北亞局勢的變化，其所採行的東北亞安全政策是本文所欲探索的重點。 從冷戰後迄今，美國國家戰略發展的核心，以維護其自身安全、促進其經濟發展、推行民主的普世價值、維護世界與區域穩定為目標，以確保美國的霸權地位。美國實現戰略的手段乃藉全球秩序的維持，進一步實現其對全球重大資源與關鍵地帶的掌握，使美國得以取得最大的經濟發展利基，確保美國國力遙遙領先世界各國。因此，美國視海外駐軍與盟友為戰力的延伸，以作為美國外交政策運用的籌碼，進而建立一個美國所期待的世界。 本研究觀察小布希政府與歐巴馬政府，面對東北亞情勢變化，如中共崛起的壓力、北韓核武問題、遏制區域內領土等爭端時，美國以不同姿態引領各國屈從其領導，企圖形塑一個美國軍事前沿存在的藉口。美國維持在東北亞的軍事存在，其目的為抑制中共崛起，掌控朝鮮情勢變化，藉區域內聯盟國家的政治聯合，確保美國安全與經濟發展。 因此，從現實主義對權力的本質來看，美國身為全球唯一霸權，其仍將奉行現實主義學派的「強權政治」，爭取區域內各國的合作，進而掌控整個東北亞戰略利益。展望未來，美國在東北亞強化美日同盟與美韓同盟的力度將更顯突出。

從一九九0年代開始，由於微電子、電腦、衛星通信、網際網路、光學纖維等資訊科技的發展，不僅造成社會生活的變遷，也帶動了國家競爭的新形勢。 在這樣的時代環境下，資訊知識發展與科技運用成為經濟發展成功的關鍵，唯有促使科技出現重大突破，才能提昇產業的競爭力。 在學術界，討論資訊科技的文獻上出現了生產力矛盾(productivity paradox)的說法，即他們發現使用資訊科技對於生產力的提升出現了不顯著甚至是負的結果。針對此，後續有許多學者提出各種解釋生產力矛盾的原因，諸如過度投資(overinvestment)、衡量錯誤 (mismeasurement)等問題。 因此，本研究以生產力指標中的總要素生產力為衡量對象，檢視資訊科技對台灣製造業是否具有矛盾的情形，並觀察當技術革新時，對人力資本的需求變化，資料期間為1995-2002年，採用的計量模型為揉合資料（pooling data）模式。 根據實證結果，自動化設備的應用出現生產力矛盾(productivity paradox)的情形，而人力資本對總要素生產力的貢獻則為顯著的正值，若觀察投入自動化生產設備對人力資本的需求，則發現有資本與技術互補（capital-skilled complementarity）的情形。因此推論：單獨增加自動化設備並無法提升總要素生產力，唯有透過自動化設備投資與人力資本的配合，兩者互補之下，以提升台灣製造業生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