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探究三項命題，即中共八大路線的具體內容為何？由黨的最高權力機關制定通過的路線，何以發生轉折變化？以及為何在中共黨史上獲得「正確」路線評價？ 1956年的中國大陸局勢，正處於「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中，共黨於1955年下半年發起的加速合作化運動獲得空前成功，中共的權威和聲望達到高點；受到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影響，共黨有意放鬆高壓的政治思想管制，舒緩社會階級的緊張對立形勢。於是自毛澤東開始，共黨領導人提出一連串傾向民主化和自由化的主張，使得1956年成為中國出現「走向民主道路」可能的一年。此時召開的共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制定了中共黨史上極重要的「八大路線」。 八大路線由幾個有機聯繫的部分組成，包括總結「三大改造」的經驗；對當時社會形勢、階級關係的評估；以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界說得出的主要矛盾論斷；和以發展生產力為中心的主要任務等。這些要素組合而成共黨特定時期的任務目標，既可滿足無產階級政黨對共產主義革命的意識型態需要，又可解釋執政黨領導各級黨政機關實行各項政策方針的合理性，就「理論—路線—政策」的決策模式而言，八大路線可說是一個頗為完備的基本路線。 八大路線的轉折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毛澤東個人的思想與行動，無疑在其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八大路線的指導思想中，雖然並未全面否定毛澤東思想，但是諸如反冒進或平衡發展原則在路線中的重要性，實際上超過了毛思想中相關原則的地位。這種現象原可使得按照理論結合實踐原則產生的基本路線，具有修正不合時宜的意識型態以推動各項具體政策的作用；經過頗具制度化決策方式產生的八大路線，卻未經實踐即告失敗，足以證明「結合」原則難以在客觀環境下實現，路線模式在中共的現實政治環境中是相當脆弱的。 共將1957年以後的路線走向歸結於「左傾錯誤」的說法，八大路線顯然是一條「非左」的路線。文革之後，鄧小平提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我們當前最大的政治」的口號，確立以「生產力標準」作為判別路線正確錯誤的標準。根據此一觀點，中共給予八大路線極高的評價，而確立其「正確路線」的地位。除此之外，中共對歷史的評價顯然離不開現實政治的需要，八大路線可說是以毛澤東時代中的一個「非毛主義」式的基本路線，而受到中共領導階層的相對重視。 於路線模式可以滿足無條件的共黨領導的需要，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有效性，因此共黨將不會輕易放棄路線模式這項政治運作的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