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與政治之間的關係，是研究中國現代史一個重要的課題。中國現代文學和政治之所以有相當深的聯結，與它作為啟蒙救亡的工具有極密切關係。美國學者安敏成(Marston Anderson)就表示現代中國文學是反映時代混亂現實的一面鏡子，從清末民初發展以來即被賦予強大使命，許多知識份子往往在政治改革失敗以後，把心力放在文學改造上，希望透過新文學來為中國社會改革舖路 。梁啟超在戊戌變法失敗後，開辦《新民叢報》，使報刊成為知識份子從事政治社會改良的重要媒介；接著在日本創辦《新小說》，看中小說對社會大眾宣傳的力量，認為這是抨擊政府，以及反映社會不良現象的利器 。梁啟超「欲新國民，必新小說」的論點，為後來五四一代人所承繼。魯迅在《吶喊․自序》中提到，他從事文學活動的動機是因為文學不是一種普通的職業，而是可以用於改造民族的靈魂 ，此言正反映現代中國文學因為帶有強烈的使命，使文藝作家不僅從事單純的寫作工作，更是振聾發聵的先行者。也因此自中國近現代以來，隨著政治社會環境的變動，文藝作家和政權之間不時存在著一種緊張衝撞的關係。 　　本文研究目的即藉由戰時國民黨與文藝界知識份子這段曾經結盟又遭背棄的過程，觀察抗戰時期國民黨透過那些機構、政策與手段，一方面加強文藝界的運作，與中共競爭；另一方面又以戰爭之名進行管制，壓縮作家的生存空間。建構這段時期國民黨對文藝界的政策與運作，不僅有助於理解戰後許多相關歷史的發展脈絡，也可為抗戰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一個全面觀照性的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