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主要從晚清最高決策層，晚清中央政府之一部：總理衙門，以及擔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而與中央政府較為密切的李鴻章(1823-1901)等三方面視角，探討1882-1895年間新式「中國海關(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在中國周邊三個區域的發展。本論文認為新式「中國海關」在東北邊屬國朝鮮與西南邊廣西省、雲南省、西藏的發展，體現1882-1895年間晚清中央政府處理一系列周邊的屬國、邊境的危機的成功面向。此外，本論文也認為新式「中國海關」在南邊廣東省緊鄰英屬香港、葡萄牙管理的澳門之區發展的意義，除前人指出新式「中國海關」制度比粵海常關優越、有效而增加關稅收入之外 ，更重要的是它顯示1882-1895年間晚清中央政府成功跨出收編地方財政的第一步：明確粵海常關稅與釐金稅的實際徵收數額。簡言之，1882-1895年間的晚清中央政府，無論是在對內關係的政治、財政，或者是在對外關係的外交、國防等四個層面上，並非一般認知的衰落、無力。本論文表明，不僅清朝深曉利用新式「中國海關」以維護、爭取自身權益，而且外籍總稅務司與稅務司，也多以謀求中外雙方互惠互利為出發點，履行個人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