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女詞人呂碧城﹙1883-1943﹚是晚清民初一位特殊且才氣橫溢的女詞人，她曾興辦女學，編輯報刊，推展護生工作，並以自身之能力遊歷歐美，將所見異地風光一併入詞。在中國新文學運動的發展下，堅持舊文學創作，以舊文體書寫各式創新的詞作題材，為清代女詞人發展劃下一燦爛尾聲。本論文除緒論及結論外，正文共計五章，大致以下列五方面做為闡述核心。 　　其一，透過呂碧城身分與流動的空間觀看其一生，從她參與報刊、興辦女學以及加入社團來看近代女性如何進入公共空間，以及概述其生平交遊。 　　其次，從呂碧城的詞作特色部分進行探究，探析一個走在時代尖端的新女性，如何使用舊文體表現其個人情懷、旅居異鄉的情感與鄉愁，以及如何調動大自然的空間與中國神話典故顯現婦女跨越邊界的進程，中年後皈依佛法，又是如何運用舊文體進行戒殺護生的創作。 　　其三，專論其為數眾多的海外新詞，探討其如何書寫歐美風光及所見所感，以及於詞作中抒發之故國情懷、所寄寓之情感，並藉由夢境書寫這一類題材探論呂碧城內心世界。 　　其四，綜論呂碧城在藝術技巧及風格創新上之突破，論述其如何將詞之視野擴大，將女性詞由閨閣中走出，甚至走出中國，替女性詞開拓一嶄新詞境。 　　再者，綜合對呂碧城題材及創作技法的歸納，運用接受美學理論，由文化背景、生命經歷的同情共感下，論述呂碧城對李商隱詩的接受，以及在詞作內容及藝術技巧上對李商隱詩的繼承。 　　最後，本論文研究目的為對呂碧城之詞作進行整體研究，冀能重新發掘呂碧城於近代詞史上之意義與價值。

本研究以《臺灣日日新報》之第一個專欄「家庭欄」為主要分析史料，意欲探討距離一世紀以前報紙上的「家庭欄」與今日的家庭副刊有何差別？以及「家庭欄」所意欲宣傳給讀者的「新家庭」有何內涵。 明治維新以後女性被納入「國民」之中，女性被期待塑造成為包含民族與國家主義的「賢妻良母」，「賢妻良母」並且成為近代女子教育的最高宗旨，透過近代女子教育以及家政教育，塑造女性成為塑造新家庭的主要負責人，因此「家庭欄」對於塑造新家庭的「新女性」有多篇報導，包括女性體育、禮節、外在服裝、理想的夫妻關係、走出家庭參與社會、疾病與健康新知等。 同時，十九世紀末開始，日本政府所大力推行的公共衛生、優生保健等政策，亦成為「家庭欄」之報導主軸。保健衛生的報導大致可分為四類別做一探討，分別是飲食營養、育兒、居家環境、疾病與健康新知。 研究並發現「家庭欄」的出現與新政治、經濟社會環境的改變，造成人們對於「家」──與人們生活息息相關的組織──產生了該有如何樣貌的疑慮有關，因此「家庭欄」在《臺灣日日新報》自1903年出刊，1905至1913年中斷刊登， 1914年至1941年均可在《臺灣日日新報》見到「家庭欄」。但「家庭欄」並非均勻分布於各個出版年度，報導文章大量集中於變動快速的大正年間，1914年至1920年，並以保健衛生為最大宗報導，其中原因為至1920年代以後，政府的保健衛生相關機構才大量出現，在此之前「家庭欄」恰巧做為一種宣傳保健衛生知識之媒介工具。 最後，「家庭欄」的報導立場，因《臺灣日日新報》「御用新聞紙」的特質因此「家庭欄」的立場幾乎與統治者一致，但又因廣告收入亦為《臺灣日日新報》的重要經費來源，因此「家庭欄」偶爾會有報導立場不一致之情形，並有多次至入性廣告行銷之情形。「家庭欄」之報導軸線則與明治年間以後新到來的西方家政學、女子教育相同，有共同呼應政治發展、社會輿論之特質。

本論文以1861年至1936年間的俄國「新女性」特質變化為主題，從雷蒙威廉斯文化霸權理論之角度，探討主流「新女性」特質的改變過程。十九世紀中葉，俄國沙皇受西歐影響，推動工業化與現代化政策，企圖將落後的傳統農業社會轉型成現代化工業都市。一八六一年亞歷山大二世解放農奴，農民進城求職，俄國步入都市化階段。都市化使俄國政治、經濟、文化、思想與社會結構產生劇變，其中以鄉村與城市人口結構改變對社會影響最大。男人從傳統農夫變成城市工人，農村勞力的空缺只能由婦女遞補。女性為維持生計與照顧家庭，漸漸從家庭附屬地位變成主導地位，甚至出現大量走出家庭工作的工廠女工。 從這段時期至一九三○年間，整個俄國社會以女性角色變化最為顯著。 教育普及使得平民知識份子數量漸增，向西方學習的社會風氣與心理驅使許多俄國男女出國留學。女性教育水平提高，範圍也從貴族階層深入至中產階級之女性。西化的知識份子將西歐社會男女平權的思想引進傳統的俄國封建社會，男尊女卑的社會觀念與傳統性別特質受到質疑。在這些西化知識份子的鼓吹下，女性開始滲入過去由男性主導的公共領域。她們致力將兩性平等意識帶入俄國，欲改變男權主導社會下女性之悲慘命運。儘管遭遇許多挫折，「女性問題」成功引起社會大眾注意，而這些不同以往的俄國女性便被稱為「新女性」(Новая женщина)。一八六○～七○年代除了國家與社會問題，婦女解放、女性主義與激進改革思潮同樣為社會爭論的焦點。 「新女性」特質不僅象徵女性運動發展，它代表一種意識型態。生理性別(sex)或許只牽涉到男人與女人在生理上之差異，但性別認同(gender)卻與社會、文化有極大的關係。男性與女性在不同的社會期待下產生不同的思維方式，「人們傾向於相信他們已瞭解到，一個人是男是女，並不是因為透過生理上的檢查而決定這個人是生物意義上的男性或女性。相反地，我們往往會去注意一個人是否具有男性氣概或女性特質。在我們的社會中，性別是個人的一項社會性特質，此特質只在某些時候才會與生物性別相互一致。」 所以，一般認為的女性氣質乃是社會建構出來的結果，而非女性天生如此。男性依照自己的期望塑造女性特質，藉由社會化過程讓女性在無形中受到箝制。也就是說，性別意識型態透過社會傳播與灌輸，進入女性的意識中，此一過程即為「型塑」(fashioning)。 十九世紀男性作家筆下的新女性、女性自我期許的新女性及蘇聯共產社會的蘇聯新女性，這三種不同的認知代表不同的意識型態，同時發揮不同的文化作用。 英國文化研究學著雷蒙‧威廉斯乃是將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提出的霸權(hegemony)概念應用至一般文化現象之人。他認為所有文化建構過程都是經由殘留、主流與新興三股力量交會演變而成。這三股力量各自產生不同的意識型態與文化，三種文化的相互影響將決定統治階級是否能穩固其政權。西方馬克思主義乃是延伸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概念而發展出的文化理論，但統治與被統治關係並非僅存於資本階級社會，號稱摧毀階級制度的蘇維埃無產階級社會同樣存在統治與被統治關係。一八六一年到一九三六年正值俄國新舊政權交替之時，社會混亂且人民思想自由，殘留、主流與新興文化之互動尤其明顯。本論文透過「新女性」特質轉變呈現俄國文化發展與蘇維埃文化霸權建立之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