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探討《唐摭言》一書所記士人在科舉之下所呈現出來的社會風尚及文人樣貌，及追求仕途的心境，挖掘從文學作品中所投射出的心靈反應，並論及王定保寫作此書的動機及特色。 全文共分七章。第一章「緒論」，說明本論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在瞭解前人對此一主題的研究成果後，訂定本文研究目的，並對論文結構，作前導式的說明。 第二章「王定保其人與《唐摭言》寫作動機」，擬對作者王定保的生平家世進行爬梳，接著再由論、贊及門目安排探討其寫作動機。 第三章「統序科第大要」，本章擬先就《唐摭言》一書所關注的主題「唐代科舉制度」做一歸納整理，並力從《唐摭言》一書前三卷集中紀錄的科舉沿革角度出發，建構作者眼中的唐代科舉制度及關注面，以區別一般從政治學或史學出發的制度研究。 第四章「由『士』到『仕』的熱切追求」，每年數以千計的舉子集中京城，奔赴場屋追求功名，王定保特地紀錄的舉子們，勢必帶出許多不為史傳所記的人事。本章及下一章擬就《唐摭言》一書探討科舉制度下所呈現的社會風氣及舉子樣貌。本章先就士人的學養階段談起，再探士人求仕的熱切樣貌，最後談及第後宴集所彰顯的榮耀。 第五章「『雲泥有別』科場心境的轉折」，此章續探由士到仕的追求過程中，士人久屈名場、龍鐘場屋「一回春至一傷心」的心路歷程。又科場上「及」與「落」的處境大不同，舉子們應對的心境又為何？是溫馴地接受，抑或是有另一番排解呢？《唐摭言》在這些問題上的著墨，想必更真實的表達了唐代士人面對科舉的心境，本章擬就此部分加以論述。 第六章「文史交融的敘事」，本章著重探討文學的表現手法，擬先釐清作者在寫作敘事上是否有傳承或突破之處。接著再針對寫作藝術較為濃厚的篇章，觀察作者的敘事特色，及作者擅長使用的筆法。最後對前人學者的評論作一探討。 第七章「結論」，綜合上述章節肯定《唐摭言》記載唐代科舉社會的種種，提供我們研究唐代科舉和士人風貌許多珍貴的史料與參考價值，並試論王定保的觀點。

爵制是中國官僚系統中的一大環節，在官僚制度中常以「官爵」並稱，歷代君臣將相都相當的重視，所謂「富均公侯」、「強富比於公侯」等，皆以王侯之爵作為富貴的代稱。先秦諸子已相當重視爵的地位，儒家經典與漢代著作亦然，說明「爵」在中國古代可說是區分身份的方式之一，也是君臣之間建立關係的另一種管道。 而所謂的五等爵，即公侯伯子男的稱號，同樣已出現在《春秋》、《孟子》、《周禮》等書中，歷來多以為是西周已行之制，但因五等制度與《詩》、《書》、金文所記多有矛 盾，自北宋以後亦有許多懷疑的聲浪。但在漢唐之間，仍相信五等爵為西周制度，因此稱歷來對五等爵的理解仍以「復古」為中心並不為過。 本文所討論之爵，是具有食邑、在名義上擁有封國的異姓高爵，在漢魏時期以有封地的列侯為主，另將有食邑而無封地的關內侯併入討論；至咸熙元年開建五等後，五等爵成為當時異姓的最高爵，與列侯、關內侯等爵共同構成西晉的封爵體系。 中國爵制的起源與發展是相當長久的。殷商以前似已有類似爵制的存在，至西周時期已有五等爵的產生。不過西周以前的爵制，更像是天王與諸侯的羈糜關係，而非上下統領關係；且西周的五等爵制是以同姓為主，另外輔以部分異姓，強調的重點是血緣與身份，即使國君被弒或無子，也會尋找同血緣者來取代，而不至國絕。至戰國時期，在各國變法圖強的情形下，過去的諸侯與卿大夫階層大多淪落，取而代之的是新興的士與庶人。在當時的政治背景下，各國逐漸發展出新的封爵體系，以加強國君與官僚之間的關係，楚爵與秦爵即為其例。尤其是秦國的二十等爵，是明確的軍功爵體系，日後亦為漢代吸收，成為秦漢時期主要的封爵制度。因此西周至秦漢封爵體系的轉變，象徵著國家從身份制向「一君萬民」的變化。 到了西漢，在天下逐漸統一之後，在公士至公乘（即所謂民爵）的部分，原本秦代所強調的軍功逐漸失去其必要性，逐漸轉為皇帝即位或國家重大慶典時的普遍賜爵；即使漢武帝時一度推行新的軍功爵制，仍無法阻止民爵的日趨衰微。在公大夫至大庶長（即所謂吏爵）部分，由於漢代「以吏治天下」，故中層的吏爵似亦與軍功無涉，即只要是「庶人在官」者，皆有機會受封吏爵。但在列侯與關內侯（即官爵或貴族爵）部分，漢代仍維持「無功不侯」的原則，除了與皇帝關係密切的恩澤侯外，只有軍功一途方能成為列侯與關內侯。 上述原則在漢武帝「獨尊儒術」後逐漸受到儒生與士大夫的挑戰。儒生與士大夫不斷的藉由對儒家經典的討論，一方面反映出有德者應有封爵的理念；另一方面，也投射出他們希望恢復五等爵的想法。在士大夫與儒生逐漸轉化為士族之時，隨著士族勢力的擴大，這種呼聲也更加強烈。雖然在王莽時期曾一度施行五等爵而失敗，到了魏晉之際，再次建立了一套模仿西周的五等爵制；此後直至清末，雖在歷代多少有所調整，五等爵制的本質並未改變。也就是說，這套五等爵制自魏末晉初施行以後，在往後的一千六百多年間，成為帝國官僚體系的要角之一。而西晉作為這套施行千餘年制度的開端，自然有其重要性。然而，由於下述的情形，使得歷來對魏末晉初的五等爵制的研究，尚有不足之處。因此，本文試圖以爵制為中心，一方面探討五等爵產生的原因與過程，及其所產生的影響；另一方面，則是試圖觀察魏晉時期士族與皇權兩者對爵制的態度，藉以更加瞭解漢晉之際政治與制度方面的演進。本文擬從幾個不同層次的討論，試圖觀察漢晉之間爵制的發展歷程。 第一章首先提出研究此一問題的原因，對過去學界的研究成果作簡單的回顧，並說明各章節的安排架構。 第二章是對於漢晉爵制演變的歷史背景與過程進行探討。從漢代以軍功為封爵重心的列侯、關內侯，到西晉以士族為封爵主體的五等爵，除了爵級名稱與內容的不同外，更重要的是封爵的原則有所變化。此外，漢晉間爵制變化的背景，及其所呈現的型態為何，也是本章探討的焦點。 第三章則是從地理、開國與食邑三個層面，試圖分析西晉爵制的實質運作。首先是從受封者本籍與封地間關係的變化，來觀察西晉封國的地理問題；其次從茅土、置軍、國官等角度，探討西晉五等爵的開國制度；此外便是簡單計算西晉食邑總額與國家租調總數，試圖探討西晉諸侯食邑與國家財政的關係。 第四章則是以政治秩序、禮制與律令規範為中心，藉以觀察爵制在身份與等級上的安排。西晉爵制表現在政治秩序與禮、法的共同處之一，就在於明確的區分身份，使儒家「彝倫攸敘」的理想，得以實踐在各項制度之中。 第五章是從爵制本身、士族與皇權三個層面，探討漢晉間爵制變化的意義。士族與皇權各自對爵制的期待為何，以及五等爵與當時政治環境的關係，都是本章所要探討的課題，並將於第六章作扼要的結論。

本文所探討的，是明代小說「三言二拍」之中，所描繪的士人處境。明中葉以後，由於工商階級的興起，商人子弟大量為官入仕，打破了傳統士、商的界線。但是另一方面，工商階級的興起，並沒有創造出一個足以和官僚─士人抗衡的資產階級。官僚在社會上，仍擁有最大的權威，在不公正的司法環境下，這個權威，往往以「特權」的方式呈現。商人們為了享受這些特權，或是保障自己的財產，競相投入科舉，如此一來，傳統出身的士人便受到莫大的競爭壓力，若無足夠的經濟基礎為後盾，他們將很難在科舉場上，保持優勢。在「三言二拍」系列小說裡，很明顯的透露出上述的信息。 競爭(暫時)失敗的讀書人，處境變得十分尷尬，人格也受到扭曲。小說中特別喜歡描述一類「窮酸秀才」，他們在科場上屢屢失意，漸漸失去了人們的尊敬。世人對其百般嘲諷，他們卻仍努力不懈。作者對這類人寄予特別的同情，因為他們儘管酸態畢露，但「志行不移」，不失君子美德。 　　作者雖對科舉有所批判，亦對世人勢利的眼光採取譴責，但程度均屬有限。在小說裡，這些窮酸秀才，最後仍需靠著功成名就，方能揚眉吐氣。科舉作為他們唯一的發跡路徑，地位只有更加重要。這樣的故事模式，亦說明了個別士人，的確因為商人的競爭而處境艱難，但作為一個整體，士人階級的地位不但沒有下降，反而因為競爭趨於激烈，更得到鞏固。這樣的競爭環競，及此一環境下所造成的心理壓力，亦是促成明代社會階級流動的原動力。

柳永為北宋著名之詞人，但過往多囿於雅俗之見的評價，使其人其詞在文學史上未能得到相應的地位。故論文中擬將柳永其人其詞重新梳理，冀以柳永士人身分之定位為始，將柳詞的雅與俗帶入文學史中做整體之討論。 為說明柳永士人身分與宋代文風的關係，本文先著眼於中國傳統士人的性格與相關作品，透過他們在文學中反映出歌頌與哀愁的雙重特質，觀察柳詞中反映士人思維的時代意義。並藉由與屈原、宋玉和敦煌詞之討論，說明柳詞在雅俗創作上的淵源與革新，以見其詞之文化意義。 最後，透過柳詞和王喆、關漢卿作品的比較，由創作手法和內容風格方面，討論柳詞在宋元詞曲發展上的影響，說明柳詞在文學史上，具有延續唐宋詞軌跡，和推進詞體發展的重要價值。同時，也透過跨代作家與作品的異同比較，觀看一條由「士不遇」情感，衍生而出的「才」與「狂」之文學精神。

本論文共分十章，各章之內容如下： 第一章「緒言」。說明藩鎮之意義與範圍，本論文所稱藩鎮指自唐睿宗景雲元年起至唐亡止之節度使、觀察使、都防禦史、經略使。 第二章「唐代藩鎮對中央態度之分類統計」。本論文將藩鎮對中央態度分為跋扈、叛逆、恭順三類，並作成統計表，敘述唐代中央政府對藩鎮控制力的演變。 第三章「藩鎮職權之廣泛及對所屬州縣之控制力」。 第四章「藩鎮武力之強大與其對中央之態度」。 第五章「唐末藩鎮之本質與其跋扈之態度」。 第六章「中央與藩鎮間之經濟關係」。 第七章「河北三鎮之獨立性在文化上的原因。」 第八章「中央之策略措施與藩鎮對中央態度的關係」。 第九章「唐代士人與藩鎮」。 第十章「結論」。首先分析中國古代專制政體下政治權力之爭取與唐代藩鎮對中央各種不同態度之形成，再提出幾點綜合性的認識。 本論文有一重要的附錄：「唐代藩鎮總表」，包含八十六鎮，藩鎮一三三三人，幾將全部唐代藩鎮網羅在內，本表內容項目包括：姓名、是否有相職（含曾任宰相、現任宰相、後官至宰相、使相等）、受鎮年月、去鎮年月、在鎮時間任前官職、任後官職或情形、受鎮原因、去鎮原因、對中央之態度、文武職、碑傳等。本表內容詳盡，為本論文提供了許多統計上的基本資料。 本論文之末附有「大唐方鎮圖」，使本論文中之地理敘述得以與地圖對照。

本文嘗試回答：清嘉道咸時期，士人如何掌握時代脈動，及其時代關懷為何？然本文並非嘉道咸年間，士人言論總集或百科全書，因此，無意也無法兼顧此時士人涉及的所有內容。即便如此，與此相關之議題極為龐雜，甚難一一細述，故以鳥瞰方式呈現其中較為關鍵的部分，希冀凸顯清中葉以降的時代變化，並以實例進行解說，捕捉嘉道咸年間的風貌，與士人的時代關懷。綜觀嘉道咸時期，士人關懷時代的焦點仍以內政為主，故本文借用多旋律線的概念，呈顯士人對人滿之患、官箴吏治、鹽漕河大政與銀錢經濟等議題的討論。其後，因爆發鴉片戰爭，涉外事務成為士人關懷時代的另一條主軸。部分士人亦進行若干外國事務的引介工作，卻有如「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在看世界，且戴上厚重的儒家眼鏡，以傳統中華思想理解世界，排列世界秩序。士人認為根絕夷務問題的解決之道須從內政著手，徹底改革的方式，當以人心風俗為要，回歸人性與天良。此外，士人時代關懷的另一條重要途徑，乃師友網絡的連結，及其形塑之輿論。士人網絡在平時透過宴集、題寫詩文序跋等方式聯絡感情。一旦遭遇重大事件，群起發聲，表達立場，縱論時事，形成輿論風潮，左右國家政策方向。嘉道咸年間的士人再三強調人心風俗之重要性，以編纂經世文章和詩文總集的方式，冀期轉化風俗，端正人心，此時代世風，猶在士人間繼續傳承。

本文以「孔子弟子」為研究對象，探討孔子之下第一批儒家從學者對於孔子之學的發展。主要藉由觀察孔子弟子的儒學發展，分析前人所謂「弟子分化」的關鍵點與整體趨向，並討論孔子弟子對於儒學、乃至先秦學術所造成的影響。除推證、釐清前人對於孔子弟子的相關論述，展現孔子弟子於儒學發展的重要作為以外，亦期能稍以增補戰國儒學傳承的線索。 全文共分五章：一、「緒論」，說明本研究形構的背景；二、「孔子弟子從學的背景與表現」，從社會背景、事行表現與從學情況三主題，觀察孔子弟子與孔子之教的連繫情況，並建立對於孔門從學者的具體認識；三、「孔子弟子儒學發展的趨向」，自政治參與、六藝之學以及德行之學三面向，討論孔子弟子儒學發展的情況，同時觀察其整體趨勢；四、「孔子弟子儒學發展的影響」，根據前章所得，分就儒學理論、儒學實踐、戰國學術三方面，說明孔子弟子儒學發展的影響。五、「結論」，總結本文研究成果與未來展望。相關資料整理，則另列於「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