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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建五等—西晉五等爵制成立的歷史考察

王安泰 Unknown Date (has links)
爵制是中國官僚系統中的一大環節,在官僚制度中常以「官爵」並稱,歷代君臣將相都相當的重視,所謂「富均公侯」、「強富比於公侯」等,皆以王侯之爵作為富貴的代稱。先秦諸子已相當重視爵的地位,儒家經典與漢代著作亦然,說明「爵」在中國古代可說是區分身份的方式之一,也是君臣之間建立關係的另一種管道。 而所謂的五等爵,即公侯伯子男的稱號,同樣已出現在《春秋》、《孟子》、《周禮》等書中,歷來多以為是西周已行之制,但因五等制度與《詩》、《書》、金文所記多有矛 盾,自北宋以後亦有許多懷疑的聲浪。但在漢唐之間,仍相信五等爵為西周制度,因此稱歷來對五等爵的理解仍以「復古」為中心並不為過。 本文所討論之爵,是具有食邑、在名義上擁有封國的異姓高爵,在漢魏時期以有封地的列侯為主,另將有食邑而無封地的關內侯併入討論;至咸熙元年開建五等後,五等爵成為當時異姓的最高爵,與列侯、關內侯等爵共同構成西晉的封爵體系。 中國爵制的起源與發展是相當長久的。殷商以前似已有類似爵制的存在,至西周時期已有五等爵的產生。不過西周以前的爵制,更像是天王與諸侯的羈糜關係,而非上下統領關係;且西周的五等爵制是以同姓為主,另外輔以部分異姓,強調的重點是血緣與身份,即使國君被弒或無子,也會尋找同血緣者來取代,而不至國絕。至戰國時期,在各國變法圖強的情形下,過去的諸侯與卿大夫階層大多淪落,取而代之的是新興的士與庶人。在當時的政治背景下,各國逐漸發展出新的封爵體系,以加強國君與官僚之間的關係,楚爵與秦爵即為其例。尤其是秦國的二十等爵,是明確的軍功爵體系,日後亦為漢代吸收,成為秦漢時期主要的封爵制度。因此西周至秦漢封爵體系的轉變,象徵著國家從身份制向「一君萬民」的變化。 到了西漢,在天下逐漸統一之後,在公士至公乘(即所謂民爵)的部分,原本秦代所強調的軍功逐漸失去其必要性,逐漸轉為皇帝即位或國家重大慶典時的普遍賜爵;即使漢武帝時一度推行新的軍功爵制,仍無法阻止民爵的日趨衰微。在公大夫至大庶長(即所謂吏爵)部分,由於漢代「以吏治天下」,故中層的吏爵似亦與軍功無涉,即只要是「庶人在官」者,皆有機會受封吏爵。但在列侯與關內侯(即官爵或貴族爵)部分,漢代仍維持「無功不侯」的原則,除了與皇帝關係密切的恩澤侯外,只有軍功一途方能成為列侯與關內侯。 上述原則在漢武帝「獨尊儒術」後逐漸受到儒生與士大夫的挑戰。儒生與士大夫不斷的藉由對儒家經典的討論,一方面反映出有德者應有封爵的理念;另一方面,也投射出他們希望恢復五等爵的想法。在士大夫與儒生逐漸轉化為士族之時,隨著士族勢力的擴大,這種呼聲也更加強烈。雖然在王莽時期曾一度施行五等爵而失敗,到了魏晉之際,再次建立了一套模仿西周的五等爵制;此後直至清末,雖在歷代多少有所調整,五等爵制的本質並未改變。也就是說,這套五等爵制自魏末晉初施行以後,在往後的一千六百多年間,成為帝國官僚體系的要角之一。而西晉作為這套施行千餘年制度的開端,自然有其重要性。然而,由於下述的情形,使得歷來對魏末晉初的五等爵制的研究,尚有不足之處。因此,本文試圖以爵制為中心,一方面探討五等爵產生的原因與過程,及其所產生的影響;另一方面,則是試圖觀察魏晉時期士族與皇權兩者對爵制的態度,藉以更加瞭解漢晉之際政治與制度方面的演進。本文擬從幾個不同層次的討論,試圖觀察漢晉之間爵制的發展歷程。 第一章首先提出研究此一問題的原因,對過去學界的研究成果作簡單的回顧,並說明各章節的安排架構。 第二章是對於漢晉爵制演變的歷史背景與過程進行探討。從漢代以軍功為封爵重心的列侯、關內侯,到西晉以士族為封爵主體的五等爵,除了爵級名稱與內容的不同外,更重要的是封爵的原則有所變化。此外,漢晉間爵制變化的背景,及其所呈現的型態為何,也是本章探討的焦點。 第三章則是從地理、開國與食邑三個層面,試圖分析西晉爵制的實質運作。首先是從受封者本籍與封地間關係的變化,來觀察西晉封國的地理問題;其次從茅土、置軍、國官等角度,探討西晉五等爵的開國制度;此外便是簡單計算西晉食邑總額與國家租調總數,試圖探討西晉諸侯食邑與國家財政的關係。 第四章則是以政治秩序、禮制與律令規範為中心,藉以觀察爵制在身份與等級上的安排。西晉爵制表現在政治秩序與禮、法的共同處之一,就在於明確的區分身份,使儒家「彝倫攸敘」的理想,得以實踐在各項制度之中。 第五章是從爵制本身、士族與皇權三個層面,探討漢晉間爵制變化的意義。士族與皇權各自對爵制的期待為何,以及五等爵與當時政治環境的關係,都是本章所要探討的課題,並將於第六章作扼要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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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分禮秩與皇權重塑—大禮議與明嘉靖朝政治文化

尤淑君 Unknown Date (has links)
本文擬以明代大禮議事件,作為研究嘉靖朝政治文化的切入點,試圖透過名分禮秩的角度去分析大禮議牽涉的「七爭」 、頒佈《明倫大典》 及國家禮制變革三方面,找出政治權力、儒家經典詮釋及國家禮制三者的關係,以瞭解嘉靖朝的政治文化有何變化。本文提出的問題如下: 一是嘉靖君臣如何透過經典再詮釋的方式,建構人情論的理論體系,說服士人接受「大禮議」的結果,而嘉靖君臣又如何逐步變易國家禮制,證明政權的正當性基礎,完成皇權重塑的目標。並且觀察後來隆慶朝至崇禎朝的歷朝皇帝如何處理睿宗獻皇帝的祧遷問題,回過頭來證明嘉靖皇帝是否成功地建立了自身世系的正當性。二是嘉靖君臣面臨公私衝突時將會如何抉擇,這些抉擇又會使嘉靖君臣關係與權力分配原則產生何種變化,從而觀察權力核心中的政治人物如何去界定自己在團體中的地位、擁有的職權範圍與政治結構中的既有限制。並且探討大禮議將如何影響嘉靖朝各種團體的人際關係、權力結構及政治生態,從而討論嘉靖皇帝如何能成功箝制士人對大禮議的不滿輿論,探討皇權伸入官僚體系的政治效應。三是大禮議的結果將使名分禮秩出現何種危機,而名分禮秩的危機又會使嘉靖朝造成何種政治效應。再從名分禮秩的意義去討論皇權究竟要作為包括廣大臣民在內的公共中心,還是作為保證皇帝個人私利的手段呢?一旦皇權的公共性質隱晦不明時,將對整個社會秩序造成什麼樣的後果。並且探索士人們如何依循政治權力、社會經濟與思想文化的變化,藉由儒家傳統經典再詮釋的方式,力圖讓名分禮秩回歸「合禮」的軌道,從而限制皇權的範圍,讓政治秩序與社會秩序回復合理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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