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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樂智慧》中所反映的十一世紀維吾爾社會文化 / The eleventh century social culture of uigur reflected in kutadgu bilig周麗珠, Chou, Li Chu Unknown Date (has links)
文學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的一部分,因為一個民族的特性,是其文學創作最迷人且最具永恆性的價值所在。《福樂智慧》便是這樣一部文學巨著,藉由對其語言修辭的探討及文體內容的分析,可勾勒出當時(十一世紀前後)維吾爾社會文化的大概形貌,所以文學性是本篇論文首先所要陳述的。《福》書中不僅承繼其本族文學的精華,亦接受了波斯、伊斯蘭文學的薰陶,並結合詩的語言及戲劇的形式,開創了其族詩劇體裁的先河。而《福》書所反映的時代,正是維吾爾族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都起了重大變化的關鍵時代,因此,本文試從文學、政治、經濟、社會等相關層面來探討其所反映的社會文化。
就政治方面而言,除了反映出當時的政治結構及吏治由盛轉衰的變化外,亦表達了作者的政治理想及百姓的心聲。經濟上則從單純的游牧經濟,進入從事農、牧、商、手工業等多種混合經濟的社會,這種社會經濟生活的巨大變化,對維吾爾人的文化、歷史發展起了重大的推進作用。在社會生活方面,除了對當時的社會禮俗有所描繪外,對天文學的知識亦著墨不少;而改宗伊斯蘭教對其更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從原先多元、自由的宗教信仰,到伊斯蘭教勢力的擴張,後更進而成為一元化的伊斯蘭社會,其社會文化是迥異於以往的。雖然如此,但在十一世紀,伊斯蘭教雖已佔優勢,然而其族原先所信奉過的信仰遺跡,尚未完全退出歷史舞台,在《福》書中仍餘緒蕩漾。
《福》書中除了反映出當時合成式的社會文化外,作者玉素甫在面對外來文化的衝擊及時代巨變的時候,其致力於「本土化」的努力,在書中亦表露無遺,而這應是本於一個知識份子的民族良知,在努力與妥協的涵化過程中,也展現了維吾爾社會文化的蛻變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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