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西征後建立了欽察、察合台、窩闊台及伊兒等汗國，在這些汗國的境內包含了伊斯蘭的兩河流域、中亞地區、波斯地區、小亞細亞、欽察草原等地，周遭受伊斯蘭文明的包圍；蒙古四大汗國中欽察、伊兒汗國相繼皈依伊斯蘭教，察合台汗國是蒙古支裔中最晚皈依伊斯蘭教者（窩闊台汗國後來併入察合台汗國），伊斯蘭教在察合台汗國的盛行與察合台汗的大力提倡，汗國內貴族勢力的依附，及中亞蘇菲教團的蓬勃發展有很密切的關係。 本論文探討察合台汗國因地理環境變遷，蒙古傳統封建游牧制度逐漸趨向綠洲農牧城市商業社會，使生活文化產生截然不同的改觀，草原游牧民族常因本身力量的消長﹐而向城郭農業地區尋求支援﹐在其向農業城廓生活靠攏或轉化時﹐使原本的生活型態﹑經濟模式﹑政治制度及宗教文化﹐進行必要的改變和調適﹐藉以配合生存環境的特殊性。 察合台汗國的汗權消長﹐成為觀測大汗權力虛實的指標﹐所以初期察合台汗位的變動﹐是在驗證大汗權力落實的範圍﹐一旦汗位繼承人選脫離了中央大汗的操控後﹐汗國成為內部勢力爭逐的競技場；察合台汗國在這塊結合草原﹑綠洲與河谷的版圖上﹐不斷交互上演草原游牧與農業綠洲生活型態的拉鋸及地方貴族勢力把持汗權的戲碼，然而在農業經濟生活﹑人口與文化的優勢吸引下﹐草原游牧生活的型態很難與其抗衡﹐最後不得不向農業生活型態投靠﹐融入當地盛行的主流文化－伊斯蘭文化。 當傳統伊斯蘭教逐漸感染驕奢腐敗氣息時﹐反省與抵抗歪風的虔誠信徒們以清貧儉約﹐苦行修煉的禁慾主義（蘇菲主義）尋得出路﹐禁慾主義演變成神祕主義，主張功修以「入神」，藉此與阿拉合而為一，使得蘇菲主義揉合泛神論思想，穆罕默德的神奇事蹟給予蘇菲主義者鼓舞與啟發，進而產生聖徒崇拜，中亞開闊的空間與寬容的氛圍，成為蘇菲主義傳播的新樂土。 起初蘇菲教徒以單獨與小群體的方式漫游四方，生活所需靠他人施捨或自己勞動所得解決，逐漸地蘇菲教徒周圍聚集了門徒，形成修道院的形式，透過精神導師的道統傳承，原本平行的成員關係演化成尊卑師徒的位階型態。有組織的蘇菲教團由伊拉克及敘利亞向四周發展，中亞的蘇菲主義方興未艾，而納合西班底教團因緣際會進入察合台汗國，從此改寫了汗國內政治與宗教的互動生態。 當察合台汗國內地方貴族勢力強大到威脅汗權行使時，宗教勢力成為制衡威脅的力量，這種「藉力使力」的策略成為察合台汗打擊舊勢力的慣用模式，宗教力量的勃興，有賴寺院經濟的累積及信仰中心的強化，而察合台汗積極推動伊斯蘭的政策，有如風行草偃，締造政治與宗教互利共生的結構。 伊斯蘭教在察合台汗內發展，所蘊含最深遠的意義不外是和卓家族的形成與伊斯蘭教的本土化與地方化。回疆在黑山派與白山派支持者交互攻詰下，政局動盪，導致汗族後裔流落異鄉，世俗政權轉由宗教神權取代，準噶爾成為新的統治階層﹐改以間接統治控制南疆，但對和卓家族勢力的死灰復燃，不敢掉以輕心，透過緊縮政策，直接任命當地軍事貴族掌控，最後索性將其帶離根據地，架空權力來源，並以「眾建其位少其力」的方式，各城分立和卓管轄，如此殫精竭慮，只為防範和卓家族的東山再起，即使在清代，每當回疆民眾發動爭端，每每打著和卓後裔的旗幟為之，強調師出有名的號召力，足見和卓家族對回疆人民深遠的影響。 察合台文的形成與使用，不僅是維吾爾文書寫形式演變過程中的一環，更是察合台汗國伊斯蘭化的力證；而阿渾是回疆穆斯林一生的見證人﹐宗教職務上的專業與威望﹐可以跨足政治領域的監察職務﹐更可以取代傳統伊斯蘭中「伊瑪目」在清真寺引領信徒禮拜的角色﹐這是伊斯蘭地方化的特徵之一。阿渾的功能如果代表正規清真寺體系的運作﹐海蘭達爾的功能則是彌補信徒對阿渾功能不足的期待﹐海蘭達爾兼具蘇菲教徒﹑托缽僧與巫的特質﹐能施行求雨治病﹑消災祈福的儀式與奇蹟﹐這種對神蹟的嚮往與期盼﹐加速了伊斯蘭教地方化與本土化的深度﹐而且穆斯林對阿渾與海蘭達爾的接納無疑也表現在對清真寺與麻扎朝拜的調合上﹐因為清真寺只利城市穆斯林的參拜，麻扎才是靈魂修煉之所，而海蘭達爾的多重身份﹐使他可以游移於一神獨在與萬物崇拜的模糊地帶﹐呼應蘇菲主義中入神與泛神論的思想﹐所以蘇菲教徒本身的地方化與本土化是促使察合台汗國伊斯蘭化的關鍵之一。 【關鍵詞】 察合台汗國（Chaghatai Khanate） 伊斯蘭化（Islamization） 蘇菲主義（Sufism） 德爾威什（Darvish） 蘇菲教團（Sufi Dariq） 和卓家族（Khwadja Fami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