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治道合一的危機」為主要切入點,試圖重新開發呂留良思想在清初的地位與重要性。所謂「治道合一」,指的是清朝統治初期,康熙所帶出的治統與道統合一的現象,而危機的呈現,則來自於雍正時期,由呂留良思想與其著作《四書講義》間接引發的曾靜案,以「華夷論」與「正統論」所帶出的清廷統治合法性的問題,以及其後牽連而出的種種政治與學術的問題。
為了恰當地回應此問題,本文首先梳理呂留良的儒學思想與清初思想「由王反朱」的現象,了解清初朱子學復興下,以朱子學為官學的清廷與以「尊朱闢王」為主要思想核心的呂留良其實有著一致的理論走向,但呂氏思想卻在曾靜案後遭受到清廷的打擊,同樣的朱子學框架,其下卻呈現了兩個不同的理論體系,這樣的情況便導向了本文第三章的問題,即是探討《四書講義》、《大義覺迷錄》與《駁四書講義》三本著作的核心理論之間的差異。
作為反對方的清廷,一方面透過《大義覺迷錄》申明其政權合法性,經由援引儒家思想,將南宋以來重視以血緣、種族為判準的正統論述,轉回以儒家道德為主的觀點,由此建立清朝的政權合法性,迴避滿清外族身分所帶來的疑義;而另一方面,則是在政權合法性之外,經由朱軾等人奉諭所做的《駁四書講義》將目光落在論述政權合法與否的根源思想:儒家思想之上,試圖架空同樣以朱子學為尊的《四書講義》,藉由引入理學式的性命辯駁,將呂留良的朱子學推到異端的一方。
《駁四書講義》在理學的大框架下,與《四書講義》進行心性問題的辯駁,這個看似純為儒學內部理論爭議的現象,卻因為《駁四書講義》身兼學術與政治的特殊性質而引人注意,這也便是第四章所關心的問題:《四書講義》與《駁四書講義》的差異之間,其實反映了清代官方在「治道合一」的前提下,綰合政治與學術的策略。
而透過追問《四書講義》與《駁四書講義》的差異意義,本文看到了在治統與道統的緊張關係下所產生的「危機」,在此危機中,《四書講義》與《駁四書講義》兩者的理論差異便象徵了「治道合一」的內在緊張,而呂留良《四書講義》的意義,便是在清廷以治統合併道統的統治策略下,仍然高舉著朱子學中的道統精神,保有儒學批判意義的重要作品。
Identifer | oai:union.ndltd.org:CHENGCHI/G0099151016 |
Creators | 劉欣韋 |
Publisher | 國立政治大學 |
Source Sets |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Libraries |
Language | 中文 |
Detected Language | Unknown |
Type | text |
Rights | Copyright © nccu library on behalf of the copyright hold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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