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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治道合一的危機：呂留良《四書講義》對清初儒學的衝擊 / The Impact of Lu Liou-liang’s Handouts of the Four Books ("Shisu jiangyi") toward the Zhu-zi Study in the Early Ch'ing Dynasty 劉欣韋 Unknown Date (has links) 本文以「治道合一的危機」為主要切入點，試圖重新開發呂留良思想在清初的地位與重要性。所謂「治道合一」，指的是清朝統治初期，康熙所帶出的治統與道統合一的現象，而危機的呈現，則來自於雍正時期，由呂留良思想與其著作《四書講義》間接引發的曾靜案，以「華夷論」與「正統論」所帶出的清廷統治合法性的問題，以及其後牽連而出的種種政治與學術的問題。　　為了恰當地回應此問題，本文首先梳理呂留良的儒學思想與清初思想「由王反朱」的現象，了解清初朱子學復興下，以朱子學為官學的清廷與以「尊朱闢王」為主要思想核心的呂留良其實有著一致的理論走向，但呂氏思想卻在曾靜案後遭受到清廷的打擊，同樣的朱子學框架，其下卻呈現了兩個不同的理論體系，這樣的情況便導向了本文第三章的問題，即是探討《四書講義》、《大義覺迷錄》與《駁四書講義》三本著作的核心理論之間的差異。　　作為反對方的清廷，一方面透過《大義覺迷錄》申明其政權合法性，經由援引儒家思想，將南宋以來重視以血緣、種族為判準的正統論述，轉回以儒家道德為主的觀點，由此建立清朝的政權合法性，迴避滿清外族身分所帶來的疑義；而另一方面，則是在政權合法性之外，經由朱軾等人奉諭所做的《駁四書講義》將目光落在論述政權合法與否的根源思想：儒家思想之上，試圖架空同樣以朱子學為尊的《四書講義》，藉由引入理學式的性命辯駁，將呂留良的朱子學推到異端的一方。　　《駁四書講義》在理學的大框架下，與《四書講義》進行心性問題的辯駁，這個看似純為儒學內部理論爭議的現象，卻因為《駁四書講義》身兼學術與政治的特殊性質而引人注意，這也便是第四章所關心的問題：《四書講義》與《駁四書講義》的差異之間，其實反映了清代官方在「治道合一」的前提下，綰合政治與學術的策略。　　而透過追問《四書講義》與《駁四書講義》的差異意義，本文看到了在治統與道統的緊張關係下所產生的「危機」，在此危機中，《四書講義》與《駁四書講義》兩者的理論差異便象徵了「治道合一」的內在緊張，而呂留良《四書講義》的意義，便是在清廷以治統合併道統的統治策略下，仍然高舉著朱子學中的道統精神，保有儒學批判意義的重要作品。呂留良曾靜案四書講義朱子學
2	江南八俠研究崔雅慧, Tsui Ya Hsui Unknown Date (has links) 江南八俠多數是歷史上斑斑可考的人物，周潯、路民瞻、呂元是詩畫名家；甘鳳池則是武術名家，而且自認具有將帥之材。甘鳳池在《清史稿》中有傳，周潯在相關方志和江南案相關資料中，也都有記載；呂四娘雖然不能確知是否存在，但被依附為父親或祖父的呂留良是《大義覺迷錄》案的重要人物。從現有傳記資料看來，如果周潯、甘鳳池、呂四娘、路民瞻、曹仁父、白泰官、呂元等人曾經是一個群體，那麼這個群體中，周潯、甘鳳池和呂四娘等三位成員可能都在盛年，白泰官和呂元可能是中年，路民瞻和曹仁父可能已經是老年，而這個群體的全盛時期應該在康熙中期。但相關諸文本中所言，以康熙晚年至雍正年間為主，且設定周潯為老年的情節，恐怕與歷史不甚相合；也就是說，如果創作者設定時間背景在康熙晚年至雍正年間，依照現有歷史資料看來，曹仁父很可能已不在人世，白泰官、呂元和路民瞻應該已是耄耋之年，周潯、甘鳳池和張雲如已經步入中老年，呂四娘則可能是一位少婦。其次，江南八俠絕不是好勇鬥狠、有勇無謀的莽夫，不是拿武藝招搖的演員，也不是一般的土匪。八俠不會像土匪一樣燒殺擄掠，相反的，他們是有智識、有胸襟、有思考和判斷能力的知識分子，他們是有意識地做自己要做的事。他們不但有理想有抱負，而且絕不會讓自己落於土匪行徑。正因為八俠是有意識地為理想而努力奮鬥，當理想無法實現或困難重重時，他們必將因此極為鬱悶、無聊、悲憤難平。　　江南八俠在文本中的形象，大致可以陸士諤《八大劍俠傳》為界，分為江湖異人時期和民族英雄時期。在江湖異人時期，由於俠客們負有異於常人的武藝，難免會有人在需要幫忙時主動上門請求，這就像文筆好的人會有需要代筆者上門請託一樣地合乎邏輯。透過武術高低來定社會地位是後來武俠小說中，所謂江湖的重要原則，也是習武者成功與否、自我實現與否的準則。維護治安、為鄉里除惡則是習武者能否被視為俠客的重要標準。今日武俠小說中常見之基本的行走江湖原則之一──學武之人，尤其還學到天下知名，就不能不為民除害，至少必須照顧桑梓、造福鄉里；學武之人，如果到天下知名的習武者家附近作案，則無異是向其挑戰，以及透過比武試藝訂定社會地位的部分，早在清末民初的此時就已奠基。　　民族英雄時期的作品，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以長篇形式為主。由於篇幅足夠，並且為貫串長篇作品，使結構更為謹嚴，創作者在俠客的習武與成長經歷、不斷地行俠仗義和遊歷過程，以及俠客的內心世界與感情歸宿方面，較江湖異人時期著墨更多。另外，創作者在主張反清時，如何避免流於「為反對而反對」的膚淺內涵非常重要，成長經歷與反清的關係，就是創作者使用的方法之一。另外，在江湖異人時期還只是簡單的男俠勝女俠後，就把女俠娶回家，到了民族英雄時期，因為女俠的出現，在剛猛的打鬥場面中插入纏綿的言情片段已不只是調節文氣，而是正視俠客如同常人一般必備七情六慾，並借兒女之情表現俠客的內心世界，使俠客的形象更趨完整。大俠們的最高理想不再只是建功立業或爭得天下第一，而是人格的自我完善或生命價值的自我實現。　　由於江南八俠活躍的時期主要在康、雍、乾時期，這段時間內的幾個歷史公案都成為文本中，江南八俠不可避免的重要經歷；這在民族英雄時期的文本特別明顯。尤其創作者喜歡以雍正奪嫡案、年羹堯案、查嗣庭案、《大義覺迷錄》案、呂留良案，做為醜化雍正的工具；以查嗣庭案中的「維民所止」附會為雍正死時無頭的預言；以《大義覺迷錄》案強調雍正思慮謹嚴，行事周詳；以呂留良案中呂家的抄家滅族之慘，為雍正暴卒提出解釋（或說揣測？）──呂家遺孤呂四娘刺殺雍正。　　雖然江南八俠與真實歷史之間關係密切，但小說畢竟與歷史不同，武俠小說只是依附在歷史上的某一個定點，以真實歷史為背景，虛構一個江湖世界。如果將江南八俠相關諸文本放在江湖世界的特徵：「與官府世界分庭抗禮，互不干涉內政」、「俠客活動的非組織化」和「高度倫理化的社會格局」，和江湖世界構成的四大要素：「江湖人」、「江湖土」、「江湖事」和「江湖道」下檢視，《雍正與年羹堯──新血滴子》以前的江湖世界固然不像俠義小說如《水滸傳》、〈趙太祖千里送京娘〉那麼寫實，但也沒有像今日武俠小說中的那麼完整。雖然江南八俠自有獨立的群體、價值觀和生活，而反清復明也是整個群體的大目標，但不論是行俠仗義或殺雍正，諸俠的活動基本上都是個人游擊式的、非組織化的，主要以個人意志和力量來對抗江湖的風波險惡。門派組織也只是學習的過程和源頭，既不能成為獨立於官府社會外之江湖世界的重要組織力，也還不具有約束習武者的重要規範。　　藉由對江南八俠的研究，不但有助於了解歷史事實與小說虛構之間的關係，也有助於了解清代以降之武俠小說發展軌跡。另外，清末民初的社會文化為仗武行俠小說的發展提供有利的條件，而時人重視的行為和價值如：捨生取義、利國利民、尚武精神、擔當精神、反體制、具有原始血氣、相信非理性手段、暗殺……等，也都體現在江南八俠相關諸文本中。換言之，我們無須遍讀清末民初以降，超過一千種的仗武行俠小說作品，只要從江南八俠相關諸文本中就可以看到當時社會文化的縮影，這正是通俗文學的重要價值。江南八俠甘鳳池呂四娘雍正年羹堯白泰官周潯路民瞻呂元了因曹仁父清世宗胤禛清末民初歷史江湖復仇呂留良武俠小說俠武俠小說暗殺儒俠民族主義民族英雄大義覺迷錄曾靜康熙乾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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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道合一的危機：呂留良《四書講義》對清初儒學的衝擊 / The Impact of Lu Liou-liang’s Handouts of the Four Books ("Shisu jiangyi") toward the Zhu-zi Study in the Early Ch'ing Dynasty

江南八俠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