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旨在探討自光緒七年至民國八年（十八八一－一九一九）期間，我國早期女 子留學歐美日本學生，以及在當時社會所扮演的角色。正文共有六章。第一章導論 ，說明本文研究範圍、動機與方法等。第二章女子留學教育的背景，說明女子留學 教育如何建立與有關的規程，共有二節。第三章留日女學生，分三節探討女子留日 的人數統計與分析，學校與學科以及其課外活動。第四章留學歐美的女學生，分三 節，探討其數，就讀學校、學習科目與所獲學位等。第五章女子留學教育的影響， 探討她們學成回國是否學以致用，以及服務人群的情形。第六章結論，說明本研究 的初步發現。 #2810112 #281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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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以夏敬觀為研究對象，藉由探討其詩歌思想與創作，自「詩人」、「學人」、「世變」三個觀察點，為夏敬觀研究提供不一樣的成果，補充對於同光體、清末民初詩壇的掌握，期待能更加全面地拓展對同光體此一詩學概念與近代詩壇的認識。 論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為進入論文主題之先導，闡述研究動機、前人研究成果，並說明版本與論文架構。 身為幾近最後一代的接受了嚴格傳統教育的學子的夏敬觀，其一生事業與創作成績，幾乎難以脫離經學的影響。故第二章分三部分介紹夏敬觀的生平、師承交友與學術取向後，論其經學與史學思想。夏敬觀以為經孔子之手刪定而成的《春秋經》，最能發掘出其中聖人的用意的就是《史記》。夏敬觀希望可以藉由治《春秋經》，達到如《史記》所言「撥亂反正」的效用，這也是這套中國自古以來的學問，之所以仍必須生存於近現代世界的價值所在。 經學與史學的素養同時也是夏敬觀的詩論根幹，即「溫柔敦厚」的詩教。因此第三章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承續前章對夏敬觀的生平與經史思想的研究成果，介紹夏敬觀的詩學思想。 而夏敬觀在主張詩教之餘，又展現出苦澀鮮新詩風的原因，在於面對著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詩人未藉口溫柔敦厚的大帽子、隱遁塵世之外，而是同時展示了「經學之用」，即經世濟民的積極面，凝鍊成現存一千八百多首、被稱為「吷庵體」的作品。 深厚的學問素養，不僅是夏敬觀個人的創作資源，同時也是那一輩詩人的共同語言，這群詩人被概括為「同光體」一詞。在「同光體」的大傘下，雖然又可細分為許多派別，但其特徵是體現了「學人」的素養。「吷庵體」就是「學人之詩」的實踐之一。夏敬觀論作詩之法時提出「以俗為雅，推陳出新」。不只要求創作者必須具備豐厚學問以避開「俗」的侵擾，並提出應以學問為基臺，鎔鑄創作者個人的思致。「以俗為雅」是學人之詩的體現，亦可見於其詞論與畫論；「推陳出新」除了也是學人一再自我超越的展現外，同時是面對新世界、新事物時的態度與方法。 第四章開始則分論其詩學思想的實踐成果，討論夏敬觀詩作中經常使用的創作手法。第五章以詩作為中心，抽取出三大主題：死亡、家園、新年記事進行分析，以期在現行評論與研究之外，開拓出更多夏敬觀詩的面貌，並藉此一窺清末民初的士人於朝代更迭、文化主體價值轉換之際，其間的生活變化與心理轉折。 「世風變雜進，薄視經術吏」是夏敬觀對新時代的感想。在經學被輕視的世界中，不只道德的準則混亂，詩也成了「舊體詩」，被逐漸塵封遺忘。如同孔子所說「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這群詩人仍然秉持著各自不同的創作風格，持續地記錄著他們眼見的世界的變化。

《西遊記》續書在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兩個時期，都有多本續書出版，成為明清小說中獨樹一幟的現象。從《西遊記》出版後至明末清初數十年間有《續西遊記》、《後西遊記》及《西遊補》三書，而清末民初則是在1902年「小說界革命」口號提出後，陸續有許多以「西遊記」命名並續寫的小說。本論文希望藉由主題學與敘事學的方法，將《西遊記》續書對《西遊記》主題的轉變、小說中敘事視野受到西方小說筆法的影響、人物形象面對不同時代所產生的不同特色，以及小說中的物質，是如何受到時代的影響，而產生完全不同的展演模式，藉此來探看世風轉變之際，《西遊記》續書是以何種方式，轉化《西遊記》中的主題、、人物，乃至對器物的描寫，將《西遊記》續書於明末清初與清末民初的轉變並置，重新看待此二時期續書的價值。

近代中國在西力東漸的一再進逼下，不論是政治、社會或文化層面都有著天翻地覆的變動，以往的研究多從思想和組織活動兩個層面來分析中國的革命，近年來西方學界開始注意到地域差異和身份認同在革命中所扮演的重要性，革命不只是意識形態和政治行動的鬥爭，也是日常生活和人際網絡的一部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身體也是各方競逐角力的重要戰場，各個黨派團體對於新國民的身體呈現，舉凡髮型、衣著、裝飾、體格和禮儀等，都有不同的看法，不僅反映其理想中的國民形象，更透露出中國人身體觀的轉變，現代科學逐漸取代傳統儒家思想，成為認知身體的新權威。 近代中國的身體論述除了和富國強種的集體目標緊緊相連外，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沿海城市快速的商業發展，帶動市民的消費文化，當時的服飾、髮型和妝扮已出現明顯的流行風尚，對於傳統服飾反映身份秩序的等級意義，帶來不小的衝擊。過去的研究大多將近代中國的政治身體和消費身體分別處理，本文最主要的問題意識在於藉由時尚與政治的詮釋角度，觀察清末以來國人在革命潮流下對外表所做出的改變，及其背後所蘊藏的文化意義。 在國家、社會面臨劇變的重組下，趨新與去舊不但是時代趨向與價值判斷的主流聲音，更與個人的現實利益與生存考量息息相關。透過身體的呈現方式，成為辨識群體界線的重要依據；除了政治意義外，激進分子對於改變外表的執著，也暗示了一種追求時尚的心態，顯示在共同的革命目標下，卻可能有著多樣的動機。此外，中國革命對於改造國民身體的高度關切，在形體上雖然是以否定傳統為前提，但背後卻和傳統的身體觀，仍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本文在章節架構的安排上，除緒論、結論外，共分為四章，分別從中西方身體的接觸、性別空間與身體界線、男性身體外形的變化及女性身體外形的變化等四個層面來探討清末民初的變局與身體。 第二章主要討論在十九世紀中外接觸的變局中，由於中國人與西方人在膚色、髮色、體型、五官等外形方面的差異，使得中國人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對西方人一直有著非我族類、似人似鬼的恐懼，以致產生出許多光怪陸離、匪夷所思的聯想，晚清中國人為何是以外形的歧異來解釋西方人難以理解的行為？這類發自於外形差異的想像，是否反映了中國人獨特的身體觀？這種想像背後的思維模式與行為邏輯又是什麼？其次，在整個十九世紀近一百年的時間裡，絕大多數中國人的觀念都沒有太大的改變，卻在義和團事件後，這類採生折割、盜人器官的謠言迅速消失於無形，這反映了一種身體知識的權力轉變，然而，轉變背後的真正動力，不是解剖學、生理學等西方科學知識，而是中外關係的消長與政治社會環境的迅速轉變，使得原有的身體知識，不能再自由公開的發聲；換言之，現實的外在環境往往才是改變傳統身體觀念的決定性因素，而對於晚清中國人解釋中西雙方身體外形差異的知識體系，來自於政治權力的影響與控制，其實遠遠先於理性的科學知識。 第三章主要討論性別空間與身體界限在清末民初期間所面臨的改變，傳統中國的性別秩序原本就是建立在空間意義的區隔上，男女兩性不只是由外形等一連串的特徵所構成，也取決於必須分處於不同的空間之內。但在晚清的階段，由於不纏足運動及女學堂、西式公園的出現，都對傳統的性別空間，帶來一定程度的衝擊，本章將探討這些新式空間出現後，傳統的性別秩序在其間發生了什麼樣的作用與變化。 第四章主要探討在清末民初的變局中，過去的研究往往只將男性的辮子，這個原本具有高度政治意義的身體象徵，視為否定滿清統治合法性的手段罷了，忽略了剪辮的背後，還有許多其他隱而未彰的心理動機，共同影響了剪辮風潮的動向，包括時尚的展現、妖術的歷史記憶、性別的倒置及階級的關係等等，更重要的，晚清時人藉由剪辮等身體形式的衝撞，表達對既有權威的醜化、嘲弄與顛覆，營造了一種嘻笑怒罵的時代氛圍，藉由對身體形式的誇張與扭曲，辛亥革命展現了一種以張揚身體的笑為核心的力量，而這股力量一直被後來的人所忽視，本章將重新挖掘清末民初的剪辮歷史及其背後的複雜意義。 第五章主要將探討清末民初期間女性在服裝等外在裝扮上的變化及其背後所反映的意義。過去的研究對於晚清女性身體外觀上的轉變，幾乎都把焦點放在纏放足的研究上，其實清末的報刊雜誌及男性讀者也對女性的服裝、髮型及身體，有著超乎尋常的關心，特別是女學生的出現，更讓言論界有了一個具體的窺伺對象，這些針對女性外表的討論，既反應對「新女性」的身體想像，也是商業文化發達下時尚意識的展現。 而晚清中國人在外表上的變化，不只反映了國家再造的過程中，對新國民身體的一種想像與建構，也和十九世紀中期以來沿海城市(特別是上海)的商業活動與消費文化的需求有關，過去都將這兩個層面視為各自獨立的研究領域，但在清末民初的一段時間裡，這兩個影響晚清時人身體外形變化的因素與動機，卻出現了不再是那麼涇渭分明的交融現象。在這個劇烈變動的時代裡，傳統的社會地位與身份階級已不足恃，外形是一個人在變局中的資本與成功的條件，只要穿上時髦的衣服就是成功的一半；時髦男女藉此展現，如何在新權威尚未建立之前、舊勢力還未完全崩解之際，以身體為戰場來挑釁統治權威，或表示對禮教束縛及道德規範的不滿。也因著這些晚清男女求新求變的身體展現，使得這段時間所呈現的中國歷史圖像，也變得生動鮮活許多。 / Twentieth century has been a revolutionary era for the China. In the past researches, scholars frequently analyze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from the approach of ideology and action.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a few western scholar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f locality and identity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Revolution is not merely the conflict of ideologies and political actions, but a certain kind of representation of daily life and social phenomena. In the violent proces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ody is the main battleground. Various political parties and groups have different opinions about citizen’s appearance, which is including hairstyle, clothing, adornment, figure, carriage and so on. These opinions reflected the ideal image of citizens what they conceived. Furthermore, such opinions also reveal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people's realization and recognition about body. Meanwhile, modern science has gradually replaced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to be the new authority on judging or identifying Chinese people's impression about body. The discussions about body in Modern China usually tied with the collective intention and goal of establishing a wealthy and powerful nation. On the other hand, since mid-nineteenth century the rapid growth of economy in the coastal cities has created a new fashion. The impact of new fashion on traditional order and notion about body (present in dress) is noteworthy.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project is to investigate how Chinese people changing his appearance and body in the tide of revolution, and to inquir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new culture (or the same old one) through the approach of fashion and body. We are going to use newspapers, memoirs and photographs to look at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this period. We do find numerous dramatic variations of Chinese society in revolutionary era. And we do understand the fashion is symbol of doing away the old and changing it for new. Then we do comprehend the change of appearance is an important identification for distinguishing between different groups. We also notice the reformation of body is highly concerned in Chinese revolution. Nevertheless, though the tradition seems to be totally negated, in fact the fashion and the tradition are still interrelated in innumerable ways.

江南八俠多數是歷史上斑斑可考的人物，周潯、路民瞻、呂元是詩畫名家；甘鳳池則是武術名家，而且自認具有將帥之材。甘鳳池在《清史稿》中有傳，周潯在相關方志和江南案相關資料中，也都有記載；呂四娘雖然不能確知是否存在，但被依附為父親或祖父的呂留良是《大義覺迷錄》案的重要人物。從現有傳記資料看來，如果周潯、甘鳳池、呂四娘、路民瞻、曹仁父、白泰官、呂元等人曾經是一個群體，那麼這個群體中，周潯、甘鳳池和呂四娘等三位成員可能都在盛年，白泰官和呂元可能是中年，路民瞻和曹仁父可能已經是老年，而這個群體的全盛時期應該在康熙中期。但相關諸文本中所言，以康熙晚年至雍正年間為主，且設定周潯為老年的情節，恐怕與歷史不甚相合；也就是說，如果創作者設定時間背景在康熙晚年至雍正年間，依照現有歷史資料看來，曹仁父很可能已不在人世，白泰官、呂元和路民瞻應該已是耄耋之年，周潯、甘鳳池和張雲如已經步入中老年，呂四娘則可能是一位少婦。其次，江南八俠絕不是好勇鬥狠、有勇無謀的莽夫，不是拿武藝招搖的演員，也不是一般的土匪。八俠不會像土匪一樣燒殺擄掠，相反的，他們是有智識、有胸襟、有思考和判斷能力的知識分子，他們是有意識地做自己要做的事。他們不但有理想有抱負，而且絕不會讓自己落於土匪行徑。正因為八俠是有意識地為理想而努力奮鬥，當理想無法實現或困難重重時，他們必將因此極為鬱悶、無聊、悲憤難平。 　　江南八俠在文本中的形象，大致可以陸士諤《八大劍俠傳》為界，分為江湖異人時期和民族英雄時期。在江湖異人時期，由於俠客們負有異於常人的武藝，難免會有人在需要幫忙時主動上門請求，這就像文筆好的人會有需要代筆者上門請託一樣地合乎邏輯。透過武術高低來定社會地位是後來武俠小說中，所謂江湖的重要原則，也是習武者成功與否、自我實現與否的準則。維護治安、為鄉里除惡則是習武者能否被視為俠客的重要標準。今日武俠小說中常見之基本的行走江湖原則之一──學武之人，尤其還學到天下知名，就不能不為民除害，至少必須照顧桑梓、造福鄉里；學武之人，如果到天下知名的習武者家附近作案，則無異是向其挑戰，以及透過比武試藝訂定社會地位的部分，早在清末民初的此時就已奠基。 　　民族英雄時期的作品，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以長篇形式為主。由於篇幅足夠，並且為貫串長篇作品，使結構更為謹嚴，創作者在俠客的習武與成長經歷、不斷地行俠仗義和遊歷過程，以及俠客的內心世界與感情歸宿方面，較江湖異人時期著墨更多。另外，創作者在主張反清時，如何避免流於「為反對而反對」的膚淺內涵非常重要，成長經歷與反清的關係，就是創作者使用的方法之一。另外，在江湖異人時期還只是簡單的男俠勝女俠後，就把女俠娶回家，到了民族英雄時期，因為女俠的出現，在剛猛的打鬥場面中插入纏綿的言情片段已不只是調節文氣，而是正視俠客如同常人一般必備七情六慾，並借兒女之情表現俠客的內心世界，使俠客的形象更趨完整。大俠們的最高理想不再只是建功立業或爭得天下第一，而是人格的自我完善或生命價值的自我實現。 　　由於江南八俠活躍的時期主要在康、雍、乾時期，這段時間內的幾個歷史公案都成為文本中，江南八俠不可避免的重要經歷；這在民族英雄時期的文本特別明顯。尤其創作者喜歡以雍正奪嫡案、年羹堯案、查嗣庭案、《大義覺迷錄》案、呂留良案，做為醜化雍正的工具；以查嗣庭案中的「維民所止」附會為雍正死時無頭的預言；以《大義覺迷錄》案強調雍正思慮謹嚴，行事周詳；以呂留良案中呂家的抄家滅族之慘，為雍正暴卒提出解釋（或說揣測？）──呂家遺孤呂四娘刺殺雍正。 　　雖然江南八俠與真實歷史之間關係密切，但小說畢竟與歷史不同，武俠小說只是依附在歷史上的某一個定點，以真實歷史為背景，虛構一個江湖世界。如果將江南八俠相關諸文本放在江湖世界的特徵：「與官府世界分庭抗禮，互不干涉內政」、「俠客活動的非組織化」和「高度倫理化的社會格局」，和江湖世界構成的四大要素：「江湖人」、「江湖土」、「江湖事」和「江湖道」下檢視，《雍正與年羹堯──新血滴子》以前的江湖世界固然不像俠義小說如《水滸傳》、〈趙太祖千里送京娘〉那麼寫實，但也沒有像今日武俠小說中的那麼完整。雖然江南八俠自有獨立的群體、價值觀和生活，而反清復明也是整個群體的大目標，但不論是行俠仗義或殺雍正，諸俠的活動基本上都是個人游擊式的、非組織化的，主要以個人意志和力量來對抗江湖的風波險惡。門派組織也只是學習的過程和源頭，既不能成為獨立於官府社會外之江湖世界的重要組織力，也還不具有約束習武者的重要規範。 　　藉由對江南八俠的研究，不但有助於了解歷史事實與小說虛構之間的關係，也有助於了解清代以降之武俠小說發展軌跡。另外，清末民初的社會文化為仗武行俠小說的發展提供有利的條件，而時人重視的行為和價值如：捨生取義、利國利民、尚武精神、擔當精神、反體制、具有原始血氣、相信非理性手段、暗殺……等，也都體現在江南八俠相關諸文本中。換言之，我們無須遍讀清末民初以降，超過一千種的仗武行俠小說作品，只要從江南八俠相關諸文本中就可以看到當時社會文化的縮影，這正是通俗文學的重要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