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屬於質的研究，以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年二十五冊《全唐詩》版本為範圍，共選出二百零七首游俠詩，並旁及使用游俠之典及具俠氣特質的詩歌。一般俠義文學研究大多停留在史傳、小說、戲曲，對於詩歌研究卻一直乏人問津。本論文從游俠詩最興盛的唐代入手，企圖為唐詩與俠義文學研究作一補白，也為認識唐人任俠提供一扇門徑。全文凡十七萬餘言，除第一章〈緒論〉，第六章〈結論〉外，正文共分四章：第二章「游俠身分探討」，以唐代之前游俠形象變遷為範圍，以歷史縱向為線，為唐代游俠詩歌中游俠形象，何以形成古代游俠（指唐代之前）的綜合體之說鋪路。依「游俠的原始形象」、「先秦的游俠」、「兩漢的豪俠」、「魏晉六朝的游俠形態」四個時代斷層分別介紹之。第三章「唐代游俠詩歌之緣起」中，則就游俠詩歌何以在唐代綻放光芒之因素，分外緣、內緣兩方面探討之。外緣部分就其社會背景提供游俠滋生溫床為主，內緣部分則針對詩人俠氣的自然流露、游俠樂府傳統繼承、文風轉變的影響氣與邊塞詩風的刺激等文學內在因素討論之。第四章「唐代游俠詩歌之分期」，則依初、盛、中、晚四個階段，將游俠詩發展作一、二、三、四期介紹。使游俠詩歌在唐代發展呈現「史」的脈絡。第五章「唐代游俠詩歌之綜合分析」，則從「寫作體裁」、「主題特色」、「物象運用」為游俠詩研究作橫向分析的補充，目地在使唐代游俠詩歌之藝術價值的獨特性更為突顯，不只停留在其內容轉變、社會意義的研究。企圖使本論文呈現一個「面」的全方位認知系統。整體而言，自曹植寫〈白馬篇〉、〈結客篇〉之後，文人用詩歌寫游俠已成一文學系統。唐代除在前人基礎上發揚光大外，舊題新作、新題新作的游俠詩歌對之後俠義文學寫作基型，擴展俠義文學視野，皆具有相當重要的領導地位。

李逵、張飛、程咬金、焦贊孟良、牛皋等人物，分別出現在不同的小說中，但是他們 不論性格、外貌以及在小說中的角色地位和作用，都極為類似。本文將這些人物視為 一個類型一一李逵型，探討這個類型人物的形像由來，彼此性格的相同和相異處，以 及他們性格所代表的意義。 李逵型人物大多數見於傳統的歷史演義和俠義小說，因此本文的研究主要限制在這個 範圍內。這些人物的性格都是莽撞而又帶有丑角的本質，他們在小說中往往以其暴躁 的脾氣以及率直的個性，帶來整個團體的麻煩；可是他們又兼具丑角的兩種面貌－－ 其一是諷頌的，其二是喜鬧的。丑角的喜鬧面貌使他們到處逄凶化吉，因此他們所帶 來的麻煩總能陰錯陽差的反而有助於整個團體的事業；而丑角的諷頌面貌則使他們作 為小說中最能說真話的人物，再加上性格中率直和莽撞的成份，使他們成為小說中強 而有力的正義代言人和執行者。 透過比較的方法，本文也指出這些人物的性格基調和在小說中的地位雖然極為類似， 但他們彼此間也還有極大的分別。李逵是李逵，張飛是張飛，彼此相似而不相同；他 同類型人物亦可做如是觀，對這現象做較為深入的分析，本文也發現傳統小說的作者 在人物塑造上，雖曾相互規模取法，但他們也能注意人物性格典型化的重要，使本文 所探討的這幾個李逵型人物都能各具特色。由這個現象加以引申，本文證明小說人物 的類型化傾向，未必有害於人物的塑造；小說人物塑造的成功與否，主要還是決定於 小說家本身的藝術概括能力。

本論文探討沈璟義俠記，內容略為： 第一章：緒論；本章分二節，探討南戲與明傳奇的關係及發展概略，俾利了解傳奇的 特色及當時的情況。 第二章：義俠記的作者；本章簡略分述沈璟的生平、當時在傳奇上的地位、著作、曲 論等，旨在了解作者的生平背景及其曲學上的成就。 第三章： 義俠記的板本；本章分二節，介紹義俠記的板，本並加校勘。 第四章： 義俠記本事考；本章分四節，探討本劇故事的梗概及淵源（與水滸傳的關係），分析 其主題及主要登場人物。 第五章：義俠記寫作技巧；本章分四節，以結構、聯套、章律、辭藻四部分，研究本 劇本的寫作技巧。 第六章：結論；本書分二節，探討本劇的搬演記錄及其對後世的影響，並討論本劇的 價值

本文由俠之抽象概念出發，釐出俠客概略樣貌為何；並將俠之概貌連結至電影視覺元素，討論武俠電影之慣例符碼與俠造像構塑的關係。 研究發現，俠的定位不脫「以武犯禁」，點明俠習「武」及「犯禁」特質。將此抽象概念再進一步延伸，可得知俠之概略造像──既然俠習「武」，因此對俠的描述，少不了武藝、招式與武器的描寫，從動作與使用器械，我們能得知俠的外在特徵。 　　關於「犯禁」的部份，既然俠一開始就不屬於朝廷（既定體制），是而，俠士屬於「江湖」─一個犯禁的場域，從活動空間上，我們也能判別俠與常人不同處。若依據「以武犯禁」的「俠」定義，可概略推論俠之外顯特徵。 「俠」概念到「俠造像」，中間必須經歷「具象化」的過程，否則無以落實抽象定義。而電影之視覺元素──聲效（sound & music）、器具（objects）、時間（period）、環境（location） 、造景（ settings）、明星（stars）、服裝（costumes）、光線（light），都是讓俠具象化的媒材。 本文由九○年代《黃飛鴻》片集中，推演出構塑俠形像之電影慣有符碼、鏡頭語言，包括： 1.武打明星。 2.古裝：標示俠之平民出身。 3.武器：突顯俠士諳武術、代言俠士美質。 4.招式：俠士除惡的必備方式；展現俠士仁厚美質。 5.行俠時間：朝綱不振的動亂時代。 6.行俠場域：王法的三不管地區。 7.道具：比喻磊落言行；突顯俠士深諳武術的特長；表徵犯禁時期的器物特質，點出犯禁的概略時間。 8.國樂：歡慶俠之利他行為；表徵犯禁時期的文物特質，間接點出行俠時間。 9.武打慣用聲效：包括武鬥嘶吼、器物斷裂聲。展現俠士使盡渾身氣力，也要為民服務，突顯俠之利他作風。 10.光線：表現俠客嫉惡如仇；烘托武鬥詭譎情境；點出俠士利他作風。 11.江湖：構連犯禁精神、時間、場域、造景。 12.對話：呈現俠士利他、仁恕等美質。 13.鏡頭語言：展現武藝超凡、俠富正義感的特質。 透過這些元素，指陳了俠士的出身背景、行俠動機，並構塑出俠客外貌、行俠場域與武學造詣，也形塑出俠士利他、仁恕、正義、磊落等特有美質。

武俠片是華人特有片種，擁有獨特文化傳統和藝術特質。武俠片在聲音和影像製作的藝術表現上都為人所推崇，尤其是李安《臥虎藏龍》一片贏得國內外眾多電影獎項後，再度漸受重視。有鑑於傳播研究重影像輕聲音已行之多年，且武俠片猶是一塊亟待深耕的領域，本文從聲音與影像結合的角度切入，探討武俠片如何同時運用以上兩者以達成傳播效果，並且比較兩部大師級作品之差異。 研究發現武俠片以「聲音劇情與畫面劇情同時」以及合於「聲音透視法」、「時空特性」之聲音處理，營造武俠片的真實感。另以「聲音劇情與畫面劇情非同時」之手法處理非寫實的回憶片段，藉以和其他真實劇情區隔。另外，刻意安排無聲的使用或是以音樂營造氣氛、描摹角色情感，帶領觀眾進入虛幻神奇的武俠國度。再者，研究還發現，《臥虎藏龍》自《大醉俠》傳承與學習不少優點，兩片於聲影結合手法上確實有許多相同之處。另一方面，兩片的差異表示武俠片三十多年後的轉變，也顯出《臥虎藏龍》於技法上的創新與進步。

江南八俠多數是歷史上斑斑可考的人物，周潯、路民瞻、呂元是詩畫名家；甘鳳池則是武術名家，而且自認具有將帥之材。甘鳳池在《清史稿》中有傳，周潯在相關方志和江南案相關資料中，也都有記載；呂四娘雖然不能確知是否存在，但被依附為父親或祖父的呂留良是《大義覺迷錄》案的重要人物。從現有傳記資料看來，如果周潯、甘鳳池、呂四娘、路民瞻、曹仁父、白泰官、呂元等人曾經是一個群體，那麼這個群體中，周潯、甘鳳池和呂四娘等三位成員可能都在盛年，白泰官和呂元可能是中年，路民瞻和曹仁父可能已經是老年，而這個群體的全盛時期應該在康熙中期。但相關諸文本中所言，以康熙晚年至雍正年間為主，且設定周潯為老年的情節，恐怕與歷史不甚相合；也就是說，如果創作者設定時間背景在康熙晚年至雍正年間，依照現有歷史資料看來，曹仁父很可能已不在人世，白泰官、呂元和路民瞻應該已是耄耋之年，周潯、甘鳳池和張雲如已經步入中老年，呂四娘則可能是一位少婦。其次，江南八俠絕不是好勇鬥狠、有勇無謀的莽夫，不是拿武藝招搖的演員，也不是一般的土匪。八俠不會像土匪一樣燒殺擄掠，相反的，他們是有智識、有胸襟、有思考和判斷能力的知識分子，他們是有意識地做自己要做的事。他們不但有理想有抱負，而且絕不會讓自己落於土匪行徑。正因為八俠是有意識地為理想而努力奮鬥，當理想無法實現或困難重重時，他們必將因此極為鬱悶、無聊、悲憤難平。 　　江南八俠在文本中的形象，大致可以陸士諤《八大劍俠傳》為界，分為江湖異人時期和民族英雄時期。在江湖異人時期，由於俠客們負有異於常人的武藝，難免會有人在需要幫忙時主動上門請求，這就像文筆好的人會有需要代筆者上門請託一樣地合乎邏輯。透過武術高低來定社會地位是後來武俠小說中，所謂江湖的重要原則，也是習武者成功與否、自我實現與否的準則。維護治安、為鄉里除惡則是習武者能否被視為俠客的重要標準。今日武俠小說中常見之基本的行走江湖原則之一──學武之人，尤其還學到天下知名，就不能不為民除害，至少必須照顧桑梓、造福鄉里；學武之人，如果到天下知名的習武者家附近作案，則無異是向其挑戰，以及透過比武試藝訂定社會地位的部分，早在清末民初的此時就已奠基。 　　民族英雄時期的作品，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以長篇形式為主。由於篇幅足夠，並且為貫串長篇作品，使結構更為謹嚴，創作者在俠客的習武與成長經歷、不斷地行俠仗義和遊歷過程，以及俠客的內心世界與感情歸宿方面，較江湖異人時期著墨更多。另外，創作者在主張反清時，如何避免流於「為反對而反對」的膚淺內涵非常重要，成長經歷與反清的關係，就是創作者使用的方法之一。另外，在江湖異人時期還只是簡單的男俠勝女俠後，就把女俠娶回家，到了民族英雄時期，因為女俠的出現，在剛猛的打鬥場面中插入纏綿的言情片段已不只是調節文氣，而是正視俠客如同常人一般必備七情六慾，並借兒女之情表現俠客的內心世界，使俠客的形象更趨完整。大俠們的最高理想不再只是建功立業或爭得天下第一，而是人格的自我完善或生命價值的自我實現。 　　由於江南八俠活躍的時期主要在康、雍、乾時期，這段時間內的幾個歷史公案都成為文本中，江南八俠不可避免的重要經歷；這在民族英雄時期的文本特別明顯。尤其創作者喜歡以雍正奪嫡案、年羹堯案、查嗣庭案、《大義覺迷錄》案、呂留良案，做為醜化雍正的工具；以查嗣庭案中的「維民所止」附會為雍正死時無頭的預言；以《大義覺迷錄》案強調雍正思慮謹嚴，行事周詳；以呂留良案中呂家的抄家滅族之慘，為雍正暴卒提出解釋（或說揣測？）──呂家遺孤呂四娘刺殺雍正。 　　雖然江南八俠與真實歷史之間關係密切，但小說畢竟與歷史不同，武俠小說只是依附在歷史上的某一個定點，以真實歷史為背景，虛構一個江湖世界。如果將江南八俠相關諸文本放在江湖世界的特徵：「與官府世界分庭抗禮，互不干涉內政」、「俠客活動的非組織化」和「高度倫理化的社會格局」，和江湖世界構成的四大要素：「江湖人」、「江湖土」、「江湖事」和「江湖道」下檢視，《雍正與年羹堯──新血滴子》以前的江湖世界固然不像俠義小說如《水滸傳》、〈趙太祖千里送京娘〉那麼寫實，但也沒有像今日武俠小說中的那麼完整。雖然江南八俠自有獨立的群體、價值觀和生活，而反清復明也是整個群體的大目標，但不論是行俠仗義或殺雍正，諸俠的活動基本上都是個人游擊式的、非組織化的，主要以個人意志和力量來對抗江湖的風波險惡。門派組織也只是學習的過程和源頭，既不能成為獨立於官府社會外之江湖世界的重要組織力，也還不具有約束習武者的重要規範。 　　藉由對江南八俠的研究，不但有助於了解歷史事實與小說虛構之間的關係，也有助於了解清代以降之武俠小說發展軌跡。另外，清末民初的社會文化為仗武行俠小說的發展提供有利的條件，而時人重視的行為和價值如：捨生取義、利國利民、尚武精神、擔當精神、反體制、具有原始血氣、相信非理性手段、暗殺……等，也都體現在江南八俠相關諸文本中。換言之，我們無須遍讀清末民初以降，超過一千種的仗武行俠小說作品，只要從江南八俠相關諸文本中就可以看到當時社會文化的縮影，這正是通俗文學的重要價值。

《施公案》、《三俠五義》、《彭公案》是三部以公案與俠義題材融合而成的同類型小說，它們保留了公案小說與俠義小說既有的元素，題材融合的原因是時代背景的反映、章回化的演變、理想人物的期待與讀者的欣賞需求。 小說原著以公案為主、俠義為輔。在公案情節上，大多數是延續公案小說的 人命案與賊盜案，以數案相連或案中有案的形式呈現；由於俠義題材的加入，謀叛的政治案件、盜印信、盜內府財物、謀殺朝廷命官與採花大盜犯姦殺人案件逐漸增多。綠林與清官的結合，是俠義情節的中心，主要表現在豪傑投靠、豪傑護主、豪傑破案三方面。小說中官吏，清官特徵漸少，忠臣形象漸多；綠林人物無論是水寇、土匪、紳匪均呈現集團化特性；官俠性格趨向「忠義」，認同當代法律秩序；游俠強調隨機應變、譎詐多端，「從遊戲中生出俠義來」的俠義特徵。小說語言除了訟詞、判詞的沿用，因俠義題材的加入，江湖隱語的使用，加添了小說綠林犯罪情節的真實感。小說原著主題思想除了表現出清官意識、俠義思想，更強調勸善懲惡的傳統思維。小說內容思想表現出非主流社會義的道德觀、任官朝廷的價值觀、建立聲譽的價值觀、追逐眼前利益的價值觀。也反映出當代紳衿階層與皇糧莊頭危害百姓的社會現象以及政治衝突事件。 小說續書呈現俠義興起，公案隱退的局面。《施公案》、《三俠五義》、《彭公案》三部小說續作的目的，主要有商業、政治、心理三類因素。情節著重在破獲政治叛亂案件、異姓結義、破奇樓奇陣、打擂臺與黑店犯罪，並加入特殊武功、武器、暗器的描寫。小說人物強調英雄與超人的塑造，並製造出魔怪邪惡人物與奇特的綠林女子。江湖隱語繼續沿用，訟詞、判詞僅存於《施公案》中。小說內容由於俠義漸多，官俠重名爭功、嚮往武將官職，綠林犯法露名的觀念成為表現的重點。 《施公案》、《三俠五義》、《彭公案》三部小說中公案隱退，但未絕跡；俠義抬頭，綠林的集團運作，與統治階級聯合打擊綠林同道的小說傳承，由姚民哀的「會黨小說」接班。「會黨小說」小說產生於清末民初綠林的蓬勃、新小說後期的通俗化、武俠與偵探小說獨立的時代，姚民哀以彈評藝人身份，運用評書技巧，從事會黨小說的創作。情節內容以揭露江湖秘聞與會黨秘密為主，小說人物著重描寫習武者與幫會人物，小說語言大量使用江湖隱語與幫會切口，小說內容主要反映出下層社會爭面子的價值觀，與軍閥時期兵匪不分家的社會現象。 / Shi Gong-An, San Xia Wu Yi and Peng Gong-An are three similar types of fictions plotted with a fusion of ‘Gong-An’ and chivalry which retain the existing elements of ‘Gong-An’ fictions and chivalry fictions. The fusion of plots is the results from the reflection of time, the transition of contextualization, the expectations for ideal characters and the readers’ need. The originality of the fictions is primarily based on ‘Gong-An’ aided with chivalrous tales. The ‘Gong-An’ plot is mainly a continuation of ‘Gong-An’ fictions’ homicides and thefts presented by means of serial cases or cases within cases. With the addition of chivalrous plots,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cases of political rebellions, theft of official seals or government property, murder of imperial court officials and raping. The union of bandits and incorruptible officials, presented in the forms of heroes’ defections, protection of masters and breaking of cases, is the center of chivalrous plots. Features of these fictions include that there are more royal court officials than incorruptible officials; that bandits, whether pirates, brigands or evil gentry, demonstrate syndicate characteristics; that knight-errant-turned-court-officials, tending to be loyal, identify themselves with law and and order of that time; that knight-errants, borne ‘chivalry out of wandering in life’, characterize themselves with improvisation and treachery. The diction of these fictions, in addition to using litigators’ phrases, jargons of the underworld and chivalrous plots boosts the virtual reality of fictional crime scenes. Except for demonstrating the incorruptibility of the officials chivalrous ideas, the main themes of these fictions also stresses the traditional ‘do no evil’ teaching. The contents of these fictions reveal not only values of a non-mainstream social moral judgment, of being imperial court officials, of building of good names and of pursuing immediate profits but political clashes and social incidents of common people being intimidated by gentry and imperial agents. The sequels of Shi Gong-An, San Xia Wu Yi and Peng Gong-An, showing the rise of chivalry and the fall of ‘Gong-An’, are created for commercial, political and psychological reasons. The plots emphasize heavily on breaking political rebellions, unifying of brethren for justice, cracking booby trapped buildings, winning the fights and striking clip joint with the description of special martial arts, tactics and weaponry. The characters contain not just super heroes and unique females of the underworld, monsters and evil figures are also introduced. The jargons of the underworld continue to be used. However, the litigators’ phrases are only used in Shi Gong-An. More plots features chivalry, knight-errant-turned-court-officials craving for promotion in the military, the underworld’s attempt to challenge the law to be known. ‘Gong-An’ in Shi Gong-An, San Xia Wu Yi and Peng Gong-An gradually diminishes but is never extinct. ‘Syndicate fiction’, created by Yao Ming-ai, who, as a minstrel, using his skills of reviewing books, engages himself in writing that contains a tradition of the rise of chivalry, the functioning of the underworld and the joint operation with ruling class to nail down fellow gang members of the underworld. Syndicate fiction focuses its plots on discovering the secrets of the underworld and the syndicate with an emphasis on illustrating martial arts students and syndicate principals, using numbers of underworld jargons as dialogues, reflecting the underworld’s keen face-saving sense of value and the social phenomena in the warlord period when soldiers and bandits are sometimes hard to different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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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考察「美感體驗」意涵及發展脈絡，從審美哲學取經並依「接收美學」典範為思辨對象。該典範先賢Jauss等人認為「美感體驗」乃是「審美視域」與「文本結構」交流之產物，故「美感傳播」涉及「審美視域」、「文本結構」、「交流層次」與「美感體驗」等四者。慮及Jauss及其業師Gadamer盼望從華人文化角度了解詮釋過程又如何涵育出特定「美感體驗」，本研究訪談了16位文史科班出身之華人讀者，並選取武俠類型為讀本以理解賞析歷程。 研究發現如下： 就「審美視域」言之，華人讀者審美期待受效果歷史之約制，亦受「使用媒體經驗」、「五感聯想」、「生命週期」與「閱讀史」引導。 就讀者與文本交流之層次言之，華人讀者之創造、渲洩與否定等交流方式多少受在地文化影響。以「渲洩」為例，華人讀者可基於儒家文化或崇尚集群價值觀而「認同」角色，或因期待「皆大歡喜」結局故難接納悲劇而影響「淨化」之交流歷程，再若民族情感與集體記憶等亦扮演關鍵角色。 就「美感體驗」意涵言之，「美感」之本質實與特定社群相關，為當時語境與歷史脈絡所化育之產物。另「美感」之剖析角度亦與在地文化相繫，如華人讀者可從儒、釋、道等基底論及「美」具無常等成份，異於基督教文明強調「沐浴神恩」之感。就「美感」之功用言之，相異社群之讀者亦持不同觀點，如儒家文化涵育下讀者肯定美與「維繫倫常」及「提昇個人修為」相繫，基督教文明陶養之讀者則認為美具「社會整合」或「救贖」之效。 總體言之，本研究以華人讀者之審美歷程為省思起點，從在地角度探索接收美學可再發展之理論、研究方法與實務意涵。本研究認為，閱聽人之情感、生命階段與閱讀史均在審美歷程扮演要角，此為先前接收美學典範較少著墨之處。

University of Macau / Faculty of Arts and Humanities. / Department of Chine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