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是北宋一代名臣,政治上的功過且不論,其於詩詞古文的地位,列居唐宋八大家之一。這些文學作品流傳於後世者眾,卻很少論及他在語言文字方面的成就,概因這部窮其晚年精力所瘁的《字說》,在當時受到王安石的政治立場所影響,先是主司用以取士,後又頒行於學官,使得應試的學子們個個鑽研其說,專行於學校、科場數十載,其間也因政治因素(新舊黨爭)陸續遭受禁用、奉行、廢用之命運,但其學說已深植人心,雖已遭廢用,學者在日常言談之間仍不厭引述闡發。
《字說》的產生與通行是有其歷史背景的支持,改朝換代之後,在以《說文》為尊的先見之下,《字說》最後走向「亡佚」之路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字說》保存了當時對一些字義的獨特解釋,從這些吉光片羽之中,可以反映出當時的社會文化與王安石的思想觀點,所謂以「會意」解字者,當可視為「會」王安石之「意」的依據,尤其在《字說》成書之前,荊公已在《三經新義》中析字解經,必然有他的另一種不同的領會。例如他在〈熙寧字說序〉認為「教學必自此始,能知此者,則于道德之意,已十九矣。」在〈進字說表〉指出欲達到「同道德之歸,動名分之守」的目的。他的說解方式或許多少偏離詞義的訓釋,但是實際上也反映當時的文化、思想在語言文字上的展現。故不專以文字學上解字的學理來反駁《字說》之誤謬處,而以其解字的獨特訓釋來了解王安石的思想與當時的環境,以此為撰寫本文之動機。
第一章除了簡介《字說》的編纂動機與成書經過之外,也要了解《字說》擅行於科場與禁廢之情況,並對後世之影響。此外,黃復山的「王安石《字說》之研究」完成於1982年6月,其中已將民國以來,在他之前研究《字說》的相關著作有了一番介紹。同一時期,中國大陸地區也陸續有學者研究《字說》,尤其是「輯佚」工作也有一些成果。當時礙於政治因素的限制,學術無法自由交流,使得兩地學者各自分頭從事研究,現今兩岸學術開放,故亦介紹中國大陸地區對《字說》之相關研
究著作,以了解其發展情形。根據這些輯佚的資料,再與王安石個人在政治、哲學思想的著作相互參照,解經必先識文,試圖從解釋文字的方式推求他對儒學經典的理解與整理工作。故於第二章探討《字說》中所具有的哲學思想,包括陰陽、五行、佛、老;另有他的為政之道寓於其中,有天人之道、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
第三章則著重在訓詁方面,王安石解字雖有穿鑿附會、望文生義之處,但是他已注意到聲符在整個字義上的作用與地位,雖然一般學者都以王子韶為「右文說」之創始者,但其書不傳,無法確切掌握當時王子韶對此學說的理解程度。王安石在《字說》中除了常以聲訓方式訓解字義之外,並已有「聲符兼義」之先聲,但尚未致力研究,卻給予後人在聲符研究上開啟一扇門窗,有其開創之功。同時介紹「聲符兼義」學說在清代與民國初年之各家發展概況。第四章介紹《字說》之編纂體例,由所輯佚的資料推求全書編排的概貌。例如:世人斥《字說》以楷書解字,然而從尋得的資料顯示,《字說》當是以篆體編寫。此外,《字說》有一些獨特的編纂方式,是其他字典、辭典所少有的,例如:析字重視字形的相對位置,分為上下左右之方位,並寓意強弱大小的力量在其中;釋物喜用「疊解」的形式,有訓詁百家名物之意味;並有特殊的「習慣用語」以解字,這些都是《字說》之特色。
綜合而論,《字說》之學術上的價值表現在幾方面:
一、王安石「哲學思想」之綜述:雖然有人將新舊黨爭視為「儒法之戰」,但是荊公基本上仍是以儒生自許,人的思想會隨著所接觸的學說、觀點而改變,因此在人生的不同階段,其見解是呈段落式、片面式的,甚或後來的想法會否定、推翻之前的。而王安石一生的著作約有廿多種,其中與哲學思想相關的著作多為儒家經典之研究,但是荊公晚年學以佛、老,皆有所得。《字說》既是荊公晚年所致力之作品,必將一生所學之精粹融入其中,自然在《字說》的說解依據上匯集百家之要,有依循《說文》者、有儒、法、佛、老、莊、陰陽眾家之說,故梁啟超譽之「其學術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正因如此,《字說》以解說「字義」為主,尤其是那些以「會意」解字者,有儒家的天人之道、佛家的空性、老莊的有無,皆融匯在訓詁字義之中。其他著作如《三經新義》、《易解》、《論語解》等,受限於經籍之題材與原作者之思想,總不若《字說》是以解字釋義為主,可以單純而全盤地了解王安石的哲學思想。
二、開創「聲符兼義」之先河 一般小學家總以王子韶創「右文說」,然而其書不傳,右文說之全貌又是如何?總無法了解其學說系統發展的程度。其實王安石在《字說》中已有「聲符兼義」之見解,他以「農者,本也,故又訓厚」,從農得聲之字有「厚」義,孳乳出「濃,水厚;醲,酒厚;襛,衣厚」等共訓,雖然在當時這種訓詁方式尚未發展出一定的規模,而且方法顯得簡略,但是已對中國文字之「聲符」加以注意,不再只是標明讀音的符號而已,尚有「意義」在內,從此相關的研究不斷地發展下去,尤其在清代與民初的小學家,後出轉精,沈兼士利用此「聲符兼義」的研究成果,應用在訂正古籍之字誤、察古音之變遷、判斷訓釋之得失等考據工作;王力更以此法追溯語根之起源,將研究結果撰成《同源字典》。這一切以「聲符」為研究之發展系統,現已臻於成熟完備,王安石可謂有開創之功。
三、獨特的「辭典編纂」方法:中國的字、辭典編纂方式總不外是兩大系統:「部首」和「韻類」,其撰寫內容也是以「字」為說解的最小單位。然而《字說》以聲韻分部之外,還有「疊解」的特殊形式,類似於《爾雅》以物類為釋,卻又有形式上之異,將同性質之物聚集而解,猶如百科全書一般,故此類的字義說解很容易被「訓解名物百家」之辭書所引用,例如陸佃的《埤雅》、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影響其訓解的方向。
此外,王安石重視字形「位置」之說解,將字分成上下左右之位列,融入陰陽五行學說,賦予相生相勝與卦位之說,將文字視為一個小天地。並在《字說》說解上使用一些特殊的「習慣用語」,使字義的解說更具王安石個人的色彩。這些獨特的「編纂方式」或影響後代之字辭典編纂者,但更重要地是突顯王安石之思想。《字說》不單只能以字辭典的觀典視之,它更包含王安石個人思想,反映當時社會各層面的現象,在歷史上無法否定、排除其盛極一時之況與對後世之影響,在中國文字學史上永遠具有承先啟後之地位!
Identifer | oai:union.ndltd.org:CHENGCHI/B2002002545 |
Creators | 林翠玟, Lin, May |
Publisher | 國立政治大學 |
Source Sets |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Libraries |
Language | 中文 |
Detected Language | Unknown |
Type | text |
Rights | Copyright © nccu library on behalf of the copyright hold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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