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採用1980-2005年共94國的縱橫資料(Panel data)，探討金融發展與經濟成長的關係。有別於一般傳統採用單一迴歸模型的架構，本文改採聯立迴歸模型探討兩者之因果關係。 本研究分別採用四個「金融發展指標」及三個「股市發展指標」，輔以與金融發展和經濟成長密切相關的外生控制變數，再分別與經濟成長指標建構聯立迴歸模型。此外，有關參數之估計與認定，以Lewbel (2007)的計量方法為立論依據，在殘差項具有異質共變異現象的限制條件下，利用一般化動差法(GMM)，同時估計聯立方程式的結構式參數。是故，本文根據不同之金融發展與股市發展變數的設定，總共建立七個聯立方程式模型，分別探討金融發展、股市發展與經濟成長之交互影響效果。實證結果彙整成以下兩點說明： 一、 有關金融發展指標對經濟成長之綜合影響的實證結果顯示，惟有「存款貨幣機構在本國資產總額/(存款貨幣機構在本國資產總額＋央行本國資產總額)」對經濟成長具有正向的綜合影響，其他三項金融發展指標對經濟成長皆無顯著影響；另一方面，除了以「銀行部門對其本國之總放款額/GDP」做為金融發展指標的模型4為不顯著外，模型1至模型3皆顯示經濟成長分別對「存款貨幣機構在本國資產總額/(存款貨幣機構在本國資產總額＋央行本國資產總額)」、「全體金融機構流動負債/GDP」以及「全體金融機構對私部門放款總額/GDP」等三項金融發展指標存在正向綜合影響。 二、 有關本研究股市發展指標對經濟成長之綜合影響效果的實證結果分歧。其中，「股市總成交金額/股市總市值 (股市週轉率)」對經濟成長有正向綜合影響；「上市公司股票總市值/GDP (股市資本率)」對經濟成長有負向綜合影響；而「股市總成交金額/GDP (股市總成交值比)」對經濟成長則無顯著之綜合影響；另一方面，考量經濟成長之當期項與落後期的綜合效果對股市發展的影響，本研究發現「經濟成長變數」的當期項與落後期對三個股市發展指標均無顯著的綜合影響。

本文從translog生產函數的角度出發，藉由三項金融發展指標分析金融發展對各項生產力指標的影響，而金融發展指標分別為商業銀行對中央銀行資產比、流動性負債除以國民所得與金融機構對私部門放款除以國民所得。使用Hansen (1999)與Caner and Hansen (2004)兩種門檻迴歸模型，前者與固定效果模型搭配估計世界生產函數，後者則動態縱橫資料模型搭配，用以彌補使用固定效果模型假設各國在樣本期間技術效率值不變之缺失。 由固定效果模型迴歸結果可知，除了流動性負債除以國民所得的門檻估計值不呈統計顯著外，其他金融發展指標門檻值皆顯著，代表金融發展對經濟成長確有其影響存在。而金融發展程度高的樣本國家，技術效率值、資本產量彈性以及資本邊際產量皆較高，顯示金融發展使得各國能充分運用資本存量要素投入。然而，「所得水準高且金融發展程度高」的樣本國家，雖然資本產量彈性亦較高，但是技術效率值與技術進步率則較其比較組為低，因此金融發展對高所得國家可能較無影響。而就動態縱橫資料模型而言，雖然模型配適結果較前者為佳，但是僅流動性負債除以國民所得達到統計顯著。而該項金融發展程度愈高，技術效率、資本產量彈性、資本邊際產出以及調整速度亦較高，與固定效果模型的結果一致。

在總體經濟學中，跨期替代分析方法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其中跨期替代彈性(the elasticity of intertemporal substitution, EIS)的大小，間接或者直接影響總體經濟中的許多層面，直覺上，例如跨期替代彈性越大，對個人而言，是對當期消費的機會成本提升，使延後消費的意願上升，同時增加個人儲蓄，在正常金融市場情況之下，個人儲蓄金額的增加，將使市場資金的供給量增多，使得企業或個人的投資機會成本降低，經由總體經濟中間接或直接的影響下，則總體經濟成長率應會上升。其中，當消費者效用函數為固定風險趨避係數(constant coefficient of relative risk aversion, CRRA)且具有跨期分割與可加性的特性，加上在傳統經濟學中，假設每個人皆為完全理性的前提下，經由跨期替代分析方法推導後，可以得到相對風險趨避係數(the coefficient of relative risk aversion, RRA)與跨期替代彈性(the elasticity of intertemporal substitution, EIS)恰好是倒數關係。 / 在過去相關研究中，Hansen and Singleton (1983)推估出跨期替代彈性值較大且顯著，但Hall (1988)強調，若考慮資料的時間加總問題(time aggregation problem)， 則前者估計出跨期替代彈性在統計上則不再是顯著；Hall亦於結論提出跨期替代彈性為小於或等於0.1，甚至比0小。在經濟意義上，代表股票市場中投資人的相對風險趨避程度(RRA)極大，直覺上，是不合理的現象，這也是著名的彈性迷思(elasticity puzzle)。於是Epstein and Zin (1991)嘗試建議並修正效用函數為不具時間分割性(non-time separable utility)的效用函數，並得到跨期替代彈性(EIS)與相對風險趨避係數(RRA)互為倒數關係，不復存在的結論。這也說明影響彈性迷思(elasticity puzzle)的原因有許多，其中之一，可能為設定不同形式效用函數所造成。 / 在傳統經濟模型中，假設完全理性的個人決策行為之下，利用跨期替代方法，可以得到跨期替代彈性(EIS)與相對風險趨避程度(RRA)互為倒數關係後，又得到隱含風險趨避程度為無窮大的推估結論。這也是本研究想要來探究的問題，即是彈性迷思(elasticity puzzle)究竟是假設所造成，或者是因為由個體資料加總成總體資料，所產生的謬誤。 / 因此，本研究與其他研究不同之處，在於利用建構時間可分離形式的效用函數(time-separable utility)模型基礎，以遺傳演算(Genetic Algorithms)方法，建構有限理性的人工股票市場進行模擬，其中，模擬方式為設定不同代理人(agent)有不同程度的預測能力，代表其理性程度的差異的表現。 / 本研究發現在有限理性異質性個人的人工股票市場下，相對風險趨避程度係數(RRA)與跨期替代彈性(EIS)不為倒數關係，且設定不同代理人不同的預測能力，亦會影響跨期替代彈性(EIS)的推估數值大小。

利率是影響金融市場中金融工具的主要因素，對經濟體系而言，是貨幣面與實質面的橋樑，代表使用負債資金所需支付的成本；對法人機構、投資個人而言，利率是進行任何融資、投資活動的重要參考指標。近年來，利用一般均衡、無套利評價理論來研究利率期限結構和利率或有請求權(Contingent Claims)訂價的文獻有如雨後春筍一般；另一方面，由於時間序列(Time Series)於1980年代的快速發展，諸如：ARCH家族、GARCH家族、隨機變異性(Stochastic Volatility)，兩套方法互相結合運用，有愈來愈多文獻顯示，其對現實的利率期限結構具有一定水準的解釋能力。 　　隨著國際金融市場的多元化、自由化與無國界化，金融創新與金融商品的大量問世，如何合理估計利率期限結構，以運用於投資決策、或預測未來利率走勢，及對利率風險的管理，這都隱含利率期限結構的重要性。本文擬針對著一般均衡利率期限結構模型加以分析，並驗證在我國公債市場應用的可行性。 　　一般均衡利率期限結構模型，由Cox、Ingersoll and Ross(1985a、b)正式提出，其為單因子一般均衡利率期限結構模型；Longstaff and Schwartz(1992)提出二因子一般均衡利率期限結構模型，因其利率期限結構隱含一個限制式，故LS兩因子實證模型以差分形式進行，故將損失兩個參數(gamma、eta)；基於此點，本文試圖採用Gibbons and Ramaswamy(1993)的實質報酬率觀念，希望經由調整物價因素後的殖利率樣本資料，可消除時間趨勢不穩定的因子，藉以判斷包含(gamma、eta)的完整兩因子一般均衡模型是否能更充分解釋利率期限結構；另一方面，亦可透過Gibbons and Ramaswamy(1993)的實質報酬率觀念，觀察二因子一般均衡利率期限結構模型所獲得的名目利率期限結構與實質利率期限結構的差異。 　　本文實證結果並不令人滿意，調整物價因素後的殖利率樣本資料，仍存在不穩定的情況；本文以差分與模擬的方式，建構出台灣公債市場利率期限結構。另一方面，亦發現本文調整物價因素的方法，在較長的樣本期間下並不適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