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求徹底釐清漢代博士與經學之互動關係，故在論文綱要之安排上，使博士制度為經，漢代經學為緯，交叉比對研究，希望能收「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之效，將制度與學術互相影響之情狀勾勒清楚。 在章節安排上，第二章主為考證博士制度之初形而設，而後論及其蛻變。博士官雖至秦代才制度化，不過在戰國初年，博士人才已被廣泛需求，此論可從戰國初期諸國國君之求賢令中驗證。隨著國際情勢的白熱化，國君對博士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此時博士人才大概多為國君之顧問、智囊。入秦以後博士官偶爾也提供顧問之服務，不過秦始皇時期之博士，最顯著亦最重要的工作，便是帝國意識型態的塑造，至此已具漢代博士官的氣象。透過此章，可使讀者領會博士制度產生的具體歷史脈絡。 第三章主要討論五經博士立為學官後，其制度的變化，以及博士制度如何影響漢代經學的運作。隨著經學的制度化，對博士制度與經學體系兩方都產生了一些影響。五經博士秩卑而位極高，更是漢朝皇帝推廣德政的象徵，為了爭取這一榮耀，自宣帝起便陸續有學者為此爭立博士家法，這一系列爭論便是經學史上極有名的今古文之爭。透過此章之論述，可望釐清經學中今古文之爭之真正原因，以及師法／家法施用於漢代之意義。 第四章則以漢代太學（含制度本身）之興衰為論述骨幹，從校舍、弟子員數、進用辦法，具體呈現今文經學興衰的實況。除此之外，更從今古文釋經之異同，以及當時學術環境之氛圍，對章句學的內涵與特徵進行推論；更可從章句學興衰起伏的發展情勢，一探今文經學枯榮與共的原因。 第五章則在具體經義的致用上，探討漢人詮釋經典的方法與目的。基本上漢人習經、用經的習慣可從本章所論三方面（即為本章之三節）得知。其一，漢人受的經學教育相當徹底，這並不是指漢代太學與郡國學之設相當全面，而是漢代今文經學家篤信經典中的教訓，並以為天地綱常。其二，漢人對經學的信仰是一回事，但這股信仰要在國家成為一個普遍的共識、權威的力量，則有賴制度的推廣。漢代以明經取士的仕進辦法確定後（含太學與察舉明經）則產生一批新興士人，亦形成了一股可觀的力量，必要時可制衡君權。其三，也就是本文第三節處，則探討漢代經學內部分化之情形。西漢中期以後，不論是今文經學內部，抑或今古文之間，它們的分歧漸趨明朗，立場也益發鮮明。細究原因，可能不只是文字版本之異，政治情況的複雜，也是促此學術分途的可能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