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紀的工業發展富裕了人類的物質生活，生態環境卻也逐遭破壞 ；人們因科技文明引發的現代風險的多樣性、全球性、不易衡量與不易預 測性，遂將傳統注重資源分配的「階級社會」帶領到新的注重風險如何在 社會中平等並合法分配的「風險社會」(Risk society) (Beck,1992)，社 會風險概念乃應運而生。從社會文明演進來看，現代風險與過去風險在本 質上有著極大差異，過去風險多以自然災害的威脅為主，而現代風險則以 科技進步帶來的威亦即公害佔多數，綜言之為風險的不確定性、風險承擔 的不公平性、影響的遲延性與風險產生的社會妥當性。也因如此風險管理 則具相當的「利益衡量」與「政策決擇」色彩，風險溝通遂乃成為有效風 險管理的主要因素，成為綜合其他風險議題如風險認知、風險評估、風險 管理等的橋樑。風險溝通與其他溝通議題的最大差別，前者尤強調人文層 面因素重於科學分析結果。建立一個合理可接受的風險水準與風險認知息 息相關，專家的科學分析結果固然重要，民眾對風險的了解卻多以一般知 識與過去生活經驗認知，再加上現代風險多涉及高度的科技性，專業術語 常令民眾產生距離與不信任感，在公害問題上糾紛多因而產生。風險溝通 除了儘量降低衝突外，更積極地為建立風險的正確認知，加強自我防禦機 能，故公共介入、民眾的參與對於事前與事後溝通的成效，可避免糾紛爭 端的發生。 從７０年代起公害糾紛屢見不鮮，抗議者手段皆多由緩和 後因意見得不到適切回應始引發衝突性高的行動；抗爭者與被抗議者亦多 有組織化趨勢；不管是「事前預防型」或「事後補救型」活動，政府的溝 通方式多仍停留在技術層面單向說服性的宣導亦多為被動；反觀國外對溝 通的努力較為積極，坦誠公開的溝通態度，重視一致、簡明的訊息揭露， 並考慮到居民心理壓力的疏解，強調風險溝通的地方時效性，這是國內糾 紛處理不足之處。由於糾紛事件中多有金錢賠償、健康檢查之訴求，故糾 紛處理與公害賠償制度在事後溝通上就佔極重要角色。日本的公害糾處理 與健康受害補償制度是除了民事訟訴外另闢之行政救濟管道，為衝突解決 與公害損害補償提供了訊速有效的溝通管道。我國有關公害糾紛處理已於 ８２年二月完成立法，至於公害補償卻散見於法令中，盼儘快建立污染者 付費原則、賠償基金的設立及加強公害保險功能，健全風險溝通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