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發展社會學者主張，後進國家能夠快速追趕先進國家的原因，在於政府透過一系列的政策工具、手段，扶持國內的產業發展。但是，這樣的發展模式，在推動高科技產業發展時，政府會發現，由於高科技產業技術門檻高、需要投入的資金過於龐大，因此並不是國家以政策手段推動就能發展成功的。而後進國家對於此，往往利用設立國家代理機構，如台灣的工研院與資策會，作為負責推動高科技產業發展的機構。以本文討論的台灣軟體產業為例，台灣政府除透過一系列政策的協助外，還成立資策會作為集中國內軟體人才及軟體技術開發的主要機構。不過，本文主張此類機構是否能夠完成政府賦予的政策目標，必須要檢視其成立時的初始制度安排，本文認為，初始制度安排會直接影響到國家代理機構後續的發展軌跡，以及政府對其的管制力。以資策會與工研院為例，工研院在成立之初，經濟部便將旗下聯合化工所等三家研究機構交與工研院管理，同時又計畫分三年撥付共十二億新台幣的資金，做為工研院的研發經費來源，使得工研院有能力專心本業，完成政府交付的任務；而資策會由於在設立時，採政府與民間共同出資方式設立，使得政府無法提供足夠的研發資金給資策會，因此，只好答應資策會以提供政府標案的方式，做為資金來源。如此，使得資策會將其發展的重心放在承接政府標案上，而忽略其原先的政策目標，進而影響到台灣軟體產業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