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胡應麟云: 「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本篇文探討的即是唐人創作小說 的意圖究竟為何, 創作過程中又受到那些觀念的影響。 本篇論文以宋人編輯之太平廣記收錄的唐人單篇傳奇及專著作品為主, 參酌叢書所載 而廣記漏略之篇章, 加上小品的雜錄筆記為基本素材, 再以近人所作單篇問題之考證 , 某一主題之探討所得的成果, 以為分析之依據。 從歷史人物的小說、傳說化論起, 那些名人特別容易被小說化, 成為某種典型化人物 , 從中亦可探知中國傳說的傳統、故事的模式, 以及演變的經過。再者, 六朝的史傳 文學發展到唐人的小說創作過程中, 一窺正史雜傳與民間文學間的關連。 中晚唐時期黨爭之亂頻仍, 遂有了以小說當作宣傳工具, 或自述一己的真實故事、或 揭發他人的真實事蹟, 甚而偽託, 作品以為攻訐, 打擊對方名聲, 以達「敵消我長」 之效。其次, 文人本著儒家「文章不苟作」的思想, 又受到佛教報應觀的影響, 不少 唐人的作品以勸善戒惡為目的, 希望不負教化社會的責任。再者, 由於道教風氣之盛 , 唐人作品中不難發現「謫仙」的觀念; 本篇敘述從早期道教至唐代, 「謫降」觀念 的意義、演變與運用, 並分析謫仙傳說的五個結構: 不知其為何許人, 具有特殊奇異 之能力, 修道贖罪、入世接受試煉, 點破謫降之由, 最後歸返天界。此外, 探討謫仙 主題中涉及的人際關係所顯現的情緣觀、宿緣觀, 可知道教中人的人生觀特重「緣」 字。 小說中的故事題材、發生背景、傳達的意旨, 不僅反映了唐代政治的黨爭之亂, 文人 登進士第、娶五姓女、汲汲追求社會地位, 以及儒、釋、道三家思想的融合、文化的 匯集, 其運用實事敘述與幻設筆法、有意識的創作, 交織了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 遂 形成唐人小說的特質。

本論文旨在探析中國三大類型之史書──編年體、紀傳體、以及紀事本末體的敘事模式如何制約羅貫中的創作意向，並對情節結構造成了怎樣的牽引作用，進而塑造了《三國演義》獨特的結構形式。並從構成話語的敘事方式與技巧，即敘事主體、敘事視角、敘事時間與人物語言等四方面，探究歷史敘事的基本特徵，以及其對《三國演義》的影響。研究對象以和《三國演義》息息相關的《三國志》、《資治通鑑》、《通鑑紀事本末》為重點，然而在歷史敘事的演變過程中，先秦歷史著作──左傳、國語、戰國策，以及《史記》、《漢書》、《後漢書》等，亦在論述的範圍內。研究方法將借重西方敘事學理論，同時以其為論文整體框架的區分原則。 論文首章為緒論，提出研究動機、方法與目的，並界定研究的範圍與整體框架。第二章為《三國演義》的生成背景，陳述中國小說發展中的史傳淵源，《三國演義》形成與流傳的過程及史傳系統中對《三國演義》影響最深的著作，包括：陳壽《三國志》、裴松之注、司馬光《資治通鑑》與袁樞《通鑑紀事本末》，提供文本分析的基本背景資料，以為下章解析文本預作準備。第三章從敘事文本內容的形式的角度，以《三國志》、《資治通鑑》及《通鑑紀事本末》為基本研究對象，探討中國三大史體──編年體、紀傳體、紀事本末體的文體結構，並論述其對《三國演義》組織情節方面起了何種促進作用。第四章從敘事文本表達的形式方面，探究史傳文學對《三國演義》的影響，由敘事主體、敘事視角、敘事時間、人物語言四方面，剖析《三國演義》對歷史敘事形式的承續與揚棄。末章為結論，除論述歴史敘事的侷限性，並強調中國小說的多方接受影響，以及歷史敘事在小說發展過程中的意義。 關鍵詞：三國演義、敘事學、史傳文學、歷史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