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的敘事時間從元明之際直至萬曆中葉，宏大的時空表現了文本文化內涵的豐富性，而小說旨在諷刺功名富貴對人心的扭曲，也決定了敘述者視野的選擇：一個時代的橫切面，從社會各階層切入，著重表現汲汲功名富貴的社會風氣中人民的思想傾向，更甚者傳達出現實的腐敗與道德的落後，以及作者內心的社會理想。筆者從重要的儀式風俗描述中，發現《儒林外史》不僅藉之展現當時生活氣息的民風世情，更反映了「士」階層的沉淪，傳達了官場的腐敗與墮落、文人的命運與追求、市井小民的情操與人生價值，種種皆帶出明清時代的文化氣息與人生況味。夏志清曾說：「《儒林外史》最偉大的一個方面是其展現了中國十八世紀的風俗及深層文化。」作者的禮教思想藉由一整回祭泰伯祠此活動加以提出，表達儒家的政治教化理想，但此後文人四散遠去，祠堂最終蒙塵凋零，也表現出作者對現實命運的滄桑感悟，故本研究試圖探討《儒林外史》的人物與敘事技巧之安排，其中的作者觀照具有其多角度敘事策略及理想道統的鋪陳，喚起對《儒林外史》社會風俗描寫的整體關注。 本研究欲敘述《儒林外史》的禮俗描寫內涵，從泰伯祭禮、婚禮以及喪禮敘述情節著手，其所占篇幅之大，足以顯現風俗禮儀如何貼近人民日常生活；其描寫內容之異，足以揭示風俗儀式如何反映世道人心，甚而藉著種種文化現象及意涵，表達作者如何重視「禮」的實踐。縱使作者時時扣緊「功名富貴」的準繩，藉他人聲口或自身行為的矛盾去衡量不同階層人物的臧否得失，但依舊可發現隱身在冷靜敘述背後的作者寄寓在泰伯祠的興起及荒廢的過程中，那對自我身世以及社會思想的熱切投注，後又因不受世俗認同而孤寂寥落。婚喪儀式敘事就夾敘在這條主線上，體現落實在生活中的儀式內涵多麼空洞不實，在一場場儀式鬧劇背後，不只是可笑的反諷，更是作者對社會現實的無聲控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