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主要在探討雲林地區「給神明作契子」的現象，主要的研究地區是海豐堡和布嶼西堡二地。本研究針對廟方、契子和其家人三方面作深入的研究，從過渡儀式、傳統觀念中不潔的概念、民俗醫療為理論基礎，分析孩子「給神明作契子」的原因、儀式的進行、影響和社會意義。 本研究主要的發現有以下幾點： 1. 「給神明作契子」儀式的操控者是孩子的父母、家人，而儀式主要治療的對象除了契子以外，還有契子的家人。 2. 從契子家人的觀點出發，在「給神明作契子」的原因方面，可分為四種：「歹育飼」、家中男丁不旺、家族或地方上的傳統習慣、其它的原因。而父母讓孩子「給神明作契子」，主要的心態有二：一是治療性的心態，一是預防性的心態。 3. 在「給神明作契子」的社會意義方面，此儀式主要是處理社會上個人脫序的問題，經過儀式的進行，使個體恢復正常。所以無論在契子或其家人的身上，「給神明作契子」的儀式都展現了過渡儀式的意義。另一方面，從民俗醫療的觀點來看，「給神明作契子」的儀式是一種治療，對於契子來說，它主要是解決社會文化的疾病，同時它也對契子的家人，產生了心理治療的效果。 4. 除此之外，本研究也分析了不同類型的廟宇對於「給神明作契子」的態度。簡單的區分，廟方對於「給神明作契子」事宜的辦理，主要有三種型態：積極推銷型、維持傳統型、消極處理型。 最後，作者整合整個研究的發現，並提出未來研究的方向，認為可更進一步結合村落中的人、神和廟宇，描繪出一個真實生活的圖像。

消費社會的今日，歌迷俱樂部此社群認同意識的建立，以及流行音樂工業，尤其是唱片工業對於歌迷俱樂部有形與無形的影響。希望呈現歌迷俱樂部形成之後成員主動參與加上流行音樂工業的影響，歌迷俱樂部的認同所產生的愉悅，以及歌迷俱樂部對流行音樂工業的反抗。 本研究認為歌迷俱樂部的儀式成為儀式的原因即是其中有情感交流與意義的產生，都是經由歌迷俱樂部象徵物或行為來表示，並非直接說明或宣告。透過這些儀式，成員相互之間建立了言語所不能表達的情感，也透過這些儀式，歌迷俱樂部的社群認同可以更加鞏固。偶像歌手與這些儀式行為構成象徵物，最主要的目的在於歌迷俱樂部的成員想要獲得的象徵意義以及想要傳達的象徵意義。象徵性的意義經由社群的儀式行為，創造了可具體使歌迷結成俱樂部並生存的社會空間，俱樂部的成員分享對偶像歌手的共同信念，且對於歌手的標示與著迷，顯出其與主流文化即與其他不同歌手的歌迷俱樂部有所區別，此種群體認同的運作，使其建立此社群的次文化地位。 還有雖然歌迷俱樂部有選擇的自由，但歌迷俱樂部的社群認同形成，就是唱片工業劃定了選擇範圍，塑造出易於讓閱聽眾喜愛的歌手形象，運用媒體強化認同。歌迷俱樂部的社群為滿足成員的需求，也為了歌迷俱樂部的生存，不得不與唱片工業有所接觸，但又必須面對唱片工業營利為主的考量，常使歌迷俱樂部的幹部感到相當無奈。因為製造偶像歌手的流行音樂工業，乃依照閱聽眾喜愛的形象來塑造出來，基本上有許多相似之處。而當歌迷俱樂部選擇了某位歌手而成為其中一員之時，不只在意識型態上受到流行音樂工業所控制，也使得歌迷俱樂部的成員在行動上為了所喜愛的偶像歌手，必須與流行音樂工業配合與妥協，仍受制於流行音樂工業。 最後是歌手與歌迷俱樂部的會長或幹部的關係，以及歌手對待歌迷俱樂部成員的態度，會影響唱片公司對於歌迷俱樂部的方式。如果歌迷俱樂部的會長或幹部本身與歌手的私交很好，歌迷俱樂部的有些事務則無須透過唱片公司傳達，而是直接與歌手溝通，更有利於事務的推動。歌手如果較重視歌迷俱樂部的成員，也會使唱片公司比較重視歌迷俱樂部成員的需求，例如對歌迷俱樂部在活動上或經濟上的援助。歌迷俱樂部有足夠的組織性，使歌迷俱樂部可以更強大，應該就常常會有一些媒體報導此歌迷俱樂部。其實本研究發現大多數的歌迷俱樂部的組織性相當薄弱，有的空有組織之名卻無組織之實，有的甚至沒有組織性，因此難有產生任何力量抵抗流行音樂工業。當歌迷俱樂部具有組織性時，流行音樂工業較不敢忽視其影響力及傳播力。

從清代開始，基隆就有著興盛的普渡風氣。雖然歷經政權的特換與社會環境的變遷，一百多年來，基隆的普渡習俗一直都極為盛行。這當中，「雞絕中元祭」的「字姓輪值」制度是一個關鍵性的文化機制。這一制度的存在，使「雞籠中元祭」得以年年舉行，歷久不衰，並成為負載著豐富歷史與文化意義的象徵。 基隆的「中元祭」是一個擁有一百四十多年歷史的傳統儀式，它之所能在現代社會中存在，是因為它不只是一種「傳統」的儀式。由於儀式所具有高度的象徵性，以及儀式舉行過程中所具有的自由表演與詮釋的空間，使它不僅是一種現時文化的書寫與體現，也是人們實現意圖、尋求滿足的實踐場合，在文化變遷過程中扮演媒介的角色。 農曆七月期間，基隆的各種群體都會舉行自己的普渡。當一群人共同舉行儀式時，這一行動本身即創造了一個人們認知的對象--群體；而經由儀式的象徵性與人們在儀式中所經歷的經驗，集體記憶被建構出來，成為群體存在的內涵。每一次的儀式都是一次創造，每一次的行動都使群體的存在獲得更新與確認。

本研究從對饒舌現場表演中的「呼喊與回應」作為儀式的想像，發展成問題意識，一是拷秋勤如何將現場表演建構為與觀眾/樂迷的互動儀式，二是樂迷「儀式性參與」現場表演的內涵。針對此二問題，以台灣獨立樂團拷秋勤的現場表演與其樂迷作為研究對象，採用參與觀察法與深入訪談法，進行為期三個月的資料蒐集與訪談。經過整理，描繪出拷秋勤現場表演的各種面向，以及觀眾的組成與反應。在深度訪談部分探討樂迷從接觸拷秋勤到迷的原因、參與現場表演的動機、經驗與感覺、消費行為等。 研究者發現拷秋勤運用大量的呼喊與回應(call and response)與觀眾互動，其為拷秋勤表演一貫的特色，呼喊與回應作為互動儀式的意義在透過重複的帶動與對話建立與觀眾的連結，宣揚樂團的理念引起認同，提升現場觀眾熱情也凝聚樂迷的向心力。拷秋勤不斷使用關鍵字召喚觀眾的共同身份，製造象徵意義。現場表演的儀式特質在表演流程、表演歌曲的面向特別顯著。在樂迷「儀式性參與」的部分，只有少數受訪者呈現狂熱的參與情形，然而樂迷大多會重複地參與現場演出。樂迷儀式性參與的意義在於從中獲得沈浸的感覺，以及與現場融合為一體的感覺，享受現場的氛圍，擁護共同的理念從中獲得成長，與拷秋勤及現場所有觀眾交流情感。 現場表演是饒舌這個音樂類型與嘻哈文化最終的表現場域與管道，而迷與愛好者的參與是它們能長久發展的根源與基礎，因此呈現樂迷參與現場表演的感受，以及現場表演內容與結構吸引觀眾與樂迷的原因，的確有其必要性。因此，整理分析並呈現饒舌現場表演樣貌以及樂迷與愛好者的聲音、感受與意見，則為本研究與其他台灣嘻哈文化與饒舌研究的不同之處。 / This study is developed from the idea of imagining “call and response” in live rap performance as ritual, and is divided into two research questions. First, how does Taiwan rap band Kou Chow Ching build an interactive ritual in live performances through call and response techniques? Second, how do fans of Kou Chow Ching “ritualistically participate” live performances? In order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this study decides to conduct a three month long research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 an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method to collect data. Observation and depiction of six of Kou Chou Ching’s live performances are detailed in the thesis, also the composition and reaction of the audience in each show. In interviews, we discuss these fans’ reason and affection to Kou Chow Ching, motivation of participating live performances, experience and feeling, and their consuming behavior of Kou Chow Ching’s records, related products, and shows. Kou Chow Ching employs a lot of call and response techniques to interact with audience. The meaning of call and response as ritual, is that the repeated call and talking create bonding between Kou Chow Ching and audience, promote the band’s philosophy, heighten and cohere audience. Kou Chow Ching keeps summoning the audience’s sharing identity with key words, constructing symbolic meaning. Besides, in live performances, the ritualistic nature is also salient in their performing procedure and rap songs. Only a few of interviewees feverishly participate Kou Chow Ching’s live performances. However, all interviewees do regularly participate these shows. The meanings of fan’s ritualistic participation are gaining the feeling of immersion, merging with other fans and rappers on the scene, and enjoying the atmosphere, giving support to shared beliefs, and exchanging emotions and feelings with Kou Chow Ching and others. Live performance is the ultimate channel and field to manifest rap as a genre and hip hop culture, and the participation of fans is the root and foundation of rap and hip hop’s continuous growing. So it is necessary to acquire the content and structure of live rap performance, and fan’s response to it. Therefore, this study provides the observation of Kou Chow Ching’s live rap performances, and the voice of fans, which is a different approach comparing to studies of rap and hip hop culture in Taiwan.

本研究旨在對宗教田野提供新的觀察視角，從中發掘出宗教修行場域的遊戲面向。遊戲的成分不只好玩與樂趣、不只是單純地「找樂子」而已，其中還蘊含著許多元素：秩序、規則、區隔、競爭、扮演、模仿、經驗、轉化、認同、想像、連結以及「認真」，這些元素都宗教密切相關。因此，本研究嘗試將一間「靈乩」宮壇的種種宗教實踐視作一場遊戲，在觀察視角上從廣義的遊戲形式著手，以詳實的田野記錄和訪談資料為基礎，探究信仰主體如何進入此宗教/遊戲場域，及其如何在「靈視」、「靈動」等宗教能力/遊戲技巧的養成與開展中，連結及中介聖/俗、日常/非常、有形/無形的經驗世界。 從無極殿的例子中可以看到，「超常」的宗教能力其實有一個長期的、紮實的養成過程，信仰主體從進入修煉場域到養成能力，從與靈界各種的往來交涉到最後而能成為兩個世界之間的中介，這是一個笑與淚、嚴肅與遊戲並置與交錯的歷程。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人間・環境学) / 甲第21847号 / 人博第876号 / 新制||人||210(附属図書館) / 2018||人博||876(吉田南総合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人間・環境学研究科共生文明学専攻 / (主査)准教授 吉江 崇, 教授 元木 泰雄, 准教授 馬場 基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Human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社交網站Facebook鼓勵使用者將真實世界中的人際關係串連至線上空間，與各種親疏遠近的朋友進行互動與維持情感交流。隨著社交規模與範圍的擴大，Facebook使用者需要透過規格化或公式化的互動，確保人際網絡的穩定交流。這些行為經過反覆實踐，發展為社交互動儀式。然而，互動行為本身卻與社交初衷逐漸背離。因此，本研究關注的正是Facebook上的互動儀式鏈如何呈現，以及使用者社交行為與意義之間產生落差，導致「行禮如儀」的原因。 本研究以社會學者Goffman（1955）互動儀式與Collins（2004）互動儀式鏈的理論為基礎，探討Facebook的網路中介儀式形成的契機與淪於形式的可能。研究方法方面，本研究選出四則關鍵個案，先以內容分析檢視互動儀式鏈中各項元素的組成；再從個案中選取具代表性的當事人與參與者進行深度訪談，進一步探究實踐互動儀式的原因、時機與對象等細節，並檢視互動儀式過程與結果。 研究結果顯示，雖然社交訊息事件都有機會發展為完整的互動儀式鏈，不過訊息事件的類型差異會影響互動儀式鏈的參與形式。此外，研究發現乍看毫無意義的網路互動行為（尤指按讚）並非如過往研究提到的扁平單一，甚至略帶貶意。這些互動其實乘載多重含意，例如：避免表錯情的慰問、掩飾內心掙扎的祝福、欲辯忘言的關注、對多義訊息的部分贊同等。每當使用者內心與行動不一致或脫鉤時，這些行為便成為每一次的緩衝，調解了「口不對心」的矛盾。 上述貌似「行禮如儀」的社交互動行為隨著訊息事件的種類而變化，行動意涵亦不停流動、轉變，逐漸成為眾人心照不宣的隱藏邏輯，內化成為使用者的行動策略。成為具有「僵固的儀式形式，多元流動的儀式意義」的互動行為，亦可作為網路世代專屬的行動符號。 / Social network sites, such as Facebook, enable users to interact with friends and maintain their relationship. The growing scope and scale of social network require users to cope with huge numbers of friends in formulated and standardized ways. These formulated actions practiced repeatedly on Facebook have become ritualized and thus shape the particular cultural landscape. However, these interaction actions gradually become alienated from original social intents. Facebook users tend to push “Like” bottom whenever they read friends’ news updates, but they just go through the motion without any meaning. This particular research applies sociologist Goffman’s interaction ritual theory and Collin’s interaction ritual chain theory to the context of Facebook behavior. The researcher attempts to answer 2 questions: 1. What a complete social interaction ritual chain would be like on Facebook? And what are its ritual ingredients and outcomes? 2. Does social interaction behavior mismatch its social intent? If the gap exists, why does it happen? This research collects data from researcher’s 750 friends’ information in time frame from March 2013 to April 2013. Four Facebook events are chosen as critical cases. Content analysis and deep interview are employed to discover the ingredients, process and outcomes of 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 and every detail on Facebook. The result indicates it’s highly possible that every social information event would develop a complete interaction ritual chain. But the difference of event characters may have impacts on people’s forms of participation. Secondly, Facebook users often depreciate the meaning of “Like”, however “Like” turns out to show multiple meanings. Whenever Facebook users’ physical action couldn’t match attempts, “Like” would serve as the buffer solving the inconsistency. Finally, pushing “Like” bottom becomes “formulated but with multiple meanings”, and it also becomes exclusive action symbol of Facebook generation.

本論文以藏族的宗教典籍為主要依據，討論隱藏於藏地兩大系統性宗教--佛教與雍仲苯教--之下的原始信仰元素，以及該信仰元素反映在俗民生活、神靈信仰觀念與宗教祭祀儀式之中的情形。全文的基本觀念建立在「藏族系統性宗教的儀式對於宗教典籍、儀軌等，有著高度依附的事實」之上，試圖從常為藏傳佛教寧瑪派的信徒們所使用的宗教儀軌之整理、分析工作中，歸納出源自非佛教體系的藏族原始神靈信仰觀念、其所賴以運作的邏輯，以及人們的生活如何受到這些神靈觀點的影響。 論文的章節安排方面，除了緒論與結論兩篇之外，共分為五章、14節，每節基本包括三個以上的問題意識或討論主題。全文採夾敘夾議的方式，從教派、教義、儀式、宗教文獻、信仰心理、社會風俗與宗教禁忌等層面切入，針對信仰觀念進行廣泛、細緻的探討。 在第一章中，首先就藏族社會的宗教全貌進行描述，主要將之分為做為基底的原始信仰、佛苯兩種系統性宗教三大類加以分析，從此展開全文。原始信仰被兩種系統性宗教吸收後，留存在系統性宗教的儀式之中，構成了本論文第三、四、五章所側重探討的主題。而第一章除了按照時間序列說明了吐蕃王朝建立以來至今的佛教發展情形，還特別介紹了寧瑪派的發展與教派特色。第二章則介紹了早於佛教傳入藏地之前便以主導社會政治與文化的「苯波信仰」，將其自原始信仰到系統性宗教之間的發展歷程，以及主要的教義內容、特別是與巫術和原始信仰有關的部分進行了介紹。第三章的前兩節中，則首先敘明了宗教文獻所具備的研究價值、文獻對儀式產生的主導意義，還有以所謂「伏藏」文獻為主的宗教儀式分類；第三節則以田野紀錄，說明儀式進行的實際過程，並先為下兩章關於信仰概念與神靈祭祀儀式的主題鋪路。在第四、五兩章中，先從個人內在的「自身有靈觀」與「個人和生命際遇」兩方面，說明抽象的信仰觀念如何影響藏族的俗民生活，並且就相關的宗教儀式進行詳細的說明；從文本分析中，析離出佛教儀軌中本來屬於原始信仰、並與苯波信仰具共通性的信仰元素。第五章則探討「人與外在神靈的互動」。從祈禱神靈、布施鬼類和迴避神靈傷害等儀式行為，說明以三界神靈崇拜為主的信仰觀念，並且就護法神崇拜中的原始信仰、神靈分類方式，提出了有別於前人研究的方法與觀點。

本研究設定參與批踢踢美妝版討論的年輕彩妝族群為目標研究對象，假設透過彩妝族群群體討論彩妝議題的方式，不僅可以掌握彩妝活動本身的形貌、內容與特性；更可以由討論呈現看出彩妝實踐者在日常生活中執行彩妝活動的方式，以及其對彩妝活動投入的情感乃至於相關的價值傳遞，藉此得以推敲彩妝族群熱衷於化妝的理由，解析美妝論述的內涵。 綜合網路文本分析、深度訪談與田野觀察三法蒐集資料，將網路社群互動特性區隔為媒介與議題兩大面向，受媒介特性影響BBS美妝版之互動有團體意識、網路從眾性、網路規則與團體極化四大特色，回歸議題討論方式則可區隔為消費、妝容打造技巧與意見交流三大類型討論。由此可知，「美的意識」與「化妝的價值」是美妝論述的重要核心，並據此結合學理發展討論進行深度概念分析。 本研究認為化妝第一層次的意義是融入社會的具體策略，行動者認為透過此策略得以幫助自己以較有利的正向姿態進入社會生活，這不僅肇於實踐者將化妝與「正面特質」高度連結，更重要的是生活中化妝儀式的執行過程的勞動成品，除了更「好」的身體外，還有稱為「自信」的精神成分推動著化妝儀式的永續執行。此外，化妝的正向感受亦來自過程中對於器物與技法的掌握控制，化妝活動的執行並非渾然天成的性別天賦，而是學習教養的歷程；技法操演的遊戲樂趣、對彩妝品項的物件愛戀，創造了彩妝實踐同中有異的細微差別，帶來探索多變的快意。擁有並隨心所欲掌握那些許的不同，是推動每日演練化妝並從中得到難以言傳之滿足感的深層動力。 化妝作為當代日益普及的社會現象，作為年輕世代、網路彩妝社群的特殊文化現象，不可單純由消費社會印象管理的角度解讀，亦不可僅由性別批判觀點切入。本研究一方面不忽略消費社會所提供之場景，特別是化妝活動對商品消費的深度涉入，以及消費社會對身體裝飾提供之大量參考文本，提供本研究別具備脈絡的解讀觀點。另一方面亦不忽略化妝作為女性特殊經驗的觀點，重視且回歸受訪者真實經驗為論證基礎，同理彩妝實踐者之情感並認可其能動性，落實真正實踐者發聲的研究特性，並不忘環境結構對個體之影響，提出具脈絡的社會性觀點陳述解釋彩妝文化現象，是為本文最具特色與價值的研究貢獻。 / This article takes members of virtual community on PTT’s MakeUp conference as main research target. It is assumed that that the makeup issues discussed within bulletin board conference not only depicts the figure and key factors of makeup activity but also proves makeup as an important roles in daily life. All above are deep influenced and composed by beliefs or ideologies of contemporary social context and these insights show us a way to find answers to the question: why girls are so obsessed with makeup. Through text analysis of conference within BBS, interviewing in depth and field research, this article catego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mmunication within MakeUp into two perspectives: media oriented and topic oriented. The former based on the emphasis of virtual community perspective includes community solidarity, conformity, netiquette and polarization. The later based on the viewpoint of the topic under discussion includes consumption, makeup skill sharing and opinion trade. This shows the consciousness of being beautiful and the value of makeup are the core of cosmetic discourse. This research reveals that the behavior of makeup signifies two layers of meanings nowadays. The first layer is to take makeup as a beneficial posture for entering social or public life. This fact demonstrates: (1) the high connection between positive values and makeup (2) positive thinking toward applying cosmetics (while these labor products are made) -- Approaching a nicer body and ‘self-confidence’ sustainingly motivates the ritual. Besides, the complete control over cosmetics goods and the face-building process are also the source of pleasure which is not only the second meaning of makeup but also the deeper driving energy of daily makeup ritual. Taking makeup as a spreading cultural phenomenon, it can not be understood from single viewpoint such as consumerism or feminism. For this reason, this article on the one hand takes the consumer society as a background context to get the idea of using cosmetics to make-up the face in daily life. It on the other hand goes deeply into the experiences and practice of those who really love makeup. Through these aspects, this essay eventually gives a sketch for contemporary makeup culture study on both social structure and personal agency as a major contribution.

國家舉辦的儀式以及紀念日活動即象徵著國家本身。國家透過這些活動，呈現、宣傳國家的安定以及正統性等。除了政治權力本身的政策之外，對於這些儀式所具有的力量，則是近年以來不問地域，皆是許多研究者討論的課題。 　　反覆舉行的紀念日是對過去的回顧。紀念日連結了過去的故事性與記憶，透過將國家歷史與現在國家的努力連結，國家將國家認同明確化。果真如此，那麼儀式以及相關的紀念性活動之影響力就不能被忽略。 　　日本統治時代，作為殖民地的台灣，與母國內地一樣展開如祝祭日等官方節日，以及如天皇即位式等皇室儀式活動，甚至皇太子等皇室來台灣訪察時，也盛大舉辦儀式和慶祝、紀念活動。也就是說，即使是在殖民地也展開了種種「帝國儀式活動」。 　　然而，除此以外，尚有殖民地台灣才有的儀式活動。特別是始政紀念日此一紀念日及其相關儀式活動，是所有節日中相當被重視的，甚於某些祝祭日。自日本開始統治台灣的1895年6月17日始，到日本戰敗為止，持續舉辦紀念及慶祝活動。 　　一個是與內地同樣展開地，以天皇為中心，呼喊「天皇子民」、「一視同仁」等等，期待國民統合的祝祭日以及皇室儀式。另一個則是只有殖民地台灣才被展開地，紀念「日本統治台灣」此一充滿殖民統治意識的紀念日。就被殖民者而言，這是象徵日本統治開始的紀念日。這兩種不同意涵的官方節日在台灣怎麼展開？兩者如何互相影響？是加乘效果或是矛盾抵銷呢？本文基於上述問題意識，針對日治時期在台灣的國家節日及儀式活動進行了研究與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