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筆下構築了一個繽紛多彩的二元符號世界，其作品中二元思維模式運用之繁富，是中國文學史僅見的，其中無論是歷史道統喻、香草喻、禽鳥喻、道路喻、修為喻、器用喻、工具喻、自然現象喻等，莫不呈現了二元之間對比之分明、色調之濃烈與文字之瑰奇。而且，在詩人作品裡，往往還可以看到詩人思維出入於自然與人生、古往與今來，站在生命有限性的門檻上思索著生命之本質與死亡之本質，並試圖尋求在生命有限性之外的永恆存在。同時，在其作品裡，時間的跨度由幼及老，空間的跨度則自俗世到崑崙。如此從幼年的壯志到年紀漸長的無奈、身處江湘異域的終窮到遊走崑崙聖域的索求，這種在時／空的流轉間所透露的今昔之思與聖俗之感；在家國危難之際所形成的國愁、個人現實遭遇之下所形成的身愁這樣的雙重憂慮，在在於篇中構築成高揚與低沉的心靈迴旋，交織成力動的反差與對抗。可以說，也就是因為詩人如此強烈而分明的二分思維，以及對生命本質、神聖境域、個人處境等的思考與求索，才能鮮明而清晰地將詩人的「自我精神」凸顯出來。 　　是以本文即聚焦於詩人之「自我」處於當時特定時空環境下所面臨的各種衝突，從而彰顯的二元分類思維模式，並由善惡、聖俗、生死關乎屈子精神的三個面向來剖析屈原作品的深層意蘊，探索詩人在善／惡之間對芳潔、善美一面的永恆渴求；思辯詩人於聖／俗之間的辯證與掙扎；檢視詩人於生／死之間意義的認知與最終的抉擇；而由善惡、聖俗與生死所交織出來的核心議題是：詩人崇善棄惡、強烈的好善惡惡情志；對神聖境域的渴求，卻又忘懷不了認同的原鄉之不遷精神；以及對生命本質、死亡本質如此人生最高層次的思索與抉擇。在此間，詩人面臨各種二元衝突時所呈顯的情緒，如期待、焦慮、失落、絕望等都紛紛呈顯，而詩人的個體精神也由是呈現。是故，透過二元思維的聚焦，不僅能探討詩人個體面臨生存困境時的衝突與矛盾，更可從中看出詩人的信仰與堅持，從而我們可以發現，詩人作品展現的是中國文學史上獨一無二的詩人精神。同時，在二元思維由「對立→辯證→超越」的流動進程裡，亦逐漸型塑出一個詩人不凡與高潔的「自我形象」，如此的形象，已在後代凝聚成一個詩人的典型。

本論文探討外在環境和女性支持性別歧視的關係，透過實驗室的操弄和現實情境的測量進行了解，並探討可能的機制。此外，本論文也探討女性知覺到的負面環境、女性自身的性別歧視和工作家庭衝突的關聯性。根據社會認同威脅理論和Fischer（2006）的研究發現，本論文預期當外在環境對於女性的態度為負向時，女性較支持性別歧視。在實驗室情境中（研究一），藉由訊息價值和訊息來源的操弄，以了解正負面環境和態度來源差異對於女性性別歧視的影響，並透過負向狀態解除和女性次類別評估，探討女性支持性別歧視的可能原因。在現實情境中（研究二），我們請女性填答工作環境量表以測量受試者知覺到的負面環境，並檢驗女性負面環境和性別歧視之間的關係。此外，也檢驗負面環境與女性所經歷的工作家庭衝突有何關係。除了探討女性支持性別歧視的現象與機制外，本論文亦檢驗性別歧視與女性經驗工作家庭衝突的因應策略有何關係。 總結來說，本論文有兩個研究。研究一透過實驗法探討女性因負面環境而支持性別歧視的現象，並關心負面來源的影響，藉此檢驗外在環境對於女性支持性別歧視的影響。並透過兩個可能機制：負向狀態解除和女性次類別評估，以了解女性支持性別歧視的可能原因，其中受試者為223位大學女學生。實驗操弄女性受試者得知男性（或女性）對女性的正向（或負向）評價，並經由三種不同作業探討兩種機制，即採2（訊息來源：男性、女性）× 2（訊息價值：正向、負向）× 3（作業：控制組、負向狀態解除、女性次類別評估）實驗者間設計。結果顯示控制組的惡意性別歧視受訊息價值和訊息來源影響。當得知女性對女性有正向評價時，受試者較不支持惡意性別歧視，而善意性別歧視不受訊息價值和訊息來源影響。根據次類別評估作業，本研究發現相較於正向評價組，負向評價組的受試者會貶抑無能力、負向且非典型的女性次類別。此外，透過對女性次類別的評價，受試者的性別歧視不受訊息來源和訊息價值的影響。 研究二採問卷調查，以32名已婚且有工作的女性做為研究對象，探討在現實情境中女性知覺負面環境與其性別歧視間的關係，以及知覺負面環境、性別歧視、與女性工作與家庭衝突的關係。有別於研究一使用訊息價值的操弄作為負面環境的激發，研究二使用工作環境量表來測量負面環境。研究結果顯示女性惡意性別歧視與負面工作環境間並無顯著關聯。然而，結果顯示性別角色態度在女性工作環境與善意性別歧視間扮演調節的角色：具有傳統性別角色態度者，其善意性別歧視與工作環境的關聯較不傳統者高，也就是說，性別角色態度較傳統者，知覺越負面的工作環境，其善意性別歧視也越高；性別角色態度較不傳統者其知覺的工作環境與善意性別歧視則無關聯。而在探討負面環境對於工作家庭衝突的影響時，我們發現越知覺負面工作環境，受試者感受的工作與家庭衝突壓力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