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主意識高的社會，各政黨高喊「福利國家」，作為競選策略。曾幾何時，已演變成「福利國家」到「政策買票」。一次又一次的選舉，挾帶出一張又一張的競選支票，各項社會福利猶如雨後春筍般的蓬勃發展，各政黨競相以社會福利政策為訴求，各候選人為討好選民，往往以從操控財政政策、政府預算上著手。此種這種伴隨著選舉使得政府財政隨之波動的現象成為「政治景氣循環」(Political Business Cycle)。在這樣的選舉洗禮下，我國的社會福利呈現出怎樣的面貌？本文針對台灣地區民國87年至民國95年間23縣市的統計資料進行迴歸分析，說明政治景氣循環對臺灣地方社會福利之衝擊。 研究結果發現如下：首先驗證臺灣地區社會福利發展確實隨著選舉循環波動，符合呼應著投機派政治理論循環的推論及Schulats(1995)、Clark、Reichert、Lomas and Parker(1998)提出的政府藉由選舉政策操控地方經濟的論點。其次，我國地方社會福利支出具有明顯的地方特定效果與時間效果。實證分析闡明社會福利支出確實存在嚴重的地區間的差距，產生水平不平衡的情形。以新竹縣、台北市、基隆市相對於其他轄區社會福利支出較多，推估可能為人文地理與經濟發展情況均較其他轄區進步的地方無法量化之特質所影響。再以透過時間效果分析顯示社會福利支出易受政策的變動與總體景氣之影響。 最後，本文採用三項政事別支出等統計模型證明在大舉擴張社會福利支出之際，嚴重排擠他項重要政經支出。

曲館是臺灣傳統社會非常普遍的組織，成員為地方仕紳或青年，平常聚會切磋技藝，祭典時則排場、演子弟戲、參加遶境，這是地方菁英的義務也是榮譽。本文以北港音樂子弟團為核心，用貫時性的方法，從音樂戲曲的分類與流變，來探討地方社會的變遷。 北港古稱「笨港」，17世紀即形成繁榮的港口市鎮，加上朝天宮媽祖的香火鼎盛，子弟團的組織相當興盛。從清代至戰後，樂種包括南管、十三腔、北管、京戲、九甲戲、歌仔戲、西樂、廣東音樂、現代國樂等。其樂種與組織的多樣性，是研究社群分類極佳的區域。 本文首先利用先賢圖，考察清代五大社之年代、樂種及成員身分，得知北港作為港口市鎮，子弟團都是異姓結合的組織，氏族結構有如北港的縮影。從時代來看，18世紀是由泉州紳商所主導的社會，其子弟組織為南管集斌社；19世紀前半，鄉里子弟通過科舉形成士階層，其子弟組織為十三腔集英社。19世紀後半北管集雅軒、南管武城閣、開路鼓金聲順陸續成立，代表各階層的子弟組織，多元分類的社會在清末已告確立。 日治時期，在殖民現代化與舊慣溫存的作用下，子弟團在南北管的基礎上，新增京戲、九甲戲、歌仔戲、西樂等類型，形成文化多樣性。這些子弟團在每年朝天宮聖母遶境行列中，以「南的」、「北的」、「西的」群組為順序，社會更為多元而有序。 二戰前後，歷經皇民化運動、政權轉換、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國語政策等影響，子弟團的活動受到壓抑。1950年代以後，社會逐漸穩定，子弟團復興。但之後又因社會變遷走向衰微，傳統斷裂，子弟戲、南管消失。 1989年，地方有志之士成立笨港媽祖文教基金會，舉辦各種藝文活動、傳習班，致力於傳統文化的復振，使子弟團在當代社會得以新的方式繼續傳承，顯示地方社會仍有其生命力。 綜合本文的研究，在音樂方面，樂種的分類變化反映社群的身分、認同及知識體系；在地方社會方面，民眾有其能動性，在發展的過程中不斷吸納新文化，並融入固有的社會秩序中運作；在時代方面，子弟團的發展在1930年代達到高峰，當時的地方菁英既承繼父兄的傳統，又吸收現代文明，傳統與現代得到很好的交融，可做為臺灣文藝復興的典範。

南宋是一個偏安的朝廷，資源運用上不如北宋政府充裕，而且立國艱辛，因此在政權成立時必須與既有勢力妥協，其中維護地主權益、繼續實行科舉考試等方式，就是穩定政權的方法。除此之外，國家欠缺的資金缺口，以南宋當時的情勢而言，佛教團體的經濟力量就成為國家可以使用的力量，而國家付出的成本也最低，因此筆者以福建路地區的佛教與地方菁英的關係作為探討重心，研究此地社會團體彼此勢力的消長，其中有交融也有衝突。就整體而言，佛教資產由私轉公，補充國家財政之不足，另一方面，也提供地方社會穩定的力量。同樣的，地方菁英也是穩定地方社會的力量，其中仍以地方官員的主導力較強，其餘的地方士人是輔佐的力量。佛教除了負擔國家財政外，還必須支付地方社會建設資金，再加上住持選舉制度的干擾，導致佛教逐漸弱化與腐化。另一方面，地方菁英透過科舉與政權結合，獲得自身保障與力量，除了可以推廣自身信念外，也可以避免自身資產被國家侵奪，甚至有功名的道學家還可以藉此攻擊佛教。在地方社會中，地方菁英的勢力上升，而佛教卻是走向弱化，最後地方菁英取得主導優勢，為往後仕紳社會預留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