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是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新引擎，是中國轉變經濟增長模式的潛在動力。但自1953年有計劃地推進經濟建設以來，中國大陸的城市化水平嚴重落後於經濟發展水平。然而，在同一歷史時期，台灣地區的城市化水平卻迅速提高，基本與工業化保持同步發展。那麼，在此期間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是什麽因素導致大陸地區城市化滯後於工業化？又是什麽因素使得台灣地區的工業化與城市化同步發展？ 首先，本研究把政府納入Lewis模型（Lewis Model），再結合Todaro模型（Todaro Model），建構解釋工業化與城市化之間關係的理論框架，並以此理論框架來分析導致兩岸城市化水準差異的原因。 其次，比較兩岸工業政策，在此基礎上，我們發現，工業政策是導致兩岸城市化發展水準差異的主要原因。大陸地區優先發展資本密集型重工業的經建政策雖然快速提高了工業化程度，但是城市工業部門的就業機會卻未能隨工業的發展而大幅增加，這使得工業部門對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吸納能力有限，進而阻滯了城市化的發展。台灣地區則透過優先發展勞力密集型輕工業的經建政策使其工業規模與工業就業機會一併成長，於是城市工業部門吸納了大量農業勞動力遷移到城市，進而呈現出工業化與城市化同步發展的局面。 最後，本研究認為，大陸地區在即將到來的大規模城市化過程中，可從如下方面借鑒台灣地區的城鎮化發展經驗：第一，政府應把提升城市的就業吸納能力作為制定與推行城鎮化政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第二，應根據東部地區、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的剩餘勞動力情況，制定與執行差異化的產業政策與城市化政策。第三，政府應考慮經濟政策與城市化目標的相容性。政府在制定產業政策時，應充分考慮所推行的產業政策對城市化目標的影響，避免再次出現產業政策延緩甚至阻滯城市化發展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