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佛教在東晉佛教奠定的基礎上繼續發展，隨著寺院經濟的穩定、帝王的提倡等因素， 此時的譯經之風較之東晉有過之而無不及， 南北朝的佛典翻譯遍及大小乘，且出現了以專門研究某些經典的經師、律師、論師，諸如成實師、阿毘達摩論師、十地經論師等，這些經典皆受到中國人的發揚，成為不同的學派，這些學說不但豐富了南北朝的佛性思想，亦替隋唐時代的天臺宗、華嚴宗、禪宗預告先聲，而其中最受矚目者當屬《大般涅槃經》。 東晉法顯於印度中部華氏城取得《大般涅槃經》六卷本，於義熙十三年（西元417年）至十四年（西元418年）在道場寺翻譯完成，定名為《大般泥洹經》，此經一出，在南方掀起滔天巨浪，一時有關佛教、一闡提、判教等論題，成為眾所討論的焦點。北方則有曇無讖自中印度、于闐的《大般涅槃經》四十卷本，此本約莫在北涼玄始三年（西元414年）至十年（西元421年）譯出，是則中國僧侶對於《大般涅槃經》的研究自此二版本開始，在南北方皆出現了討論《涅槃經》的風氣。 劉宋元嘉年間，四十卷本傳入南方，除了改寫了中國人對一闡提的看法外，更將有關佛性的討論推向另一個高峰，此譯本到了南方後，慧嚴、慧觀與謝靈運等人依照已流行的六卷本《大般泥洹經》，對四十卷本加以潤色、刪改校訂成為三十六卷本。自是，三十六卷本在南方興起一波巨大的風潮，南北方皆出現眾多出色的涅槃師。除了譯經的因素外，恐怕也因為般若學說在僧肇手中已達到空前的成就，難以再轉出新說，一味說空而忽略主體與心性層面在當時已有人提出質疑， 是以對空的興趣便逐漸轉向對涅槃的研究。涅槃學在南方有竺道生與慧觀的大力闡發、北方有道朗與慧嵩的宣揚，涅槃學的討論在南北朝時期可謂是佛教研究的主流。 　　欲了解南朝時期中國人對《大般涅槃經》的理解，莫過於透過《大般涅槃經集解》。梁代所編輯《大般涅槃經集解》保留了當時涅槃師豐富的資料，讓後世得以一窺當時涅槃師如何以解釋《大般涅槃經》的甚深妙意。此書乃是梁武帝於天監七年（西元508年）敕令編撰《大般涅槃經集解》， 其主要選取了道生、僧亮、法瑤、曇濟、僧宗、寶亮、智秀、法智、法安、曇准的說法，雖然無法得知編者選取的標準為何，但由當時談論《大般涅槃經》的風氣之盛、涅槃師之多的情況，未被選錄者尚有著《涅槃略記》的慧靜、超進、僧鏡等人，便可知能夠脫穎而出，能被選錄在《大般涅槃經集解》中的各涅槃師說自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加上此書乃在帝王御命下所編纂的作品，自然也可以代表此人的觀點是不容小覷的。其中，僧亮之注為所有注解條目份量最多的， 是以從分量上來看亦頗有可觀，則僧亮的《涅槃經》注在質與量上皆可說是在當時的涅槃學說中占有一席之地。 　　《大般涅槃經集解》固然提供了相當多的材料，但仍有其侷限性， 其中的不足之處，便需要借助其他資料的補充。由於《大般涅槃經》的特色在於「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因此各涅槃師對《大般涅槃經》的討論亦集中在佛性的議題上，然而經中對於佛性定義並不一致，是以各涅槃師對於佛性也有不同的詮說，這些多元的看法被保留在吉藏、均正、元曉的論著中。 唐代吉藏在《大乘玄論》中舉出十一家正因佛性說、《涅槃經遊意》有佛性「本有」與「始有」共三家、《大乘三論略章》中則列出十家說正因佛性、唐代均正於《大乘四論玄義》中有本三家、末十家的看法、元曉的《涅槃宗要》則說明六家的佛性義，這些資料對當時涅槃師佛性學說進行分類，並將之評價，雖然其選材與評述不乏編輯者的主觀意識與宗派成見，但頗能呈現當時佛性討論的基本概況，若再加上《大般涅槃經集解》所蒐羅的資料，或以足夠拼湊出當時《大般涅槃經》談論的整體面貌。然而，在吉藏、均正、元曉等人對涅槃師佛性說多集中在「正因」的討論，皆未將僧亮的觀點納入某家某派，僧亮這個留下《大般涅槃經》最多註解的人，究竟應當屬於哪家何派？ 這難道是因為吉藏、均正等人皆未見到僧亮的學說嗎？事實上，吉藏在《涅槃經遊意》與《大乘玄論》、均正於《大乘四論玄義》皆曾引用僧亮的說法，由此可知僧亮的學說在當時仍有留存，並非因為亡失而導致他們不曾見過僧亮的學說，故未對僧亮的學說進行分類。而僧亮在《大般涅槃經》的注解中亦以許多篇幅闡述佛性，則其未被判別分屬於某家某派的原因也非是由於其缺乏對佛性的論述，則為何一個學說質與量皆備的涅槃師會被眾人所忽略呢？ 　　另一方面，不只吉藏、均正、元曉等人未提及僧亮的思想，就連《高僧傳》都未見有相關描述。梁代慧皎《高僧傳》記錄了東漢至當時的名僧大德之經歷與專長，可作為另一參考的側面。對照《大般涅槃經集解》所收錄的涅槃師，在《高僧傳》中大部分會有「善涅槃」或是其他與《涅槃經》相關的描述，如僧宗便有「宗講《涅槃》、《維摩》、《勝鬘》等，近盈百遍。」 的記述、智秀則「尤善《大》、《小》、《涅槃》、《淨名》、《波若》。」 ，但自〈僧亮傳〉觀之，其內容僅描述了僧亮的神異之事，與《涅槃經》全然無關。若是依照布施浩岳的考證，認為《大般涅槃經集解》中的僧亮即道亮， 但〈道亮傳〉只言其「著成實論義疏八卷」， 則道亮所鑽研的學說亦非是以《大般涅槃經》為長。換句話說，儘管僧亮花了相當多的工夫注解《大般涅槃經》，其學說亦受到當時主流的肯定，但《高僧傳》中卻未對此留下任何記錄，吉藏、均正等人更選擇將其忽略，後世之人對僧亮學說的了解惟有透過《大般涅槃經集解》。 　　此為一相當矛盾且弔詭的現象：《集解》中的僧亮學說代表了其在涅槃師中的重要地位，但在其他資料中，僧亮學說在涅槃學似乎又無足輕重，可捨去不談。而僧亮未被劃入任何的學說或有兩種不同的解釋方式：一是特殊性，一是普遍性，前者又可劃分為二，其一是僧亮學說與各家說法的殊異程度過大，以致不被時人所接受，最後趨於凋零而隱沒；其二是其特殊性與吉藏、均正等人的立場相違，是以未被收錄於其作品之中。後者則是其太過普遍，在當時未具獨立性，而終與各家說法合流。特殊性與普遍性亦是矛盾的關係，在注解《大般涅槃經》的十家涅槃師中，唯有僧亮具有如此神祕的色彩，也只有僧亮存在著矛盾的情形，此便引起筆者的好奇，僧亮究竟是如何闡述《大般涅槃經》？是什麼樣的學說能夠讓他產生如此矛盾的現象？ 　　近代對於南朝涅槃思想的研究雖已紛然雜陳，然討論涅槃師的資料多是引述吉藏、均正的作品而忽略涅槃師在《大般涅槃經集解》中所闡發的思想，故僧亮的學說一直被束之高閣，然細察僧亮對於《大般涅槃經》的注解，其自有一個完整的體系架構且不同於各家的獨立特色，是以本文試圖透過僧亮對《大般涅槃經》的注解，建構其思想的脈絡，重新拼貼出僧亮的整體思想，再進一步的對僧亮學說作出評價，望能使整個南朝的涅槃學說研究更趨完整。

本論文以漢譯大、小乘《涅槃經》為研究對象，依循經典本身的敘事脈絡，運用相關的敘事學理論，從情節結構、空間場景、人物形象等敘事要素，分析比較大、小乘《涅槃經》的敘事特色與思想主題，尋繹兩類經典間的互文性軌跡。並於敘事文本分析的基礎上，探討佛般涅槃故事敘事策略的轉向與佛教教理承衍轉變的發展關係。 本論文共為六章，第一章說明本文研究動機、研究範圍，綜述前人研究成果，說明研究方法及目的。 第二章《遊行經》作為小乘《涅槃經》的代表，藉用敘事學的空間理論探討小乘《涅槃經》空間敘事的語義內涵，以見小乘《涅槃經》的敘事特色與主題意涵，建立比較大、小乘《涅槃經》的論述基礎。 第三章以大乘《涅槃經》〈序品〉為中心，依佛陀展現的三次涅槃意象，分析依序出場的涅槃會眾，並探討敘述者介紹各組涅槃會眾時所隱含的敘事聲調。說明大乘《涅槃經》敘述者如何建構壯麗宏闊的敘事場景，一掃小乘《涅槃經》中眾人悲啼不捨的哀戚氛圍，將佛陀涅槃的雙樹空間重構成大乘涅槃空間，奠定大乘《涅槃經》的敘事基調。 第四章以大乘《涅槃經》的人物敘事為線索，透過對比大、小乘《涅槃經》的出場人物與情節意涵的改寫，說明大乘《涅槃經》承襲小乘敘事資源的同時，如何改寫故事情節、敘事主題以為己用，並將聖弟子的典範由聲聞比丘改為大乘菩薩。 第五章以「如來常住不滅」為討論中心，分別從示現說的理論建構、人物的語言風格，以及事件的重述與改寫，探討大乘《涅槃經》的敘述者如何借用佛陀語言的權威性與敘事策略，來填補小乘、大乘《涅槃經》在主題思想與故事情節的落差，進而將小乘《涅槃經》的佛陀入滅改寫為法身常住，實不涅槃。次從時間類型與敘事結構分析兩類《涅槃經》，說明大乘《涅槃經》以佛陀色身的循環示現、如來法身的永恆存在打破小乘《涅槃經》的歷史時間，使佛陀般入涅槃敘事素材超越有為生滅變化，成為涅槃常樂我淨、法性常住無有變異的哲理性論述。 第六章〈結論〉分別從敘事策略的轉向與佛教法義的承衍兩方面，說明大、小乘《涅槃經》的敘事意涵與文本效應，藉此總結本論文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