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試圖從「正統」與「異端」兩個詞彙為主軸，檢視以二元對立或單一宗教模式觀點下的中國宗教研究。藉由兩個相對詞彙發展出的相對觀點，說明宗教傳統界定自我與他者範疇時的標準，並非絕對不變，而是隨著各種情況，有其可變動性。以宋代大眾社會為基礎，從《夷堅志》中獲取當時相關宗教活動元素，輔以官方文獻、道教經典及單一越界祠神信仰發展歷程做為考察。進而檢視國家宗教政策、道教驅邪法術以及祠神信仰發展上，對正統與異端的界定。 國家宗教政策包含一國祭祀傳統及其宗教管理政策。經由國朝祀典與賜封歷程，能觀察出朝廷背後的社會關懷取向，以及對不法宗教的認定。透過君王詔令與地方父母官執行成效，反映出的是君主與臣子間關懷理路的差距。由官方鎮壓民間宗教行為的舉動來看，官方與民間對於何謂適當的祈祭行為，始終存在著認知與詮釋上的距離。這樣的距離，投射出的正是不同階層背景族群對於正統與異端的理解。 道教新興驅邪法術-天心正法與神霄雷法發韌於兩宋之際，並活躍於兩宋江南一帶地區。兩者於儀式實踐上雖多有雷同，於行法宗旨與權威來源上，則能明顯對照出兩者帶有的社會關懷視野上的不同。值得注意的是，兩者驅除鬼祟的依據與標準，與官方儒家判定祠祀的標準具有密切相關性。此一相關性背後反映的，是儒道傳統長期以來曖昧的關係與互動模式。然而較之官方儒家的標準，道教經典上對祠祀、鬼神的態度與評量依據，就顯得更為嚴厲。道教經典文本所建構出的輔正驅邪、助國救民圖像，反映在實際執行案例上，就顯現出行法者個人取捨的判斷，往往是決定儀式最後被以何種方式呈現的重要關鍵。在由經典到實踐的過程中，行法者被視為最重要的關鍵。而行法者裁斷的標準，除了來自於經典文本上的規範，還來自於自身經驗與當下的情境。此外，於法師與道士行走江湖之際，鑑於儀式背後所帶有的替天巡行、助國救民等宗旨，其身份亦等同於天界官僚或職掌賞善罰惡的權威性。與此相對照官方儒家於現實社會建構起的規範，維持現實社會的秩序與安危。道士與法師如同信仰世界中的刑律的執行者，維持著信仰世界中的秩序和諧。 透過仰山二神、五通與五顯信仰傳布與建立過程，發現越界祠神正當性的建立，除了反映出宋代對祠神特性的轉變及社會關懷取向，還反映出兩種不同的祠神信仰傳統建立模式。透過行祠的建立與定期朝拜活動，以單一祠神為主軸的信仰傳統逐漸凝聚形成。同時在交流與傳播的過程中，佛道於其中扮演的轉化與吸納作用，無形中也為祠神信仰的正當性作了某種程度的背書。由此來看，正統與異端的價值論述與分野，並非絕對對立的標準與價值判斷，而是隨著個人所處的情境、身份、宗教思維與對象，產生不同的因應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