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的研究方法上，乃主要以法史學的觀點來加以闡述，何謂法史學呢？日本法制史學者林毅提出四項要件： 1．需有多少證據說多少話，重視史料的價值。 2．不單只是事實的呈現，還得能歸納出原理原則來才行。 3．必須與歷史的發展法則相結合，配合歷史的發展提出客觀的解釋。 4．必須面對價值觀的問題提出說明。 準此，本論文在方法論上，便以法史學為主軸，輛以法社會學以及比較法學之方式來加以開展，且為避免就與倫理觀念有關的條款一一加以研究，會發生蕪蔓龐雜的窘境，因此將範圍限縮在針對孝道觀念的演變方面加以研究。 為達到有多少證據說多少話的法史學要求，因此在第二章中，首先運用語言詮釋學的方式，將遠古典籍中「孝」的意義蒐羅後列表為一探討，以分析孝的原始意義以及儒家對其意義的轉化與改進，再則蒐集歷代相關法律規定以及實際案例等史料，以便有多少證據說多少話，並以簡要評析的方式試圖達到林毅教授的法史學其他三項要求：原則之歸納、配合歷史進展而為客觀解釋、說明其價值觀之演變。 在此章中，特別著重比較「忠」與「孝」的觀念之關係，從先秦的「孝先於忘口，一直到董仲舒實際建立三綱五常觀念後「忠等於孝」，以及魏晉的回歸先秦之「孝先於忠」思想，而後又演變成「移孝作忠」的「忠先於孝」之歷史價值觀演變之考察。 至於在案例蒐集方面，則詳今而略古，是以案例蒐集上，獨以清朝案例為多，將秋讞輯要相關案例一併予以收集，但為避免與其他朝代相較篇幅過長，因此未及於刑案匯覽的部分，先說明如上。 而因為傳統中華法系大部分是立基在身份等差的倫理價值觀上，就孝道的價值觀念而言，少見巨幅波動及改變，因此第二章中主要是側重在史料之整理分析，而在第三章的地方，由於西方與東方文化的激烈碰撞，因此價值觀念也有了改變，其幅度之大，可說是曠古未有，因此援引清末維新思想家王韜、郭嵩燾、譚嗣同、康有為等人之言論，以見人們思想之轉化於一斑，並輔以清末變法中針對倫理性條款的爭議、江庸的回憶，以及張之洞的論點等等，乃至於進入民國後時而激進（如民初吳虞、陳獨秀的反孝言論）、時而保守（如民國三十八年時之唐君毅），以及改良的言論（如梁漱溟、梁啟超），更有本持改良立場而晚年轉趨保守者（如董康），因此第三章中，將著重對價值觀念改變之提出說明，並輔以修法史料之蒐集，以滿足法史學之上述需求。 在第四章中本於史料蒐集應詳近而略遠的態度，因此對於民國以還歷年之案例，就能力所及，配合條文修正輔以相關案例，並試圖加以解釋說明，附上近年殺尊親屬罪的案例加以檢討分析，並對於變法修律當時法典編纂者之立場、嗣後我國學者對於殺尊親屬罪的立法理由意見，本於法史學之角度加以說明，以期達到法史學「配合歷史的發展提出客觀的解釋」的要求。 循著法史學觀點的一貫理路，在基於相類似的情況可以為相類似的比較之想法下，我們在第五章試圖探討日本的殺尊親屬罪的存廢之爭，先從靜態法令變遷以及思想背景、價值觀念為一說明，再則根據動態的案例實情以及因而引發的學術論爭，為一簡單整理，再則於第六章中綜合前述，提出結論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