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的政權性質為何？在非民主政體的分類當中，當前中國的位置可能在那裡？這個威權政體在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方面，究竟表現出那些整體性的特徵？本文將以Linz and Stepan（1996）對非民主政體的分類為基礎，在不捨棄原始分類中任何一個分類標準的前提下，修正並濃縮成一個結合政治領域、經濟領域和社會領域的分析框架。接著，本文根據這個分析框架帶入相關的文獻議題，透過大量具有代表性的二手文獻，從學者們對特定議題的研究成果中抽離出政權的部分特徵，最終歸納整理出對當前中國政權性質的總體評估。 藉由回顧和評析學者們的觀點，本文主張當前中國政權揉合後極權特性（政治領域和社會領域）和典型威權特性（經濟領域），因此在威權主義的概念系譜裡，既不是完全的後極權主義，也不是完全的典型威權主義，而是游離在兩者之間的政權類型。這種帶有混合性質的政權類型，反映出當前中國在脫離毛澤東極權統治時期的過程當中，「政經社」三個領域各自有不同的偏離幅度，即在政治、社會領域的偏離幅度較小，而在經濟領域的偏離幅度較大。不過，這不表示有必要在非民主政體的分類中再增加一個次類型。相反地，本文僅僅是想強調當前中國在「政經社」展現出不同的政權特性，是一種混合、介於、擺盪在後極權主義和典型威權主義之間的威權國家，表現出「多種類型的威權主義」。 本文的研究發現提供兩個研究意涵。第一、中國政權的混合性質可以為非民主政體的分類帶來重要啟示，學界應該重視長期被忽略的經濟因素對政體分類可能的影響力。此外，當一個威權政體並非在各個領域的發展方向皆是一致的時候，學界應該要如何判斷其政權性質。第二、本文從「民主轉型及其鞏固」與「國企改革」兩個議題，討論政權類型對於理解經驗事實的貢獻。從當前中國的政權性質來看，我們仍不宜對中國在短期內出現政治民主化抱持過高的期望。 第一章是緒論，揭開本文的研究問題、回顧研究問題的既有文獻、說明研究方法和研究侷限。第二章至第四章正式進入文章主軸，分別探討政治領域（黨國體制本身的運作）、經濟領域（黨國體制下的國家市場關係）和社會領域（黨國體制下的國家社會關係）。第五章是結論，包括重整本文的研究發現、釐清本文的研究發現與其他學者的不同之處、當前中國在非民主政體分類中的位置、中國政權性質對非民主政體分類的啟示、政權類型對理解經驗事實的貢獻。

戒嚴時期的國民黨與當今的中國共產黨政權對於媒介的控制都放在一個高處管理，兩岸出發自類同的列寧式黨國體制之下，對於文化事業單位的管理方式看似又都嚴密控管，但為何台灣中影得以在1980年代衝撞國民黨黨國體制;而中國中影卻始終產出主旋律電影來為黨喉舌，而這種為黨服務的主旋律電影在市場化下的產量和品質又為何會忽高忽低? 本文藉由對兩岸中影的文獻與數據，來判別這兩種威權體制究竟有何差異，這種政權差異又會如何體現在台灣與中國大陸電影產業當中? 將兩岸中影放在政權性質架構下再做比較，看出黨國體制的對外關係、控制文化事業單位、菁英政策與箝制媒體的力道與方式的不同。 本文研究觀點是台灣中影歷經從硬威權時期轉向軟威權時期，這過渡的區段少有研究台灣民主化學者去關注當中變數，而是將重點放在軟威權時期研究，本文以中影公司案例作為這區段的變數研究;而中國中影則處在後極權發展型國家當中，黨的利益與部門利益形成兩股消長力量。本文再藉由體制的比較，發現台灣中影之所以能突破黨國鐵幕，軟威權政體除了提供政治社會風氣轉型背景之外，很大原因是來自於國民黨的扶持政策與人事決策誤判所導致。當今中國中影在媒介條塊管理與雙重領導體制下，文化事業單位不但無力抗拒上層，外界媒體也無法給予聲援。本文最後提供三種研究意涵:一是黨國體制下的電影產業對政權性質理論的回饋補充;二是台灣中影走向「新電影風潮」給中國電影民主化的啟示;三是發展中與落後國家的電影產業仍然需要有國家的大力扶持，而台灣脫離黨國體制後，缺乏黨國給予的持續補貼，最後禁不起商業的競爭而走向落寞。對照當今中國中影集團，雖有中共黨國的持續保護而壯大，但卻壓抑了電影創作者與整個電影市場的更快發展。 / This thesis study how the KMT under martial law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oday control their cultural institutions ,and the domestication and resistance of the Central Motion Picture Corporation(CMPC) and the China Film Group Corporation(CFGC) controlled by the two parties. Due to people's ideology could influenced by movies, the two authoritarian parties always control their film institutions by funding, personnel and administration affairs. However, the CMPC were still able to publish some radical movies when the parties cannot prevent the managers of culture institutions to ally with non-state-owned film institu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