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在一九九七年的金融風暴以前，日本對於加入東南亞區域整合的過程並不積極，但對日本而言，不論從安全或經濟角度來看，東南亞地區一直是日本非常重視的一塊。從日本對東南亞國家採行的外交政策，更可以看出每個時期日本外交思維的轉變，然而金融風暴以後，中國崛起的因素也勢必將為日本與東協國家的雙邊關係帶來巨大的影響。 第二章 福田主義下日本對東南亞國家之經貿外交政策 一、 東協是在冷戰思維下因應情勢所需成立的組織，其發展可以分為五個時期，而「等距離外交政策」更展現了出色的外交手腕。從政治面及經濟面，東協國家對日本的重要性更不在話下。 二、 觀察日本對東協國家外交政策的變化，依據不同時期可分為四種類型，其中又以「福田主義」為日本外交政策的轉捩點。 三、 日本與東協國家的經貿投資關係一開始起於戰後賠償問題，雙方貿易也因此再次展開。從戰後到八０年代，日本對東協國家的直接投資以及雙邊貿易額不斷上升，ODA更是逐年增加以保障資源來源及擴大海外市場，一九八０年後則加入「分擔責任」的概念。 第三章 金融危機後日本對東協國家之經貿外交政策 一、 一九九七年的金融危機為整個東亞地區帶來巨大的影響，一方面造成東協國家經濟重創，也暴露了東協國家長久以來在經濟、政治面存在的問題，另一方面在加深了東協國家內部的凝聚力，此外在處理危機的過程中和其他大國的互動，也改變了東協國家與外部國家的關係。 二、 一九九七年的金融風暴給雙方的經貿關係帶來衝擊，但隨著東協國家景氣的復甦，貿易數量與規模也慢慢恢復至原來的水準。此外由於區域主義的發展，日本更展現了與東協國家積極洽簽FTA的決心。日本對東協國家的直接投資則上升緩慢，相較之下對於中國的直接投資則快速增加。 三、 金融危機中日本積極給予東協國家援助，並提出一連串的計畫，也由於金融風暴的影響，日本給予亞洲的ODA大不知道說幅增加，其中又以給予東協國家的比例最高。今後日本和東協各國將進行更深一層的經濟聯繫，強化區域合作，而日本對東亞的ODA戰略也將遵循這樣的方針。 第四章 日本與東協、東亞高峰會之關係 一、 日本與東協國家的對話機制，包括多邊國際組織與雙邊論壇，主要有兩個，一個是「東協—日本論壇」，另一個則是「東協區域論壇」。除此之外，日本也積極利用各種公開場合和東協國家進行對話。 二、 中國投入區域合作的契機為一九九七年的金融危機，從此之後中國與東協國家的關係快速發展，而東協長久以來和日本的關係緊密，因此被視為挑戰日本在東亞地區作為領導角色所建立的經濟秩序。 三、 東亞共同體的建構，儘管有許多問題尚待解決，但也象徵東亞地區新秩序的形成，更成為日本、中國角逐東亞區域領導者的戰場，此外美國的態度也是關鍵性因素。 第五章 結論 中國的崛起確實給日本與東協帶來影響，但日本對東協國家的影響力是無庸置疑的，這種影響力不論是將來在「日本—東協全面經濟合作框架」或「東亞共同體」的建構上，都能繼續發揮作用。

英國政治經濟學家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在其重要的著作人口論(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的基本思想 中提到，食物是人類生存的最重要條件。並預言著人口增長超越食物供應，會導致人均佔有食物的減少，最弱者就會因此而餓死。因此糧食，對於一個國家，甚至是整體人類而言，都是攸成關生存問題的重要資源。所以糧食供應的穩定與正常與否，自然也為一個國家重要的課題。著名國際關係學者漢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也提到，「一個國家對糧食的缺乏，是其在國際政治當中永遠的弱點之一」以及「糧食的自給自足，是國家偉大力量的來源」。 可見糧食問題對一個國家在國際間與其它國家競逐之時，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直接影響國家實力的重要因素。美國社會學家Brown開始向這個世界揭示了有關中國的糧食需求問題，首先是中國龐大的人口帶來的龐大糧食需求，將影響整個世界的糧食生產與供應，最首當其衝的，便是中國週邊的國家。諸如日本、印度或是東南亞國家等，都將因為中國龐大的糧食需求而受到影響。 其後繼續延伸發展此一論調，如中國與印度，即便在本國糧食生產上有逐步成長，但在二十五年內，便會被自己的人口成長率趕過去，形成仍是糧食缺乏的問題。 Brown的研究展開了在此一議題上的討論，也形塑了「中國滅亡論」的論調。在「中國滅亡論」之外，也有另一派學者對此一議題抱持著不同的看法。Gerhard K.Heilig，便認為Brown的分析當中錯估了中國的耕地狀況，以及忽略掉中國近年來的快速發展，尤其是科技的提升。 另外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Sachs也認為中國的進步與成長將會是史無前例的個案，不會如同Brown說的走向滅亡，反倒會成為西方國家或是整個世界的新威脅，這也就形成了「中國威脅論」的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