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比較優勢的觀點論之，一國的資源稟賦會決定國內政治聯盟的型態，並透過該聯盟的運作，影響該國對於市場開放和保護的態度。市場的開放與否以及開放的程度會深深影響到要素擁有者的利益，決定的因素在於要素的豐富或稀缺程度：豐富要素稟賦擁有者，偏好市場開放；稀缺要素稟賦擁有者偏好市場保護。不同的要素流動性產業亦左右市場對開放與否的偏好。因貿易所產生的「獲益」或「損失」、「輸家」或「贏家」，決定了該要素稟賦擁有者對於市場開放或保護的態度。此外，自兩岸交流角度論之，「輸家╱贏家」的對立亦左右了台灣在面對中國經濟崛起之際，對大陸開放政策的方向。故本研究認為，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國家透過行政手段引導經濟資源形塑台灣的比較優勢，並在威權時期形成公部門對私部門實行強力控管結構。然而，在90年代自由化，由於國際自由潮流及國內政治鬥爭因素，使得私部門滲透入公部門的決策體系中，造成嚴重的尋租的現象，並透過政治聯盟的型態左右了政府的決策過程。再者，自兩岸的經濟安全觀之，台灣面對中國的施壓，除了消極抵抗外，亦可透過本身的比較優勢，搶奪中國特定產業部門的市場壟斷權，反制中方對台灣所施予的不對稱權力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