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本著人性善的根據，意圖透過仁政思想的建構，糾正時君並引領人們進入良善的社會，完成每個人的道德價值。所以，基本上來看政治思想對孟子而言不過是人們倫理化過程中的一個手段而已，於是整個仁政思想類同於西方倫理政治的模式，以中國傳統而言就是種「德治」的思想。 德治思想以賢君在位，君主有德為其樞紐，儒家向來重視上位者的教化之風，孟子承繼此原則在現實中求正君心以完成先覺覺後覺的德化目標。於是人治色彩偏重是德治思想一大特色，而君道也就成為重要的討論議題。君道就孟子而言在消解自己的主體性而為天下，然而為天下單憑一人之力不足有為，所以君道亦講尚賢，秉持著道勢並尊的態度，禮遇並重用以道自持的賢臣，使其輔助自己安治天下百姓。所以，臣與君是平等對待的，臣應當以道自持，發揮其積極輔助君主的性質，而非僅只屈承聖意，使君王能夠以道治天下。而在以為天下為目標的君道落實下來，正是仁政的具體措施，在經濟、教化、社會、外交及軍事上，無不以養民保民教民為原則，一切以成就人民完整生命為先，所有政治過程都僅佔有工具性效果。一系列仁政措施中，為天下的目的正是種民本思想的展現，甚至連政治權力的正當性也是從人民擁護與否的角度來看。孟子認為基於人性本善的基礎上，在統治者以民為貴以民為本的政治目標下，我們有理由相信，人們可以成善成德，完成其道德價值的存在。仁政是王道思想的展現，而霸道思想則與之並存於戰國之世，孟子明王霸之辨，認為霸道在爭氣力，不清人禽之辨而只把人民當工具看；不清義利之辨，未能依一己內心道德標準來施政，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反而惑於物欲只知追求近利，這樣的霸道違反人性，終難幫助時君成就長治久安之局的。 仁政思想有著難以客觀化的問題，就理想而言是美好的，卻沒有在如何達成理想上作制度的保證，這多少與其倫理政治色彩過度濃厚，所導致輕忽對政治領域獨立研究有關。雖然如此，仁政思想在現代還是有存在價值，在功利思潮瀰漫、精神價值不受重視的今日，仁政思想或許給我們一個反省的機會，找回人生重要的精神價值，找回人之所以為人的尊貴性，相信唯有在「立人極」的基礎上，人們的文明才能更趨穩定與發達。

臺灣與朝鮮都是日本的殖民地，也同樣受到大正民主和民族自決的影響，1920年代都出現自治運動。臺灣與朝鮮之自治運動都以「臺灣議會」和「朝鮮議會」為目標，進行自治運動，都是要求殖民地部分自治權的運動。然而，自治運動的實況，在兩地卻顯現出不同的面向：在臺灣，自治運動代表日治時期的政治運動；在朝鮮，自治運動因受其他運動勢力的妨害及敵對的社會輿論，無法順利地進行，其力量相當微弱。 兩地自治運動顯現的差異中，本研究著重於兩地自治運動所關聯的日本人士方面的對比，比較後發現：與臺灣自治運動所關聯的日本人士都是民本主義政黨人士或殖民政策學者；與朝鮮自治運動所關聯的日本人士則都是朝鮮總督府方面的人士。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説明爲何兩地自治運動在日本人士方面的關係上顯現出的差異。為此，本文檢討兩地總督府當局對於自治運動的態度差異：臺灣總督府一向將自治運動看做「獨立」或「分離」的運動，堅持壓抑的態度；相反的，朝鮮總督府則將「朝鮮自治」作爲懷柔朝鮮民族運動勢力的手段。如此，殖民統治當局有此相反態度的結果，臺灣自治運動顯出，與日本母國及中央政府「連接」的面向，朝鮮自治運動則與朝鮮總督府有「連接」的面向。 此外，本研究也還注意到兩地自治運動的内在差異：譬如在「啓蒙」或「政治」運動出現和運動分化時期兩方面，臺灣比朝鮮有較延遲的情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