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試圖考察自清政府宣布預備立憲以來，湖北地方團體與地方官紳在鐵路運動中所提出的地方自治主張。第一、二章以湖北鐵路運動的歷時發展，呈現湖北地方團體摶聚的過程，包含在湖北商辦鐵路協會內部各團體對於自辦鐵路的相關爭議。及至鐵路集股不利，湖北地方團體將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連結，轉向要求確立地方財政體制以利於推動鐵路事業，最後由湖北諮議局提出鐵路議案主張鐵路事業應劃歸為地方利權的項目。由於鐵路議案的提出是以湖北諮議局所規劃的地方財政體制為前提，因此第三章試圖對湖北諮議局在1909-1911年所提出的相關議案做制度性的分析，考察湖北諮議局在確立地方自治體制──即成立地方自治團體──過程中表露的政治改革主張。湖北諮議局致力於將地方自治團體制度化成為地方政府的自治機關，湖北地方官紳認為此舉將為中央政府奠定地方行政基礎，也使地方自治團體獲得政治參與的機會，兼顧中央與地方兩面的利益，有助於中國轉型為現代國家。因此，湖北地方自治主張的內涵體現的是地方官紳連結地域社會與國家發展的憲政主張。

本文的目的，在對熊希齡的生平與事業，作客觀的論述與評價；並希望經由此一具體而微、具有代表性的個案研究，管窺溫和型知識分子在巨變的近代中國中如何自處與適應﹖具體言之，即他們政治與社會參與的情形如何﹖他們何以支持君主立憲﹖又何以在辛亥革命爆發之後，轉而支持共和﹖當他們在政治上受挫之後，何去何從﹖在研究方法上，本論文嘗試以建立理論架構的方式，解釋熊希齡的政治與社會行為。該理論架構的建立，主要基於對於其士紳階層身份的認知：熊氏和大部份的溫和型知識分子均來自傳統，接受完整的傳統教育，因此他們雖處於從傳統過渡到現代的一個轉變時期，其政治與社會參與行為大體仍不脫傳統模式。在政治上，因其功名利祿來自政權的授與，故他們往往擁護且依附現政權；在社會上，他們多為財富的擁有者，並扮演著領導者的角色；此外，他們受儒家思想的影響，無時不以天下為己任，遭逢明君，則在廟堂之上發揮其治國平天下的政治理念，退處林下，亦是興學賑災的擔任起服務鄉梓的責任，「進為官，退為紳」，用捨行藏之間，有其明顯的脈胳可尋。經由此一理論架構，有關本文所提熊等溫和型知識分子如何自處與適應、如何「出處」與「進退」的問題，均可獲得解答。本文計共分為五章，除<緒論>、<結論>外，其餘三章內容大致如下： 　　第二章<早期政治參與的嘗試與努力>，主要敘述熊希齡在湖南新政運動及庚子後新政時期立憲運動中的角色，並分析熊希齡何以支持君主立憲﹖何以轉而支持共和﹖第三章<民初政治參與的挫折>，主要敘述熊希齡任「唐內閣」財政總長及「第一流人才內閣」總理的始末與經過。本章的研究成果或可澄清過去史家對熊希齡的一些錯誤印象。例如：熊在財政總長任內並非只知「借款」，而毫無財政政策可言，他不但有財政政策，而且該政策堪稱穩健踏實。第四章<從事社會慈善事業>，敘述熊希齡在政治受挫之後，在政治上無法施展其抱負之後，退而積極扮演士紳的角色，從事大規模的社會救濟事業，並創辦「香山慈幼院」。整體來說，熊希齡堪稱為一位有「暖天下」之志的人，從他在新科舉人聚會上表明了這個志願之後，一直到死為止，可以說他並沒有放棄放棄對這個理想的追求；他一生淡泊名利，並不認為一定要做官才可以施展抱負，因此在他卸下國務總理之後，見時局人心不可為，即急流湧退，從事社會慈善事業近三十年，這構成了熊希齡一生最為人所稱道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