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政權自成立以來，便一直支持緬甸共產黨，企圖以武裝革命手段顛覆緬甸政府，因此在研究中共與緬甸關係時，常認為中共在緬甸進行革命輸出。不過，中共對外政策絕不僅限於意識型態的功能運作而已，其外交作為現實主義的成份要大於意識型態。中共外交政策的現實性可由中共在與蘇聯關係惡化後，擴大解釋和平共處五原則的適用範圍看出。這套原則原先是強調處理不同社會制度國家間的關係，不過中共於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一日宣稱，「社會主義國家的相互關係更應該建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自一九六九年，中蘇共爆發嚴重邊界衝突後，一直到一九八○年代中期，蘇聯成為中共最主要的敵人及國家安全的威脅來源。至此中共不僅要拉攏非共國家，同時也要維持與其他共黨國家之關係，以突破美蘇雙重包圍。擴大和平共處五原則之適用範圍是理所當然的了。在此國際背景之下，中共與緬甸的關係是以外交考量為主，其他影響彼此關係之因素如經貿往來、緬共及華僑問題事實上也都以外交為主軸。中（共）緬雙方之所以如此重視彼此外交關係，實有其不得不然之苦衷。就緬甸而言，緬甸很早就已認為北方中國是緬甸最大威脅，為求生存，緬甸選擇中立主義。就中共而言，無論在地緣上或政治上緬甸都具有特殊之地位，使中共不得不容忍緬甸之中立主義外交政策。因此，中共運用兩手策略，一面以利誘，一面施以壓力，促使緬甸維持其中立外交政策，進而將緬甸納入其勢力範圍。總而言之，中共與緬甸自一九五○年至一九九○年四十年間，雙方之所以能維持和平關係，彼此相安無事，乃緬甸運用中立主義，及中共採取務實而理性的策略等因素，產生微妙的平衡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