併購是企業外部成長的主要方式，但不是每個併購活動都是兩廂情願的，因此，當併購者違反被併購者的意願而為併購行為時，敵意併購就此產生。敵意併購所採取最主要的方式，即為公開收購制度，故本文先介紹歐美主要國家的公開收購制度，再檢視我國現行法下公開收購制度，以瞭解現行公開收購制度的利弊得失。 其次，針對敵意併購的防禦，美國法制上已發展出一系列的反併購法，這些法制雖然有些被聯邦法院宣告違憲，但仍有符合憲法規範者，迄今，已發展到第三代的反併購法。除此之外，企業在實務上也開始發展出各式各樣的防禦措施，有的是在敵意併購者出現前就事先準備，有的是在敵意併購者出現後才緊急採用，無論如何，這些防禦措施在敵意併購盛行的美國，也相對應的發展成熟。然而，在敵意併購還在萌芽階段的我國而言，由於法律的規範，並不是所有的防禦措施皆符合我國法律。更甚者，在現行法的規範下，有些防禦措施雖然符合我國法規範，但卻受到其他的限制而實用性甚低，在現行規範下幾乎沒有行使的空間，因此，本文試探究美國法上幾種基本的防禦措施在我國法上的可行性，期望能獲悉各種防禦措施在我國法上的合法性及可能性。 再者，需先瞭解公司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課與董事受任人義務之內涵。公司法對於忠實義務規範的較為具體，即董事在有利益衝突時，需以公司的利益為優先考量，同時又有具體的行為規範，例如公司法第二０六條準用第一七八條利害董事的迴避、第二二三條監察人代董事為行為、第二０九條董事競業禁止、第一九六條董事報酬等具體規範。相較於此，董事的注意義務僅抽象的要求董事在處理公司事務時，需要盡善良管理人的注意義務。然而，對於善良管理人的注意義務內涵為何，則須待法院在具體個案中形成。針對受任人義務，英美法上發展出經營判斷法則，針對董事對公司之經營判斷事項為誠信、無利益衝突、無濫用裁量權、必盡到合理注意時，推定董事之決策為適法，法院不再對該經營判斷事項為事後的審查。 美國法上，在審查目標公司的董事義務時區分為：主要目的審查、Unocal雙叉審查、Revlon案審查標準、Blasius案審查標準及股東外利害關係人利益權衡標準。在我國企業併購法第五條、第六條並沒有規範到目標公司的董事義務，但上開外國標準及企業併購法對董事決策時要求的行為規範，可以做為我國將來立法時的參考。在現行法未規範的情形下，本文認為公司法中未規定的業務決策，未必皆應依照公司法第二０九條規定由董事會決策；並且，公司重大事項應區分為提案權及決策權，而將防禦措施的提案權交由董事會，並將防禦措施的決策權交由股東會決定。董事會在股東會授權下，決定行使何種防禦措施，以迅速、機密之手段達到防禦的目的。因此，董事在提案前需盡到調查之能事，確認敵意併購的結果對公司不利，在股東會同意防禦行為時，所採取的防禦措施應優先保障股東最大利益，以盡目標公司的董事義務。

民國90年公司法修正第202條之前，即有謂股東會為萬能機關，在民國90年修正公司法第202條規定後，將公司業務之執行，除本法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外，均應交由董事會決議行之。此修正所帶來的最大意義在於股東會不再是萬能機關，而明確劃分股東會和董事會之間的權限。然而是否能那樣的「明確」，則未能無疑？首先，公司法如此修正後，可否說在現行公司法下，股份有限公司之機關權能已傾向董事會優位？再者，即便公司法已修正第202條之規定，董事會與股東會之間仍有權限衝突之可能。亦即除法定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外，均應由董事會決議行之，簡單來說，股東會仍可透過修改章程的方式，來侷限董事會權能，進而擴大自身可決議之範圍，股東會此一「擴權」方式，有無必要加以限制？其範圍應如何加以限制？ 而在股東會與董事會權限衝突時，所謂「企業所有與經營分離原則」，能否扮演指導的原則，為董事會帶來更高的權力依據，抑或應尊重企業自治精神。本文並就董事持股數、經理人委任及報酬、章定特定對象交易條款容許性、公開發行制度等議題與章定股東會權限範圍衝突，提出看法及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