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祀圈研究透過地方廟宇與人群關係的觀察，解釋臺灣漢人族群、地方社會與信仰文化的發展，這一方面的研究已經累積相當豐富的成果。儘管透過祭祀圈及信仰圈概念的運用，可以對當代或特定時間內的信仰狀況提供表象的解釋，但是就祭祀圈及信仰圈概念的本質而言，應該更進一步思索地方社會背後所蘊含的歷史、文化、經濟等因素，以及其社會網絡如何形成的問題。本論文〈西螺溪下游地區之宗教活動與人群關係──以西螺街媽祖信仰為中心〉針對西螺溪(今濁水溪)下游地方社會作一貫時性的討論，一方面透過文獻研究，從歷史演變的過程，討論西螺溪下游地帶埔漢、閩粵族群關係，以及西螺地方社會發展的複雜性；另一方面輔以田野現況的調查，剖析西螺街媽祖信仰活動背後的人群、商業與交通網絡的形成，試圖全面性掌握人群、宗教與地方社會的形塑過程。換言之，本論文從地域史與族群關係史的觀點，透過古文書、廟宇碑記、地方士紳文集與日人宗教調查等資料，輔以田野調查與口述歷史，勾勒西螺溪下游的地方社會特色，從而考察現今西螺地區媽祖信仰之遶境活動範圍與村際網絡形成的歷史由來。 本論文以西螺福興宮「螺陽迎太平」的媽祖遶境活動為例，考察遶境範圍何以集中於今日二崙、崙背、西螺、莿桐四鄉鎮。福興宮媽祖遶境範圍的形成，與清代西螺商業街肆的發展，以及西螺溪下游村落的互動關係皆有密切關聯。本論文透過漢人移民拓墾活動的討論，一方面由西螺街肆的成立，檢視交通網絡、交易活動與媽祖信仰傳播、擴散的關係；另一方面分析西螺地區以「詔安客」為主的漳人勢力的形成，以及其對地方社會發展，特別是福興宮、廣福宮信仰人群網絡的影響。 根據本論文的研究可以得知：日治時期日人調查西螺溪下游所見「西泉東漳」的人群地理空間分布，為十八世紀以來逐漸形成、十九世紀上半確立的現象，而其中的漳人乃是以「詔安客」為主的人群。換言之，西螺地區「詔安客」優勢人群的出現，為十八世紀以來地方社會人群整合的歷史結果。本論文不僅釐清現今全臺最大「詔安客」人群分布形成的歷史由來，也討論「詔安客」中張廖、李姓宗族的收族方式，說明了西螺地方社會之宗族建構的策略不同，其對於地方影響力所出現的差異；並證明以詔安客為主的漳籍人群之社經地位，及其對於現今本地媽祖遶境範圍所具有的深遠影響。福興宮與廣福宮信仰範圍的形成，乃是西螺溪下游水陸交通、「詔安客」為主的漳籍人群網絡，以及西螺商業街肆發展的相互影響之結果，其表現在「謝平安」、請「頭香」與「貳香」等活動上，明顯地與麥寮街拱範宮為主的泉人勢力圈有所區隔。總之，西螺街媽祖遶境活動所反映出的，其實是「詔安客」為主的漳籍人群活動與西螺街肆商業發展的這一深層結構，以及兩者相互影響發展的歷史過程。

最早注意到「福佬客」現象並提出「福佬客」此一名稱者，為前文獻委員林衡道先生。他透過祖籍、習俗、語言等方面觀察，發現了彰化平原員林一帶的許多居民，應為客家後裔，然而已經福佬化，故稱之為「福佬客」。 本文主要透過開發史與民族關係、祖籍調查與民族成分分析、家族史、信仰、語言以及民族意識等研究面向對員林的福佬客民族團體進行全面的剖析。首先透過文獻方志以及本地的古蹟碑文、耆老口述以及古文書等史料，探究員林地區早期的族群分布與關係，以及員林的開發史。 再者為民族成分的分析：彰化平原是臺灣福佬客分布最多的地區，歷來研究皆稱其為潮州客屬，尤以饒平客居多。員林福佬客的民族身分的分析與釐清為本文的研究要項，本文透過員林主要姓氏進行全面的族譜調查，以釐清其祖籍與客屬身分。在實際的田野調查的方法上，除了蒐集、解析族譜，以釐清族源；並以員林的古墓區作墓碑的祖籍調查，進而與族譜作分析、比對。研究發現，除了饒平客屬，更揭開覆蓋於漳州福佬身份下的漳州客屬，包括南靖客、詔安客、平和客以及少數閩西客(汀州永定)。 關於員林福佬客的信仰研究上，除了傳統三山國王信仰、媽祖信仰等研究面向之外，進而發現五顯大帝信仰與詔安客的連結關係。綜觀之，部分張姓、黃姓家族的信仰型態突顯出具有民族屬性的鄉土神信仰與「家族神」(前者為三山國王、後者為五顯大帝)的意義。 在客語遺留方面，本文透過各姓聚落語言的採錄與比對，分析員林福佬客語言的類型與轉變，並推估語言轉換的年代，以及未來是否有復振的可能，並提出評估與實例。 至於民族邊界的維繫與消長，首先將列舉員林福佬客的特性與客家文化遺留。再者，對於近年來若干姓氏返鄉尋根的現象，作為民族身分溯源的一項重要指標。另將以本文前四章為研究基礎，進而推論員林客家人福佬化的基礎，並釐清「原鄉福佬化」或「在地福佬化」的爭議。最後再探討「朽客」的污名由來，以及「新福佬客運動」的意義，及其未來的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