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寫作之動機與問題意識大抵由文學史的書寫而來。文學史家論及六朝(西元229~589)詩、賦之間的關係時，常以「詩賦合流」稱呼、命名之。而近代研究者更細膩梳理所謂的「詩賦合流」成為「賦的詩化」、「詩的賦化」兩大概念，對比其發展的時間、歷程、詩賦消長，以及兩種文類在形式、內涵、情感、功能等各各層次的交融、互滲。 然而由此本文萌發出的疑慮有兩點，其一，既然所謂的六朝「詩賦合流」，並不是單一作家的個別現象，而是整個文學史所發展演化而成的共同趨勢，且按照前人研究成果，皆指出「詩賦在六朝，逐漸從分離走向靠攏」，那麼靠攏之後，合流告終的結果，理所當然是從此兩種文類合而為一，名之曰「詩賦」或「賦詩」，再也難分彼此。然而事實並非如此，進入李唐，詩賦皆為科舉應試項目，兩個文類涇渭分明。顯然所謂的「合流」、「詩化」、「賦化」，都是有待商榷的詞彙。其二，過去研究者在分判梳理「詩賦合流」現象時，往往採取頗為直觀、主觀觸感的方式，或以斷代的討論方式，說「建安開始，詩賦逐漸合流」、「永明之際，賦作已經完全詩化」；或以作家的方式，言「某君之賦，已經詩化」、「某君之詩，已具備賦化的濫觴」，然而這些判斷觀之歧異、取捨由心，頗難以達到共識。這也造成關於六朝詩賦衍生的問題，至今仍有討論空間的因素。 故本文之書寫過程，主要正在解決上述兩個問題。首先本文定題為「六朝「詩賦合流」現象之新探」，一方面針對輩研究者關於「詩賦合流」之論述，其思慮未周、稍有疏忽之處，進行商榷；再者提出筆者之見解，試圖迴避了上述所稱不夠精準的研究取向；其三本文捨棄了傳統斷代討論、分家梳理的研究途徑，而以中國文學理論、西方近代理論、影響六朝詩賦文學史的三大驅動力(外緣氛圍、文類發展、作家風格)等視角切入，以「輻輳」的新方法，逼近六朝「詩」「賦」兩文類的發展、互滲、交涉的過程與核心。最後在將視域延伸入唐，觀察後六朝詩賦又呈現什麼樣的發展趨勢。本文必須強調於先之處在於，「六朝「詩賦合流」現象」只是一求便捷性、避免爭議性、以及延續前人的提法(故後文常以括弧表示)，本文則以為此「合流」之名本身，亦即有需要商榷、重探和新探之處。 就表象而言，詩賦僅是六朝重要的兩個抒情文類，然而本文卻以為詩、賦更可以拉抬成為中國文學的兩種驅動力量—革新╱復古、華美╱樸實、文╱質。而這兩股力量的驅動，往往造就了文學史的重大事件、變遷與衝擊。依據本文之見，綜觀六朝詩賦互動互滲之情況，詩取代了賦的地位是「表」、而賦入主╱奪主了詩的內涵是「裡」。研究者提出的，「賦的詩化較詩的賦化來的明顯」、「詩取代了賦成為盛唐風氣的贏家」，皆僅就表面的現象觀之而已。從六朝之後，賦的技巧、賦視域融入詩以及大部分的文類之中，而再也不容分割脫離。而詩表賦裡、賦體詩用也就成為六朝後中國文學史重要而深刻的現象之一了。

本文主要從「詩化」、「賦化」、「語言介乎雅俗」三方面，考察柳永詞與元祐詞壇的創作關係。在第一章緒論中，透過對古代詞評與今人研究的探討，推導出本文的論題，並闡述研究方法、研究範圍，以及史料的運用。在第二章中，主論「『詩化』、『賦化』、『雅、俗語』的意涵與區辨指標」，爬梳、考察與此四項概念相關的研究成果，辨析各家說法的異同，從中界定本文「詩化」、「賦化」、「雅語言」和「俗語言」的意涵，並在此基礎上，建構區辨指標。在「詩化」與「賦化」的部分，皆從「音調格律」、「題材情意」、「文體功能」、「表現手法」等層面，建立詞體「詩化」、「賦化」的指標。在「雅語言」、「俗語言」的部分，則從「遣詞用字」、「情感內容」兩方面，探究兩者的「相對差異」，以此建立兩者的區辨指標。在第三、四章中，乃由第二章所建立的各項指標進行研析，分別論述柳永詞與元祐詞作在「詩化」、「賦化」、「語言介乎雅俗」三方面的表現特色，其中，「詩化」與「賦化」的作用對於詞體本色有所改造，遂使語言趨向「介乎雅俗」的狀態，因此，三者實存在著相互因依的關係。在第五章中，主論「元祐詞人群對柳詞『詩化』、『賦化』、『語言介乎雅俗』書寫的接受與承繼」，在三、四章的基礎上，將柳永詞與元祐詞作進行比較，從同的面向，探討兩者的繼承關係；從異的面向，闡析元祐詞人對於柳詞主觀接受之處。在「詩化」方面，可見元祐詞人對柳詞在題材、意象上的開展，較少情意上的承繼。在「賦化」方面，可見元祐人在繼承柳詞之餘，多摻雜了關乎仕隱的政教情志，降低「賦化」的程度。在「語言介乎雅俗」方面，元祐詞人的此類作品雖有與「賦化」相關者，但更多的是與「詩化」相關的表現。因此，蘇軾等元祐詞人接受、繼承柳詞的意義，在於重塑柳詞的主要表現，擴大、深化柳詞中較為偏弱的「詩化」現象。最末於第六章結論中，總結前面各章的論述，並重申柳詞在詞學發展史上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