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的研究多採取文獻考據的角度，整理考證已大致完備，然而在敘事藝術部分，則仍少見探究。為避免理論凌駕文本的弊病，論文將以文本分析為研究起點，從小說中的書寫現象來加以研究，並參酌可供借鑑的西方敘事理論，對《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的寫作藝術進行探討。 本論文在第二章以敘事的角度觀察《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整體敘事框架與細部的敘事結構，探討「釋道相爭」與「華夷之辨」雙重敘事框架的分殊與結合的情形，以及小說人物情節的對稱現象。繼而在第三章從作者序言出發，探究小說中傳國之璽的尋找旅程所呈現的意義、對異國的征討招安行為反映出來的作者思維，以及在戰爭敘事中佔去大篇幅的怪誕身體、異質空與酆都意象的書寫，最後探究小說中紛雜的修辭手法與語言現象。並細察小說人物描寫與情節發展。第四章則從魯迅「雜竊」之評出發，除了探討小說「雜竊」其他文本、視角的現象，以及書中方言、俚語、謎語的使用，並從《西洋記》和徵引的其他小說文本在刊刻地點上的相似性，探討《西洋記》受到民間文化影響的情形。第五章則對《西洋記》全書的敘事藝術做出具體的分析與整理，以做為全文的收束。 《西洋記》雖以鄭和下西洋為敘事主線而採取單線進行、綴段的敘事結構，藉由燃燈古佛的「解釋僧難」而將釋道鬥法的神魔書寫收於以探討華夷議題為主的下西洋框架中，以華—夷對神—魔、正—邪加以詮釋。在通俗演義的體制之下，《西洋記》則融合了歷史的素材，並將華夷之辨倫理化，然而在敘事語言的部分則以俚俗的語彙和奇詭的想像，藉由謳歌低下部位、性與生殖、空間的置換、殘肢與分裂來書寫在華夷戰爭中漢族面對死亡的恐懼與不安，形成了一個瘋狂、雙聲的敘事圖景。 小說中的鄭和下西洋以尋找傳國璽為目的，雖然一路上有燃燈古佛下凡的金碧峰、會諸多法術變化的張天師帶領，並有天妃隨行護佑，但在面對各種難纏、身體不斷複製割裂的敵人時，敗亡的意識仍舊不斷攪擾著鄭和。最後即便是「尋璽成功的保證」金碧峰，也不得不向命運低頭，在超渡冤魂後於酆都鬼國折返。作者對於人物的天神謫降身份、神靈護佑與前世因果的書寫，均顯明了命運在小說中的強大宰制性，透過對唐代邊塞、宮廷詩和宋元時期詠岳飛詩句的徵引與刻意排列組合，不僅寄託緬懷歷史興亡的惆悵感，並以之凸顯對明代海外征戰既關心又悲觀的矛盾情感。作者意圖透過對外族的凝視與獵奇般的觀看，和正反雙方的激辯與交戰使人對當朝邊治的景況有所關注。 而在敘事技巧的部分，《西洋記》既承繼了章回小說韻散夾雜的書寫傳統，亦以戲劇敘事的概念與對話的形式敘述成書，在線性推進的敘事脈絡中，大量詩文與徵引的情節豐富、延伸了小說的敘事範疇；釋道相爭與神魔鬥法橋段則增添小說的趣味性；而方言詞彙的採用、經典的脫冕和素樸對稱的賦化書寫則讓廟堂之上的政治外交議題充滿了里巷風情。是以，從民間文化的通俗與混雜特性視之，則《西洋記》實為一受到民間通俗文化浸染、筆觸稚拙、內容龐雜的政治主題小說。

本文寫作之動機與問題意識大抵由文學史的書寫而來。文學史家論及六朝(西元229~589)詩、賦之間的關係時，常以「詩賦合流」稱呼、命名之。而近代研究者更細膩梳理所謂的「詩賦合流」成為「賦的詩化」、「詩的賦化」兩大概念，對比其發展的時間、歷程、詩賦消長，以及兩種文類在形式、內涵、情感、功能等各各層次的交融、互滲。 然而由此本文萌發出的疑慮有兩點，其一，既然所謂的六朝「詩賦合流」，並不是單一作家的個別現象，而是整個文學史所發展演化而成的共同趨勢，且按照前人研究成果，皆指出「詩賦在六朝，逐漸從分離走向靠攏」，那麼靠攏之後，合流告終的結果，理所當然是從此兩種文類合而為一，名之曰「詩賦」或「賦詩」，再也難分彼此。然而事實並非如此，進入李唐，詩賦皆為科舉應試項目，兩個文類涇渭分明。顯然所謂的「合流」、「詩化」、「賦化」，都是有待商榷的詞彙。其二，過去研究者在分判梳理「詩賦合流」現象時，往往採取頗為直觀、主觀觸感的方式，或以斷代的討論方式，說「建安開始，詩賦逐漸合流」、「永明之際，賦作已經完全詩化」；或以作家的方式，言「某君之賦，已經詩化」、「某君之詩，已具備賦化的濫觴」，然而這些判斷觀之歧異、取捨由心，頗難以達到共識。這也造成關於六朝詩賦衍生的問題，至今仍有討論空間的因素。 故本文之書寫過程，主要正在解決上述兩個問題。首先本文定題為「六朝「詩賦合流」現象之新探」，一方面針對輩研究者關於「詩賦合流」之論述，其思慮未周、稍有疏忽之處，進行商榷；再者提出筆者之見解，試圖迴避了上述所稱不夠精準的研究取向；其三本文捨棄了傳統斷代討論、分家梳理的研究途徑，而以中國文學理論、西方近代理論、影響六朝詩賦文學史的三大驅動力(外緣氛圍、文類發展、作家風格)等視角切入，以「輻輳」的新方法，逼近六朝「詩」「賦」兩文類的發展、互滲、交涉的過程與核心。最後在將視域延伸入唐，觀察後六朝詩賦又呈現什麼樣的發展趨勢。本文必須強調於先之處在於，「六朝「詩賦合流」現象」只是一求便捷性、避免爭議性、以及延續前人的提法(故後文常以括弧表示)，本文則以為此「合流」之名本身，亦即有需要商榷、重探和新探之處。 就表象而言，詩賦僅是六朝重要的兩個抒情文類，然而本文卻以為詩、賦更可以拉抬成為中國文學的兩種驅動力量—革新╱復古、華美╱樸實、文╱質。而這兩股力量的驅動，往往造就了文學史的重大事件、變遷與衝擊。依據本文之見，綜觀六朝詩賦互動互滲之情況，詩取代了賦的地位是「表」、而賦入主╱奪主了詩的內涵是「裡」。研究者提出的，「賦的詩化較詩的賦化來的明顯」、「詩取代了賦成為盛唐風氣的贏家」，皆僅就表面的現象觀之而已。從六朝之後，賦的技巧、賦視域融入詩以及大部分的文類之中，而再也不容分割脫離。而詩表賦裡、賦體詩用也就成為六朝後中國文學史重要而深刻的現象之一了。

本文主要從「詩化」、「賦化」、「語言介乎雅俗」三方面，考察柳永詞與元祐詞壇的創作關係。在第一章緒論中，透過對古代詞評與今人研究的探討，推導出本文的論題，並闡述研究方法、研究範圍，以及史料的運用。在第二章中，主論「『詩化』、『賦化』、『雅、俗語』的意涵與區辨指標」，爬梳、考察與此四項概念相關的研究成果，辨析各家說法的異同，從中界定本文「詩化」、「賦化」、「雅語言」和「俗語言」的意涵，並在此基礎上，建構區辨指標。在「詩化」與「賦化」的部分，皆從「音調格律」、「題材情意」、「文體功能」、「表現手法」等層面，建立詞體「詩化」、「賦化」的指標。在「雅語言」、「俗語言」的部分，則從「遣詞用字」、「情感內容」兩方面，探究兩者的「相對差異」，以此建立兩者的區辨指標。在第三、四章中，乃由第二章所建立的各項指標進行研析，分別論述柳永詞與元祐詞作在「詩化」、「賦化」、「語言介乎雅俗」三方面的表現特色，其中，「詩化」與「賦化」的作用對於詞體本色有所改造，遂使語言趨向「介乎雅俗」的狀態，因此，三者實存在著相互因依的關係。在第五章中，主論「元祐詞人群對柳詞『詩化』、『賦化』、『語言介乎雅俗』書寫的接受與承繼」，在三、四章的基礎上，將柳永詞與元祐詞作進行比較，從同的面向，探討兩者的繼承關係；從異的面向，闡析元祐詞人對於柳詞主觀接受之處。在「詩化」方面，可見元祐詞人對柳詞在題材、意象上的開展，較少情意上的承繼。在「賦化」方面，可見元祐人在繼承柳詞之餘，多摻雜了關乎仕隱的政教情志，降低「賦化」的程度。在「語言介乎雅俗」方面，元祐詞人的此類作品雖有與「賦化」相關者，但更多的是與「詩化」相關的表現。因此，蘇軾等元祐詞人接受、繼承柳詞的意義，在於重塑柳詞的主要表現，擴大、深化柳詞中較為偏弱的「詩化」現象。最末於第六章結論中，總結前面各章的論述，並重申柳詞在詞學發展史上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