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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金馬獎的再現分析(1962-2000) 林惠君 Unknown Date (has links) 金馬獎是台灣歷時最久，也是最為國內電影界人士所關心的電影獎。而金馬獎從一九六二年開始舉辦，迄二０００年以來，將近有四十年之久。本文藉著《聯合報》對金馬獎(1962-2000)的再現分析，以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探討此一電影獎制度背後的成因，並勾勒出金馬獎在台灣電影經過數十年的變遷，其扮演的角色為何。研究發現：金馬獎早期舉辦的目的，名義上為「獎勵優良國片」，實質則為鼓勵具有宣揚「國家意識型態」的影片。換言之，不論在頒獎典禮的日期、主持人及頒獎人在頒獎典禮上的致詞，呈現濃厚的政治意味。因此，金馬獎充滿官式化的色彩，報紙的再現也充分地反映出此一情況。然而，自七０年代末期，在當時新聞局長宋楚瑜的主導之下，在八０年代，金馬獎官式化的色彩漸褪，金馬獎的主辦也漸漸地移轉至民間，金馬獎自此受到媒體與電影界人士的重視。報紙再現的部分也反映出此時台灣電影文化界的蓬勃，不遇也由於金馬獎回歸到獎勵技術優良的電影獎性質，也產生了台港影片相互較勁的情況。到了九０年代，台灣電影產量由於種種因素而驟減，但是大眾娛樂文化已然在台灣成形。另一方面，雖然台灣電影產量並未能支撐起一個電影獎的角逐，但隨著華語電影的潮流之下，在九０年代晚期廣納大陸月的競賽，金馬獎轉型為「華語電影獎」，而金馬獎頒獎典禮新聞隨著影劇新聞逐漸受到重視，在報導量及版面（次）的分配上都擴張許多，但是卻流於重視金馬獎頒獎典禮中藝人的服飾花絮報導，對於台灣電影在金馬獎上的邊緣化之議題卻鮮少報導。金馬獎官式化國家意識型態商業化娛樂化
2	台灣「新電影」論述形構之歷史分析（1965-2000） / Discursive Formation of the "Taiwanese New Cinema": A Historical Analysis (1965-2000) 張世倫, Chang, Shih-Lun Unknown Date (has links) 本文以藝術社會學觀點出發，將台灣「新電影」視為一藝術「群體」行動所建構之現象，並分析「新電影」之論述形構過程。本文認為「新電影」與60年代後逐漸傳入台灣的西方「藝術」電影典範，以及「作者電影」影評之系譜間，有若干思想及美學觀方面之傳承關係，其次回溯「新電影」現象初期，支持者如何藉由電影論述與策略運用，在與各種敵對勢力之批判論爭中，建構出一套「新電影」論述，以求存續發展。本文並分析「新電影」群體與三種「電影評鑑」機制之間的關係，這包括了「新電影」勢力難以掌握的《金馬獎》、由其主導之《中時晚報電影獎》系譜、以及「新電影」派不斷嘗試接軌的國際「藝術」電影鑑賞機制。分析結果，本文認為「新電影」派由於無法掌握《金馬獎》，便逐漸與其疏離，《中晚電影獎》此一系譜之評鑑機制則並未成功替代《金馬獎》，而「新電影」之藝術正當性來源，則是藉由國際影展策略而達成。「新電影」派之國際影展策略，在90年代與國家機器之外交宣傳目的逐漸契合，政府態度便由80年代的消極轉為積極地藉由「輔導金」、「電影年」、及鼓勵國際影展路線等方式，來收編「新電影」勢力。「新電影」派亦藉「國際路線」漸受官方重視的脈絡，在論述及實踐上逐漸將「新電影」建構為「台灣」電影唯一存在之國際代表（representation），藉由與官方之需求達成某種程度之契合，「新電影」得到80年代以來從未有過之藝術正當性。然而此一策略，在國家機器缺乏對電影發行及映演部門之干預下，使「新電影」逐漸在市場與美學評鑑兩個層次上，與台灣本土之脈絡產生疏離，於此同時，則是若干導演已獲得電影「作者」之地位，具有吸引國際投資之能力，但卻難以與台灣電影工業產生良性聯繫，且有淪為跨國資本「研發」單位的可能。本文在分析過「新電影」派於不同時期之各種論述策略後，最後認為除了形成一股集體力量，對台灣電影工業進行政策面之思考與改造外，「新電影派」目前之論述策略，皆不足以改變目前台灣電影業之困境。台灣新電影電影年金馬獎國際影展藝術社會學藝術電影電影評論電影輔導金 Taiwanese New Cinema The Film Year Golden Horse Award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Sociology of Art Art Cinema Film Critic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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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馬獎的再現分析(1962-2000)

台灣「新電影」論述形構之歷史分析（1965-2000） / Discursive Formation of the "Taiwanese New Cinema": A Historical Analysis (1965-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