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０年代台灣在經歷過美麗島事件，及鄉土文藝思潮的洗禮之後，整個社會雖然仍處在威權體制，但壓抑已久的本土社會批判力正若野火燎原，尋找著各種縫隙顛覆僵化體制，嘲諷守舊價值觀，迸發勃勃的生命力。在解嚴前後的這段時期，正值各種文化思潮及新舊意識形態不斷的交鋒辯證，台灣的文化場域糾葛著複雜的家國認同，以及族群、階級、性別的種種差異，還有現代化生活□離鄉背景的疏離感，對商品消費的空洞感，交織在八０年代的文化情境中。其中台灣新電影的崛起與女性書寫是相當重要的兩個現象，而多部「文學電影」的拍攝表徵著文學與電影的結盟，宣告著「小說的影像化」在此時期亦是一個顯著的文化現象。 筆者希冀能跳脫單一經典作品的詮釋，及作家定位的研究，遂擴大研究範疇並以文本為主，作跨藝術，跨文類及多重符號系統的互文研究，試圖尋繹出當代文化的另一種視角。筆者在搜羅八０年代小說文本時，發覺文學文本生產呈現商品化、消費化的傾向，當時正值台灣新電影的崛起及女性作家以豐碩的創作量，積極攻佔文學市場及文學獎的時刻，台灣新電影的勃興與女作家的文壇發聲可謂八０年代兩個重要的文化場景，在商品市場的機制運作下，女作家的作品時時被改編成電影，躍上大螢幕粉墨登場，轉化成聲色俱佳的文化產品，電影文本與文學文本之間頻繁地互動與對話，形成複雜的文本互涉（intertextuality）現象。女作家、女演員與男性導演以虛構的小說╱電影文本作為演練場域，透過敘事改編、影像形塑、聲音的表述，再現女性經驗及父權文化，所呈顯的性別表演與台灣歷史脈絡及文化象徵系統互相呼應，展現當時藝文工作者對於社會議題的關懷，對歷史文化的反思，以及對儒家傳統的挑戰。 透過對這個「女性文本╱電影改編」文化現象的整理、爬梳及反省，希望能回應當代喧嘩的視覺文化工業與寂寞的文學產業，在後現代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界線日趨模糊時，文學這個古老的產業還能以什麼形式介入當代論述？對於身處於電子資訊、數位傳播的新世代而言，多媒體與敘事文類的結合，可以讓文學這個說書人展演出什麼新的美學形式？如果能將八十年代活絡的「文學電影」現象作系統的研究與整理，一方面釐清這個文化現象在台灣文化場域當中的定位及回響，並解析文學與電影之間互相交集，互相詮釋轉化的美學形式，作為當代文學與其他文化產業交流互動的考察。另一方面也作為一個重要的切入點，反思當前的影視產業與文學產業的連結，是否可能為傳統╱前衛，人文學科╱理工科技，及全球化╱在地化創造出對話的空間？透過小說文本與影像文本的互文參照，可以探究影視語言在挪用與借用文學素材時，如何受到後現代主義與後殖民思潮的重新詮釋，成為解構威權政治的論述利器，繼而被視為台灣文化本土化與主體建構的典範文本。再進一步探問的是：現代化的影像媒介與台灣文學的相遇□，各種強勢的西方影像美學、技藝、論述如何被台灣創作者所吸納、移植與轉化，進而使台灣能展開對自己歷史身世、主體建構及文化認同的反思，產生出本土化的文化產品。 筆者所欲探究的課題在於：台灣在八０年代有許多得到文學獎的女性小說被改編成為電影，其中尤以新電影的導演拍攝較多，女性小說改編過程以女性角色為主，鋪敘女性意識、女性關懷，以及女性在社會上的現實處境，筆者認為可以劃歸為「女性電影」的類型作探討。若從建構論的角度而言，男性導演也能拍攝出女性電影，我們也能在男性導演的鏡頭□讀出「女性書寫」。筆者想藉由八０年代女性小說文本╱電影文本之間的互動，探索當女性小說文本介入電影之後，以往女性在電影的象徵系統□，被意識型態建構為刻板形象與符碼，即好萊塢影片類似的敘事模式與觀看機制，此強化父權社會性別符碼及對女性的貶抑，是否被一步步瓦解？與這瓦解相對的，是否有一種全新的敘事模式及敘事動力進入電影文化產業？女性在八０年代的主體再現中是否從單純被看地位中轉換出來，從純客體，承擔價值的身份轉換成具有主體威勢與創造意義的身份？她們是否不再被男性作為視點交換的客體，同時開始解構某種傳統的交換方式。在以女性為主角的影片中，女性的主體性在敘事形態及符碼意義之中不斷型塑而成的，男性的主體地位，及主動的觀看者地位是否逐漸喪失？筆者希冀藉由八０年代女性小說文本的爬梳，及電影影像再現的運作過程，作為理解八０年代文藝現象的一個切面。 本論文所研究的對象是一群在八０年代崛起的女性作家，這群後起之秀在數年間囊括了各大重要的文學獎，並積極攻佔各大報副刊版面，被學界指為「閨秀文學現象」，她們敘事技巧圓熟，以敏銳筆觸，捕捉細膩寫實細節，在出版市場上各展風華，作品經常引起社會大眾注目，被改編成電影電視，她們深受讀者欣賞，又得到評論者的討論，可謂在文人圈內報酬相當優渥的寵兒。此批活躍的女作家跳脫社會角色的扮演，道德倫理的定位，以情欲書寫為策略，召喚陰性書寫與母親聲音（the voice of mother），撩撥人世的愛慾情仇，以女性身體的繁複感官重構女性主體，以女性生命歷程女兒、妻子、母親拆解男性所建構的大敘事及父系霸權論述。 這群女作家與台灣新電影導演一同成長於台灣四０、五０年代，這批新電影導演積極改編女作家的作品，在影像上呈現生動而豐富的女性面貌，展露女性的主體性與強韌，以期再現台灣斯鄉斯土的成長歷程，也藉由女性生命史轉喻鄉土情感與家國認同。八０年代文學與電影新生世代的邂逅結緣，重新翻寫重構台灣本土的影像，及台灣人的身份認同，相較於八０年代之前中國符碼時時現身於文本影像之中，新電影可謂台灣影像主體性建構的起始。八０年代台灣新電影及文學電影的出現及建構，逐漸發展出「電影作為一種藝術」（film as an art）的論述，這除了電影本身的美學技巧之外，尚需要閱讀社群（影評人）及支援媒體參與論述，這個閱讀社群（影評人）以焦雄屏為主形成一個「班底」，強調知識份子的理念及專業的電影批評術語形構成「藝術電影精英社群」，以有別於傳統八卦印象式的電影評論方式，此社群對新電影的論述文章多半集結在《台灣新電影》一書。 在八０年代電影與文學結合成一個高尚藝術，迎合中產階級崇尚品味的心態，並形成改編文學的電影風潮，因此，我們想要探問這種文藝現象的實踐過程是如何？又牽涉到那些因素與環節之運作？知識份子、電影工作者、影評人、與作家及學院內外的閱讀社群、批評者之間互動關係為何？在文化場域中各佔據什麼位置？女作家及新電影導演、影評人的文化資本及象徵資本，以及所謂的habitus如何催生、影響文學與電影的互動？這些皆是文藝社會學所關注的課題，社會學理論對本研究的啟發性主要在於：在探討女作家文本或電影文本時，不應忽視文藝場域和habitus的影響性，文藝活動和文藝實踐必須針對深層的結構性因素加以反思。作家除了從事文學活動之外，尚有其他的社會身份存在，並涉身於各種場域之中。文學場域和其他場域之間所具有的共構性不應忽視，其他藝術領域及政經變化對文壇的影響應納入研究的視野之中。 本論文研究對象主要以八０年代女性作家：朱天文、李昂、蕭颯、蕭麗紅的小說文本改編成電影為主，探析深具女性意識的小說文本，在男性導演的凝視與詮釋之下，其女性議題及女性書寫特質，是更為彰顯、飽滿，或者是被消弱、削滅。男性導演的詮釋又與台灣社會文化產生何種互文現象？再者，本論文考察台灣電影╱文學互文現象、女性小說文本改編成電影之後如何處理女性形象、女性身體等等議題。在研究的時間點主要以八０年代為主，並回溯七０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影響所及在八０年代有鄉土小說改編風潮，以及新電影追求自我文化主體性與藝術性的努力。希冀透過文學與電影互文改編的考察，能更進一步理解八０年代的文藝現象，以及電影與文學互相闡發，互相豐富彼此的美學特質。

本文以藝術社會學觀點出發，將台灣「新電影」視為一藝術「群體」行動所建構之現象，並分析「新電影」之論述形構過程。 本文認為「新電影」與60年代後逐漸傳入台灣的西方「藝術」電影典範，以及「作者電影」影評之系譜間，有若干思想及美學觀方面之傳承關係，其次回溯「新電影」現象初期，支持者如何藉由電影論述與策略運用，在與各種敵對勢力之批判論爭中，建構出一套「新電影」論述，以求存續發展。 本文並分析「新電影」群體與三種「電影評鑑」機制之間的關係，這包括了「新電影」勢力難以掌握的《金馬獎》、由其主導之《中時晚報電影獎》系譜、以及「新電影」派不斷嘗試接軌的國際「藝術」電影鑑賞機制。分析結果，本文認為「新電影」派由於無法掌握《金馬獎》，便逐漸與其疏離，《中晚電影獎》此一系譜之評鑑機制則並未成功替代《金馬獎》，而「新電影」之藝術正當性來源，則是藉由國際影展策略而達成。 「新電影」派之國際影展策略，在90年代與國家機器之外交宣傳目的逐漸契合，政府態度便由80年代的消極轉為積極地藉由「輔導金」、「電影年」、及鼓勵國際影展路線等方式，來收編「新電影」勢力。「新電影」派亦藉「國際路線」漸受官方重視的脈絡，在論述及實踐上逐漸將「新電影」建構為「台灣」電影唯一存在之國際代表（representation），藉由與官方之需求達成某種程度之契合，「新電影」得到80年代以來從未有過之藝術正當性。 然而此一策略，在國家機器缺乏對電影發行及映演部門之干預下，使「新電影」逐漸在市場與美學評鑑兩個層次上，與台灣本土之脈絡產生疏離，於此同時，則是若干導演已獲得電影「作者」之地位，具有吸引國際投資之能力，但卻難以與台灣電影工業產生良性聯繫，且有淪為跨國資本「研發」單位的可能。本文在分析過「新電影」派於不同時期之各種論述策略後，最後認為除了形成一股集體力量，對台灣電影工業進行政策面之思考與改造外，「新電影派」目前之論述策略，皆不足以改變目前台灣電影業之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