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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女性小說與電影之互文研究

黃儀冠 Unknown Date (has links)
一九八0年代台灣在經歷過美麗島事件,及鄉土文藝思潮的洗禮之後,整個社會雖然仍處在威權體制,但壓抑已久的本土社會批判力正若野火燎原,尋找著各種縫隙顛覆僵化體制,嘲諷守舊價值觀,迸發勃勃的生命力。在解嚴前後的這段時期,正值各種文化思潮及新舊意識形態不斷的交鋒辯證,台灣的文化場域糾葛著複雜的家國認同,以及族群、階級、性別的種種差異,還有現代化生活□離鄉背景的疏離感,對商品消費的空洞感,交織在八0年代的文化情境中。其中台灣新電影的崛起與女性書寫是相當重要的兩個現象,而多部「文學電影」的拍攝表徵著文學與電影的結盟,宣告著「小說的影像化」在此時期亦是一個顯著的文化現象。 筆者希冀能跳脫單一經典作品的詮釋,及作家定位的研究,遂擴大研究範疇並以文本為主,作跨藝術,跨文類及多重符號系統的互文研究,試圖尋繹出當代文化的另一種視角。筆者在搜羅八0年代小說文本時,發覺文學文本生產呈現商品化、消費化的傾向,當時正值台灣新電影的崛起及女性作家以豐碩的創作量,積極攻佔文學市場及文學獎的時刻,台灣新電影的勃興與女作家的文壇發聲可謂八0年代兩個重要的文化場景,在商品市場的機制運作下,女作家的作品時時被改編成電影,躍上大螢幕粉墨登場,轉化成聲色俱佳的文化產品,電影文本與文學文本之間頻繁地互動與對話,形成複雜的文本互涉(intertextuality)現象。女作家、女演員與男性導演以虛構的小說╱電影文本作為演練場域,透過敘事改編、影像形塑、聲音的表述,再現女性經驗及父權文化,所呈顯的性別表演與台灣歷史脈絡及文化象徵系統互相呼應,展現當時藝文工作者對於社會議題的關懷,對歷史文化的反思,以及對儒家傳統的挑戰。 透過對這個「女性文本╱電影改編」文化現象的整理、爬梳及反省,希望能回應當代喧嘩的視覺文化工業與寂寞的文學產業,在後現代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界線日趨模糊時,文學這個古老的產業還能以什麼形式介入當代論述?對於身處於電子資訊、數位傳播的新世代而言,多媒體與敘事文類的結合,可以讓文學這個說書人展演出什麼新的美學形式?如果能將八十年代活絡的「文學電影」現象作系統的研究與整理,一方面釐清這個文化現象在台灣文化場域當中的定位及回響,並解析文學與電影之間互相交集,互相詮釋轉化的美學形式,作為當代文學與其他文化產業交流互動的考察。另一方面也作為一個重要的切入點,反思當前的影視產業與文學產業的連結,是否可能為傳統╱前衛,人文學科╱理工科技,及全球化╱在地化創造出對話的空間?透過小說文本與影像文本的互文參照,可以探究影視語言在挪用與借用文學素材時,如何受到後現代主義與後殖民思潮的重新詮釋,成為解構威權政治的論述利器,繼而被視為台灣文化本土化與主體建構的典範文本。再進一步探問的是:現代化的影像媒介與台灣文學的相遇□,各種強勢的西方影像美學、技藝、論述如何被台灣創作者所吸納、移植與轉化,進而使台灣能展開對自己歷史身世、主體建構及文化認同的反思,產生出本土化的文化產品。 筆者所欲探究的課題在於:台灣在八0年代有許多得到文學獎的女性小說被改編成為電影,其中尤以新電影的導演拍攝較多,女性小說改編過程以女性角色為主,鋪敘女性意識、女性關懷,以及女性在社會上的現實處境,筆者認為可以劃歸為「女性電影」的類型作探討。若從建構論的角度而言,男性導演也能拍攝出女性電影,我們也能在男性導演的鏡頭□讀出「女性書寫」。筆者想藉由八0年代女性小說文本╱電影文本之間的互動,探索當女性小說文本介入電影之後,以往女性在電影的象徵系統□,被意識型態建構為刻板形象與符碼,即好萊塢影片類似的敘事模式與觀看機制,此強化父權社會性別符碼及對女性的貶抑,是否被一步步瓦解?與這瓦解相對的,是否有一種全新的敘事模式及敘事動力進入電影文化產業?女性在八0年代的主體再現中是否從單純被看地位中轉換出來,從純客體,承擔價值的身份轉換成具有主體威勢與創造意義的身份?她們是否不再被男性作為視點交換的客體,同時開始解構某種傳統的交換方式。在以女性為主角的影片中,女性的主體性在敘事形態及符碼意義之中不斷型塑而成的,男性的主體地位,及主動的觀看者地位是否逐漸喪失?筆者希冀藉由八0年代女性小說文本的爬梳,及電影影像再現的運作過程,作為理解八0年代文藝現象的一個切面。 本論文所研究的對象是一群在八0年代崛起的女性作家,這群後起之秀在數年間囊括了各大重要的文學獎,並積極攻佔各大報副刊版面,被學界指為「閨秀文學現象」,她們敘事技巧圓熟,以敏銳筆觸,捕捉細膩寫實細節,在出版市場上各展風華,作品經常引起社會大眾注目,被改編成電影電視,她們深受讀者欣賞,又得到評論者的討論,可謂在文人圈內報酬相當優渥的寵兒。此批活躍的女作家跳脫社會角色的扮演,道德倫理的定位,以情欲書寫為策略,召喚陰性書寫與母親聲音(the voice of mother),撩撥人世的愛慾情仇,以女性身體的繁複感官重構女性主體,以女性生命歷程女兒、妻子、母親拆解男性所建構的大敘事及父系霸權論述。 這群女作家與台灣新電影導演一同成長於台灣四0、五0年代,這批新電影導演積極改編女作家的作品,在影像上呈現生動而豐富的女性面貌,展露女性的主體性與強韌,以期再現台灣斯鄉斯土的成長歷程,也藉由女性生命史轉喻鄉土情感與家國認同。八0年代文學與電影新生世代的邂逅結緣,重新翻寫重構台灣本土的影像,及台灣人的身份認同,相較於八0年代之前中國符碼時時現身於文本影像之中,新電影可謂台灣影像主體性建構的起始。八0年代台灣新電影及文學電影的出現及建構,逐漸發展出「電影作為一種藝術」(film as an art)的論述,這除了電影本身的美學技巧之外,尚需要閱讀社群(影評人)及支援媒體參與論述,這個閱讀社群(影評人)以焦雄屏為主形成一個「班底」,強調知識份子的理念及專業的電影批評術語形構成「藝術電影精英社群」,以有別於傳統八卦印象式的電影評論方式,此社群對新電影的論述文章多半集結在《台灣新電影》一書。 在八0年代電影與文學結合成一個高尚藝術,迎合中產階級崇尚品味的心態,並形成改編文學的電影風潮,因此,我們想要探問這種文藝現象的實踐過程是如何?又牽涉到那些因素與環節之運作?知識份子、電影工作者、影評人、與作家及學院內外的閱讀社群、批評者之間互動關係為何?在文化場域中各佔據什麼位置?女作家及新電影導演、影評人的文化資本及象徵資本,以及所謂的habitus如何催生、影響文學與電影的互動?這些皆是文藝社會學所關注的課題,社會學理論對本研究的啟發性主要在於:在探討女作家文本或電影文本時,不應忽視文藝場域和habitus的影響性,文藝活動和文藝實踐必須針對深層的結構性因素加以反思。作家除了從事文學活動之外,尚有其他的社會身份存在,並涉身於各種場域之中。文學場域和其他場域之間所具有的共構性不應忽視,其他藝術領域及政經變化對文壇的影響應納入研究的視野之中。 本論文研究對象主要以八0年代女性作家:朱天文、李昂、蕭颯、蕭麗紅的小說文本改編成電影為主,探析深具女性意識的小說文本,在男性導演的凝視與詮釋之下,其女性議題及女性書寫特質,是更為彰顯、飽滿,或者是被消弱、削滅。男性導演的詮釋又與台灣社會文化產生何種互文現象?再者,本論文考察台灣電影╱文學互文現象、女性小說文本改編成電影之後如何處理女性形象、女性身體等等議題。在研究的時間點主要以八0年代為主,並回溯七0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影響所及在八0年代有鄉土小說改編風潮,以及新電影追求自我文化主體性與藝術性的努力。希冀透過文學與電影互文改編的考察,能更進一步理解八0年代的文藝現象,以及電影與文學互相闡發,互相豐富彼此的美學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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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愛玲小說與改編電影的互文性研究 / Intertextuality study of Eileen Chang's novels and adaptation films

呂婉鈴, Lu, Wan Ling Unknown Date (has links)
第一章「緒論」。概述論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前人研究成果、研究方法與理論等。 第二章「張愛玲與小說的電影化手法」。內容分析張愛玲的電影啟蒙與影評時期、小說的戲劇改編、電影劇本創作,以及小說的創作歷程,接著分析張愛玲小說的電影化手法,包含:細膩精緻的特寫鏡頭、戲如人生的場景構圖,幽暗蒼涼的燈光影調、艷異素樸的人生色彩、別出心裁的音效、豐富多元的蒙太奇等,藉由小說所使用的不同電影化手法,分析張愛玲如何穿梭於文字光影之間,放映一幕幕引人入勝的「紙上映畫」。 第三章到第五章為「張愛玲小說與改編電影的互文分析(一)至(三)」。以三個章節的篇幅,藉由「互文」理論,透過文本與影像的比較,闡述原著小說與改編電影之間的差異。依照電影映期的先後,第三章分析〈傾城之戀〉、《怨女》(包含〈金鎖記〉)與改編電影;第四章分析〈紅玫瑰與白玫瑰〉、《半生緣》與改編電影;第五章獨立分析〈色,戒〉與改編電影。各章探討包括小說與改編電影的創作歷程、敘事觀點、主題呈現、情節更動與增添、文本的挪用與拼貼、歷史的淡入與淡出、人物性格與描寫、演員詮釋、場景安排與佈置、意象增添與使用、電影手法的運用……等,分析並比較小說與改編電影的互文性。 張愛玲最擅長於人物、場景的描摩,對於人物的形象、心理、周遭環境場景的描繪都十分細膩而深刻,小說經常出現許多不同的意象或隱喻,張氏更擅長以各種電影化手法,自由出入於文字之間,使得她的小說充滿「畫面感」,這也是她的小說屢屢被改編成電影的主要原因。因此,文學與電影的跨領域融合,在張愛玲小說中被充分實踐,但這往往也是導演將文字轉化為影像時,最難突破的「張愛玲魔咒」。 第六章「結論」。總結整體的研究,標舉張愛玲作品在互文作用方面特殊的成就,並提供後續研究者前瞻性的建議,以及在此研究的基礎上還可以再深入探討的內涵,期望開拓張愛玲研究更寬廣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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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納博科夫小說的跨藝術互文性(以《喬布的歸來》與《國王,皇后,傑克》為例) / Интерарт интертекстуальность в творчестве В. Набокова (на материале «Возвращение Чорба» и «Король Дама Валет» )

張翰豪 Unknown Date (has links)
本論文以德國威瑪共和(Weimarer Republik, 1918-1933)為時代框架,從「跨藝術互文性」(interart intertextuality)觀點出發,探討納博科夫(В. Набоков, 1899-1977)如何將繪畫、音樂與電影元素置入文本,進而發展小說中有如電影般的視聽意象。 第一章以宏觀角度探討威瑪文化的跨藝術性,從中討論1920年代「俄羅斯柏林」(русский Берлин)與納博科夫的關聯性;第二章從繪畫、舞台及電影角度看待納氏文字中的畫面建構;第三章分析首部短篇小說集《喬布的歸來》(Возвращение Чорба, 1929)的視聽表現;第四章運用電影語言剖析長篇小說《國王,皇后,傑克》(Король Дама Валет, 1928)蘊含的電影畫面意象;結論從時代環境與納博科夫的書寫風格歸結出作家的「跨藝術」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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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文學集團詩賦書寫策略之考察 / A study on the writing-tactic of shih and fu of the literati group on South-Dynasty

祁立峰, Chi, Li Feng Unknown Date (has links)
本論文以「南朝文學集團詩賦書寫策略之考察」為題,旨在於以「南朝文學集團」為考察的對象,以「詩賦」為考察的兩種主要文類,以「書寫策略」為考察的切入點,運用傳統的文本分析,結合新興的文學理論與視角,進行作品、作者、讀者、文學理論等全面性的考察。 「南朝文學」在文學史評價中呈現劇烈的起伏,一方面後代作家以其為模擬的對象,肯定美學價值,但也得到「餖飣」、「輕艷」或「流於光景」等負面評價;至於南朝的「文學集團」領袖與成員的「同題共作」、「應詔」、「贈酬」等作品,更常被視為千篇一律、了無新意。也因此,本文也特別重視這些於貴遊活動時的同題共作、或遊戲酬和的詩賦作品,希望藉由更細膩的閱讀與歸納,給予其新的意義與論述。 「詩」與「賦」可以說是中國古典文類中,最具文學色彩的兩種文類。曹丕《典論‧論文》說「詩賦欲麗」,很明確地將「詩賦」與其他文類區分開來。本文選擇「詩」與「賦」作為討論主軸,而以文序、書簡、銘箋等作為輔助,也正是考量文學性這個條件。如果更廣義來說,「詩」與「賦」不僅具有文類的意義,它們也表述文學態度、風格與傾向。「詩」表示了端莊雅正,「賦」指向了鋪排藻飾;「詩」代表「復古」,「賦」傾向「新變」。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說,我認為中國文學史也就處於「詩化」與「賦化」的拉鋸。 「書寫策略」是一個較廣義的概念,它既用來指稱作者的創作心態與策略,也能拿來說一篇作品的修辭、語言策略。為了避免概念失焦,本文將書寫策略的討論聚焦於三個面向,分別是「內容設定」、「形式選擇」、「風格(論)生成」。創作者如何設定一篇作品的「內容」(題目、題材、典故、語言素材)?如何選擇適合承載的「形式」(詩、賦或是其他文類)?以及作品如何呈現「風格」、而「風格」與「風格論」又是如何被觀察、進而被建構?這背後都有所策略性的運用。從內容,我們發現這些同題材作品內在的差異;從形式,我們發現「詩」、「賦」這兩種文類的邊界、功能以及滑動、拉鋸的痕跡;從風格,我們發現「風格論」本身被建構、被想像的後設可能。 「文學集團」是研究南北朝時期文學的重要考察對象,只是過去從此概念著手的研究成果並不多;「書寫策略」是文學研究常被運用的概念,只是定義太過廣泛。本文一方面期望能將「書寫策略」作為實際的考察方法,二方面則希望給予「文學集團」這個特殊而被忽略的現象——更多的關注與論述。這就是本論文誕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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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ary from Qutang Gorge and the letters about Donner Lake : A literary study of Mulberry and Peach by Nie Hualing

Jiang Nyfelt, Ling January 2022 (has links)
Mulberry and Peach is a novel written in the 1970s by a Chinese American writer named Nie Hualing (1925- ). It contains overlapping letters and diaries with flashbacks and flashforwards in first-person narration. Taohong is the new identity after Sangqing’s schizophrenia in the USA in 1969-1970. The book starts with Taohong’s letter, which introduces the main female character Sangqing´s life stories, told through her diaries between 1945-the 1970s in four places of her diasporic lives from mainland China to Taiwan, then the USA. The aim of this thesis is to explore the title of the book, the prologue and the epilogue, Sangqing’s first Dairy on Qutang Gorge (1945), and the four letters from Taohong, using the close reading method and combining the theories and concepts of characterization and symbolism, impressionistic, female aesthetic, intertextuality in literature and the cultural symbols for a deep and detailed text reading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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