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主要目的有三：（１）探討以人物題材群的課程型態去從事美勞教學，對國 小四年級學生繪畫能力的影響，包括形象觀察能力、色彩表現能力、空間處理能力 、美感表現能力及完成能力。（２）探討兒童人物畫課程結構、教學取向與可行的 實施模式。（３）建立實際可行的兒童繪畫能力的評量標準。為達成上述目的，乃 就國內美勞教育的現況及有關文獻中，去探究國內兒童畫形成概念化的原因及目前 的美勞教學課程取向，並探討藝術教育理論基礎、課程結構、學習模式以及有關的 教學研究，作為本教學實驗的理論基礎。其次，闡述兒童繪畫能力的內涵、影響兒 童繪畫的因素，並進行兒童繪畫評量之研究等，作為兒童繪畫能力評量之依據。最 後，綜合上述文獻分析之結果，擬訂「人物題材群之課程與教學」去進行實驗，探 討其對學生繪畫能力之影響。 本研究之對象為台北縣新莊市裕民國小四年八班為實驗室（男生20人，女生22人及 同校四年二班為控制班學生（男生22人，女生21人）作為實驗比照，實施教學實驗 。前後計八週，每週一次，每次計約80分鐘。其中控制班一位男生因無法合程參加 實驗教學，故予刎除。人物題材群課程包括自己的臉（塑造）、面具（工藝的製作 ）、同學的畫像（紙凸版畫），同學的畫像（彩墨畫）。教學之前，控制班、實驗 班均同時實施前測；教學實驗結果之後，兩班均同時實施後測。將前、後測的作品 分別編號混合，商聘三位美勞教育專家依據評分標準表評分。資料整理完畢之後， 使用SPSS PC+進行前、後測之成績統計與兩班成績之ｔ考驗及以排除前測之共變量 ，進行變異數分析，以驗證本研究所提出之研究假設。 茲將本研究結果主要發現摘述如下： 一、有關課程與教學方面： 發現採用人物題材群的課程型態去從事美勞教學，對國小四年級學生繪畫能力有增 進影響。 二、有關兒童畫之課程結構、教學取向方面： 發現透過雕塑（自己的臉）→工藝（面具製作）→版畫（同學的畫像）→彩墨繪畫 （畫我對面的同學）→彩畫（自畫像）等之人物畫題材群課程型態教學，學生之繪 畫表現能力－－包括形象表現、色彩表現、空間處理、美感表現、完成能力及整體 繪畫能力均比教學實驗前達顯著的進步水準之具體成效。 三、有關兒童繪畫能力評量方面： 發現採用兒童自畫像總結性評量方式，所擬訂之五項兒童繪畫能力的評量標準－－ 包括形象能力，色彩表現、空間處理、美感表現和完成能力等，對兒童自畫像的觀 察寫生作品的評量，具有適用性。

台灣一九八0、九0年代的童詩在題材、表現手法和主題上可說特色紛呈，本論文即就其中特出之處加以統整，並將其歸納出以下諸項特色。 一、在題材方面，這段期間的台灣童詩最鮮明的特色大致可用下列六項來呈現： （一）大自然界類的童詩在題材上大致集中於「一天」、「大自然」、「山川海湖」、「四季」與「宇宙」等五大類。 （二）動物類童詩的題材多集中「昆蟲」、「鳥」、「家禽家畜」、「陸棲動物」、「海棲」、「魚」和「其它」等七大類。 （三）植物類童詩的題材則集中在「水果」、「花卉」、「草本」、「樹木」、「農作物」、「水生植物」與「植物的動態」等七大類。 （四）人物類（一）童詩的題材則集中在「幻想」、「願望」、「心聲」、「情感」、「夢想」、「生活環境」、「學校生活」與「以『我』為中心」等八大類。 （五）人物類（二）童詩的題材則集中在「媽媽」、「爸爸」、「老師」、「家人」、「社會人士」、「同學朋友」、「家庭」與「童年」等八大類。 （六）物品或其他類童詩的題材則集中在「物品」、「交通」、「玩具器材」、「文具」、「人物」、「五官」、「抽象」與「動作」等八大類。 根據上述，在一九八0、九0年代的童詩題材，從「題材」分析上探究選材範圍，正可反窺在成年詩人心目中的兒童活動經驗，不論題材中所表現的是現實生活情境、虛構幻想世界或未來理想憧憬，都植基於兒童此時（時間上）此地（空間上）的經驗，這正可看出「作品與時間、空間的相互制約關係」。 二、表現手法 台灣童詩在這一時期的創作中，詩人的人數眾多，作品的數量亦不少，其表現手法，應可歸納出以下六項特色： （一）在大自然界類的童詩上，主要的表現手法可說是以兒童自身經驗的投射、用動態來呈現美感以及多面相刻畫山容山情等三種。 （二）在動物類童詩上，以童詩的體例說寓言故事的有忠於原著、另翻新意和自創故事者；有以蛇、老鼠及老虎三種動物來顛覆傳統意涵者以及在語言策略上跳脫體制化者等三種表現方式。 （三）在植物類童詩的表現手法上則可包括意象與象徵兩種。在意象上計有後面三項特殊的表現手法：在百花、樹木的搖曳風中，可統整出其所傳遞的共同意象；藉柳條的搖擺，表現出不同於成人詩作中的意象；以牽牛花昂然迎著陽光的綻放，來吹奏起生命之歌的意象。至於在象徵上則以後面五項表現手法較為突出：慈藹溫和的長者、屹立不搖的精神、美感的畫面、聯想與對比手法等。 （四）在以我為主的人物類童詩上，計有與古典文學融合、活潑趣味的奇異性二項以意象為主的表現手法；象徵與形式上的圖象等表現手法。 （五）在我之外的其他人物類童詩上，計有輔助文意的圖象結構、側重意象奇異的美學觀、語規的翻轉、抽象聲情的具體呈現等四種表現手法。 （六）在物品或其他類童詩的表現手法上，則有以童趣幽默的眼光看待嚴肅的事物、以不相干之物卻呈現奇特的比喻效果等二類較為突出。 據此，我們可以發現到，在這時期的童詩中，在活動現場上操作知覺的各個向度時，若以修辭等具體形式的表現手法來闡發抽象的層面，在意義上將會提昇兒童生命的高度，以致使真實世界不再是一個可怖的現場，讓兒童可以透過對文本的理解，感同身受地進行視域融合。 三、主題 （一）大自然界類童詩的主題有三：寫秋景秋情以歌聲呈現歡樂氣氛；月亮以女性的陰柔面呈現統一的基調，亦即詩句中的「她」是女性、詩句中的月亮「姑娘」是女性、詩句中的月亮是溫柔的「媽媽」；晨光具有希望無限、熱鬧愉悅的美好。 （二）動物類童詩的主題：愛護動物的意識高漲、流浪狗的社會問題。 （三）植物類童詩的主題：關於葉落死亡與環保意識的傳遞；環保意識的重心放在外型生態的描述、環保概念的傳達。 （四）以我為主的人物類童詩的主題有三：否定的價值觀、良善的普遍性象徵、高度的期待。 （五）在我之外的人物類童詩的主題：有母親角色的一致性與母慈子孝的倫理教育觀二項。 （六）物品或其他類童詩的主題：關於孝順主題的彰顯、聯想力的激發與趣味性的呈現、文化與環境的關係。 十九世紀末瑞典人愛倫凱（Ellen Key,1849-1926）女士大聲疾呼：「二十世紀是兒童的世紀！」如今研究觀察二十世紀末以前二十年的童詩表現，令人欣慰的是如今兒童文學中的童詩發展亦是蓬勃致令人眼花撩亂，兒童已真正是人類社會的「驕子」了！

子弟書係清代北方俗曲之一種。此種曲藝，盛行於乾、嘉、道三代，至光、宣時始趨沒落。因其詞婉韻雅，故在當代藝壇上之地位極高。繆東霖陪京雜述曾推之為當時說書人之最上者，滿族人士，並尊之為「大道」，可見時人對此種曲藝敬愛之一斑。考其所以被稱為「子弟書」之原因，藝由其始創者、作者、演唱者、聽眾、皆以八旗子弟為主，且其演唱之儀式規矩，亦與其他曲藝不同。 此種曲藝之體製，實淵源於鼓詞，但無說白，至其唱詞，雖仍以七言為主，然可隨意增加襯字。 至其故事題材之來源，則以取材於我國明清兩代通俗小說及元明清三代傳寄與當時北京流行之散齣或京劇故事最多，然以描寫當時北京社會生活及風士人情為題材者，亦為數不少。子弟書之樂調，分為東調與西調兩種。東調又名東城調、東韻，音節如高腔。西調又名西城調，西韻，音節如崑曲。東調之詞，沈雄闊大，慷慨激昂，而西調之詞，類為才子佳人，紅情綠意之作。才子佳人，紅情綠意之作。 篇及結尾曲文，可考出作者之別號或書齋名者約有百餘種，其中較名者有羅松窗、韓小窗、鶴侶氏、芸窗四人。羅松窗、韓小窗二人係職業子弟書藝人，作品以取材於我國著名之小說或戲曲故事中，其情節關目之足動人者為主；鶴侶氏、芸窗二人則係業餘作家，其寫作子弟書旨在陶情自娛，故多取材於身邊瑣事，或借題抒懷。總觀此四人中，自以韓小窗在當時之地位最高，藝術成就亦最大，逛護國寺子弟書，曾稱之為「編書的開山大法師」，讚其作品「得三昧」。蓋韓氏乃東調代表作家，所作無不精妙，故流傳亦最為廣遠，且每被其他曲藝所改編演唱，故其地位，實遠超於同時各家之上。 子弟書影響清代其他曲藝甚大，當時如大鼓書、快書、石派書，甚至馬頭調、牌子曲等曲藝，其部份優秀之作品，亦多據子弟書名篇改篇而成。推其他曲藝之興起，輒促使子弟書趨於沒落。加以後期子弟書藝壇，自韓小窗故後，即後繼無人，復以唱腔千篇一律，作品乏善可陳，終於一蹶不振，從此失傳。 本文分為上下兩編，上編子弟書之題材來源，分為六章： 第一章取材於通俗小說之子弟書（上） 第二章取材於通俗小說之子弟書（下） 第三章取材於戲曲之子弟書（上） 第四章取材於戲曲之子弟書（下） 第五章取材於當時社會生活及風士人情之子弟書 第六章取材於吉慶及通俗故事或其他故事之子弟書 下編綜合研究，分為七章，各章之綱要如下： 第一章子弟書之名稱由來及其淵源考，敘述子弟書之名稱由來及有關子弟藝人演唱時 之儀式規矩，子弟書淵源於鼓詞之痕□及其體製與鼓詞之異同。 第二、三章子弟書之作家及其作品（上）（下）。 第四章子弟書之演變。 第五章子弟書之影響及其沒落。 第六章論「滿漢兼」及「鑲嵌」兩類子弟書。 第七章論近人所編之子弟書目錄。

紐伯瑞獎為創設於1922年的美國兒童文學獎，每年頒發給最傑出的美國兒童圖書的文字作者。創設至今，培育出無數傑出作家及優秀作品。不唯為全美兒童文學獎項的權威，也是全世界相關領域的師法對象。本研究採取書目計量法，探索1922年到2015年美國紐伯瑞獎作者背景、作品體裁與題材分佈，並透過台灣NBINet及中國CALIS蒐集中譯本書目，以瞭解作品中譯本出版狀況。研究結果歸納如下，一、作者背景：(1)作者有279名，美國與紐約州出生者最多，女性是男性的2倍，平均壽命78.3歲；(2)集中在30到59歲首度獲獎；(3) 1次得獎者最多，Meindert DeJong及Laura Ingalls Wilder創下最高得獎次數5次。二、作品體裁與題材：(1)體裁最多的是小說、傳記、短篇；(2)題材最多的是歷史、現實、冒險。三、作品中譯本：(1)54%的作品有中譯本，最早的中譯本是1925年上海商務印書館《人類的故事》，由沈性仁譯自《The Story of Mankind》；(2)最多中譯出版社及譯者翻譯出版的是《The Story of Mankind》，中譯書名種類最多的是《The Voyages of Doctor Dolittle》；(3)作品的中譯出版社、中譯譯者、中譯書名三種數量高度相關；(4)中譯本與英文本平均出版時間間隔，繁體是17.95年、簡體是27.83年；(5)繁體中譯出版社有72家，主要出版社是智茂、東方。簡體中譯出版社有108家，主要出版社是新蕾、中國少年兒童、河北教育；(6)譯者有438組，主要譯者是趙永芬、鄒嘉容、趙映雪；(7)中譯出版社最青睞小說體裁，不青睞知識文藝及傳說體裁；(8)中譯出版社最青睞動物及現實題材，較不青睞神祇題材。 / The Newbery Award was named for eighteenth-century British bookseller John Newbery. It is awarded annually by the Association for Library Service to Children, a division of the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to the author of the most distinguished contribution to American literature for children. Based on bibliometric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genres, subjects and author’s backgrounds of Newbery winners and honor books from 1922 to 2015. The study also collects bibliographic records retrieved mainly from NBINet and CALIS databases for the purpose of investigating overall publishing status of their Chinese translations. The result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First,with regards to the authors’ backgrounds, it is observed that: (1)Among the 279 authors, those born in USA comprise the largest number. New York is the most common birthplace for these USA born authors. Moreover, female authors account for twice the number of male authors. Furthermore, the average life expectancy for the authors is 78.3 years; (2)The majority of these authors received the award between 30 and 59 years of age; (3)Most of the authors were awarded only once. Meindert DeJong and Laura Ingalls Wilder, having been awarded 5 times, hold the record for the most Newberys won. Second, with regards to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genres and themes of these works, it is observed that: (1)In terms of genre, the majority of the works fall under fiction and nonfiction novels, biography and short story; (2)The subject of these works mostly center around history, realism and adventure. Third, regarding the publishing status of these works’ Chinese translations, it is observed that: (1)Chinese translations are available for 54 percent of the works. The first Chinese translation was “Ren Lei De Gu Shi” published by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in 1925, which was translated from "The Story of Mankind" by Shen Xing-Ren; (2)The works with the largest number of Chinese publishing houses, Chinese translators and Chinese titles are "The Story of Mankind", “The Story of Mankind" and "The Voyages of Doctor Dolittle" respectively; (3)The numbers of Chinese publishing houses, translators and Chinese titles of a book are highly correlated; (4)In terms of the average time interval between the publication of English original works and Chinese translations, it took an average of 17.95 years for a 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to be published, while a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usually took 27.83 years; (5)The numbe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ublishers is 72, with the major publishers being Wisdom World Publishing and Eastern Publishing Co.. The number of Simplified Chinese publishers is 108; major publishers include New Buds Publishing House, China Children Publishing House and Hebei Education Press; (6)There are 437 group of translators, among which ZhaoYong-Fen, Zou Jia-Rong and Zhao Ying-Xue are the main translators; (7)From the standpoint of genre, Chinese publishing houses prefer to publish translations for fiction and nonfiction novels, while nonfiction depiction of facts and works based on folk legends are less favor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bjects, Chinese publishing houses favor realism and works with animal-related, whereas works based on mythologies receive least attention from publishers.

本論文以「南朝文學集團詩賦書寫策略之考察」為題，旨在於以「南朝文學集團」為考察的對象，以「詩賦」為考察的兩種主要文類，以「書寫策略」為考察的切入點，運用傳統的文本分析，結合新興的文學理論與視角，進行作品、作者、讀者、文學理論等全面性的考察。 「南朝文學」在文學史評價中呈現劇烈的起伏，一方面後代作家以其為模擬的對象，肯定美學價值，但也得到「餖飣」、「輕艷」或「流於光景」等負面評價；至於南朝的「文學集團」領袖與成員的「同題共作」、「應詔」、「贈酬」等作品，更常被視為千篇一律、了無新意。也因此，本文也特別重視這些於貴遊活動時的同題共作、或遊戲酬和的詩賦作品，希望藉由更細膩的閱讀與歸納，給予其新的意義與論述。 「詩」與「賦」可以說是中國古典文類中，最具文學色彩的兩種文類。曹丕《典論‧論文》說「詩賦欲麗」，很明確地將「詩賦」與其他文類區分開來。本文選擇「詩」與「賦」作為討論主軸，而以文序、書簡、銘箋等作為輔助，也正是考量文學性這個條件。如果更廣義來說，「詩」與「賦」不僅具有文類的意義，它們也表述文學態度、風格與傾向。「詩」表示了端莊雅正，「賦」指向了鋪排藻飾；「詩」代表「復古」，「賦」傾向「新變」。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說，我認為中國文學史也就處於「詩化」與「賦化」的拉鋸。 「書寫策略」是一個較廣義的概念，它既用來指稱作者的創作心態與策略，也能拿來說一篇作品的修辭、語言策略。為了避免概念失焦，本文將書寫策略的討論聚焦於三個面向，分別是「內容設定」、「形式選擇」、「風格(論)生成」。創作者如何設定一篇作品的「內容」(題目、題材、典故、語言素材)？如何選擇適合承載的「形式」(詩、賦或是其他文類)？以及作品如何呈現「風格」、而「風格」與「風格論」又是如何被觀察、進而被建構？這背後都有所策略性的運用。從內容，我們發現這些同題材作品內在的差異；從形式，我們發現「詩」、「賦」這兩種文類的邊界、功能以及滑動、拉鋸的痕跡；從風格，我們發現「風格論」本身被建構、被想像的後設可能。 「文學集團」是研究南北朝時期文學的重要考察對象，只是過去從此概念著手的研究成果並不多；「書寫策略」是文學研究常被運用的概念，只是定義太過廣泛。本文一方面期望能將「書寫策略」作為實際的考察方法，二方面則希望給予「文學集團」這個特殊而被忽略的現象——更多的關注與論述。這就是本論文誕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