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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女性小說與電影之互文研究黃儀冠 Unknown Date (has links)
一九八0年代台灣在經歷過美麗島事件,及鄉土文藝思潮的洗禮之後,整個社會雖然仍處在威權體制,但壓抑已久的本土社會批判力正若野火燎原,尋找著各種縫隙顛覆僵化體制,嘲諷守舊價值觀,迸發勃勃的生命力。在解嚴前後的這段時期,正值各種文化思潮及新舊意識形態不斷的交鋒辯證,台灣的文化場域糾葛著複雜的家國認同,以及族群、階級、性別的種種差異,還有現代化生活□離鄉背景的疏離感,對商品消費的空洞感,交織在八0年代的文化情境中。其中台灣新電影的崛起與女性書寫是相當重要的兩個現象,而多部「文學電影」的拍攝表徵著文學與電影的結盟,宣告著「小說的影像化」在此時期亦是一個顯著的文化現象。
筆者希冀能跳脫單一經典作品的詮釋,及作家定位的研究,遂擴大研究範疇並以文本為主,作跨藝術,跨文類及多重符號系統的互文研究,試圖尋繹出當代文化的另一種視角。筆者在搜羅八0年代小說文本時,發覺文學文本生產呈現商品化、消費化的傾向,當時正值台灣新電影的崛起及女性作家以豐碩的創作量,積極攻佔文學市場及文學獎的時刻,台灣新電影的勃興與女作家的文壇發聲可謂八0年代兩個重要的文化場景,在商品市場的機制運作下,女作家的作品時時被改編成電影,躍上大螢幕粉墨登場,轉化成聲色俱佳的文化產品,電影文本與文學文本之間頻繁地互動與對話,形成複雜的文本互涉(intertextuality)現象。女作家、女演員與男性導演以虛構的小說╱電影文本作為演練場域,透過敘事改編、影像形塑、聲音的表述,再現女性經驗及父權文化,所呈顯的性別表演與台灣歷史脈絡及文化象徵系統互相呼應,展現當時藝文工作者對於社會議題的關懷,對歷史文化的反思,以及對儒家傳統的挑戰。
透過對這個「女性文本╱電影改編」文化現象的整理、爬梳及反省,希望能回應當代喧嘩的視覺文化工業與寂寞的文學產業,在後現代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界線日趨模糊時,文學這個古老的產業還能以什麼形式介入當代論述?對於身處於電子資訊、數位傳播的新世代而言,多媒體與敘事文類的結合,可以讓文學這個說書人展演出什麼新的美學形式?如果能將八十年代活絡的「文學電影」現象作系統的研究與整理,一方面釐清這個文化現象在台灣文化場域當中的定位及回響,並解析文學與電影之間互相交集,互相詮釋轉化的美學形式,作為當代文學與其他文化產業交流互動的考察。另一方面也作為一個重要的切入點,反思當前的影視產業與文學產業的連結,是否可能為傳統╱前衛,人文學科╱理工科技,及全球化╱在地化創造出對話的空間?透過小說文本與影像文本的互文參照,可以探究影視語言在挪用與借用文學素材時,如何受到後現代主義與後殖民思潮的重新詮釋,成為解構威權政治的論述利器,繼而被視為台灣文化本土化與主體建構的典範文本。再進一步探問的是:現代化的影像媒介與台灣文學的相遇□,各種強勢的西方影像美學、技藝、論述如何被台灣創作者所吸納、移植與轉化,進而使台灣能展開對自己歷史身世、主體建構及文化認同的反思,產生出本土化的文化產品。
筆者所欲探究的課題在於:台灣在八0年代有許多得到文學獎的女性小說被改編成為電影,其中尤以新電影的導演拍攝較多,女性小說改編過程以女性角色為主,鋪敘女性意識、女性關懷,以及女性在社會上的現實處境,筆者認為可以劃歸為「女性電影」的類型作探討。若從建構論的角度而言,男性導演也能拍攝出女性電影,我們也能在男性導演的鏡頭□讀出「女性書寫」。筆者想藉由八0年代女性小說文本╱電影文本之間的互動,探索當女性小說文本介入電影之後,以往女性在電影的象徵系統□,被意識型態建構為刻板形象與符碼,即好萊塢影片類似的敘事模式與觀看機制,此強化父權社會性別符碼及對女性的貶抑,是否被一步步瓦解?與這瓦解相對的,是否有一種全新的敘事模式及敘事動力進入電影文化產業?女性在八0年代的主體再現中是否從單純被看地位中轉換出來,從純客體,承擔價值的身份轉換成具有主體威勢與創造意義的身份?她們是否不再被男性作為視點交換的客體,同時開始解構某種傳統的交換方式。在以女性為主角的影片中,女性的主體性在敘事形態及符碼意義之中不斷型塑而成的,男性的主體地位,及主動的觀看者地位是否逐漸喪失?筆者希冀藉由八0年代女性小說文本的爬梳,及電影影像再現的運作過程,作為理解八0年代文藝現象的一個切面。
本論文所研究的對象是一群在八0年代崛起的女性作家,這群後起之秀在數年間囊括了各大重要的文學獎,並積極攻佔各大報副刊版面,被學界指為「閨秀文學現象」,她們敘事技巧圓熟,以敏銳筆觸,捕捉細膩寫實細節,在出版市場上各展風華,作品經常引起社會大眾注目,被改編成電影電視,她們深受讀者欣賞,又得到評論者的討論,可謂在文人圈內報酬相當優渥的寵兒。此批活躍的女作家跳脫社會角色的扮演,道德倫理的定位,以情欲書寫為策略,召喚陰性書寫與母親聲音(the voice of mother),撩撥人世的愛慾情仇,以女性身體的繁複感官重構女性主體,以女性生命歷程女兒、妻子、母親拆解男性所建構的大敘事及父系霸權論述。
這群女作家與台灣新電影導演一同成長於台灣四0、五0年代,這批新電影導演積極改編女作家的作品,在影像上呈現生動而豐富的女性面貌,展露女性的主體性與強韌,以期再現台灣斯鄉斯土的成長歷程,也藉由女性生命史轉喻鄉土情感與家國認同。八0年代文學與電影新生世代的邂逅結緣,重新翻寫重構台灣本土的影像,及台灣人的身份認同,相較於八0年代之前中國符碼時時現身於文本影像之中,新電影可謂台灣影像主體性建構的起始。八0年代台灣新電影及文學電影的出現及建構,逐漸發展出「電影作為一種藝術」(film as an art)的論述,這除了電影本身的美學技巧之外,尚需要閱讀社群(影評人)及支援媒體參與論述,這個閱讀社群(影評人)以焦雄屏為主形成一個「班底」,強調知識份子的理念及專業的電影批評術語形構成「藝術電影精英社群」,以有別於傳統八卦印象式的電影評論方式,此社群對新電影的論述文章多半集結在《台灣新電影》一書。
在八0年代電影與文學結合成一個高尚藝術,迎合中產階級崇尚品味的心態,並形成改編文學的電影風潮,因此,我們想要探問這種文藝現象的實踐過程是如何?又牽涉到那些因素與環節之運作?知識份子、電影工作者、影評人、與作家及學院內外的閱讀社群、批評者之間互動關係為何?在文化場域中各佔據什麼位置?女作家及新電影導演、影評人的文化資本及象徵資本,以及所謂的habitus如何催生、影響文學與電影的互動?這些皆是文藝社會學所關注的課題,社會學理論對本研究的啟發性主要在於:在探討女作家文本或電影文本時,不應忽視文藝場域和habitus的影響性,文藝活動和文藝實踐必須針對深層的結構性因素加以反思。作家除了從事文學活動之外,尚有其他的社會身份存在,並涉身於各種場域之中。文學場域和其他場域之間所具有的共構性不應忽視,其他藝術領域及政經變化對文壇的影響應納入研究的視野之中。
本論文研究對象主要以八0年代女性作家:朱天文、李昂、蕭颯、蕭麗紅的小說文本改編成電影為主,探析深具女性意識的小說文本,在男性導演的凝視與詮釋之下,其女性議題及女性書寫特質,是更為彰顯、飽滿,或者是被消弱、削滅。男性導演的詮釋又與台灣社會文化產生何種互文現象?再者,本論文考察台灣電影╱文學互文現象、女性小說文本改編成電影之後如何處理女性形象、女性身體等等議題。在研究的時間點主要以八0年代為主,並回溯七0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影響所及在八0年代有鄉土小說改編風潮,以及新電影追求自我文化主體性與藝術性的努力。希冀透過文學與電影互文改編的考察,能更進一步理解八0年代的文藝現象,以及電影與文學互相闡發,互相豐富彼此的美學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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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電影」論述形構之歷史分析(1965-2000) / Discursive Formation of the "Taiwanese New Cinema": A Historical Analysis (1965-2000)張世倫, Chang, Shih-Lun Unknown Date (has links)
本文以藝術社會學觀點出發,將台灣「新電影」視為一藝術「群體」行動所建構之現象,並分析「新電影」之論述形構過程。
本文認為「新電影」與60年代後逐漸傳入台灣的西方「藝術」電影典範,以及「作者電影」影評之系譜間,有若干思想及美學觀方面之傳承關係,其次回溯「新電影」現象初期,支持者如何藉由電影論述與策略運用,在與各種敵對勢力之批判論爭中,建構出一套「新電影」論述,以求存續發展。
本文並分析「新電影」群體與三種「電影評鑑」機制之間的關係,這包括了「新電影」勢力難以掌握的《金馬獎》、由其主導之《中時晚報電影獎》系譜、以及「新電影」派不斷嘗試接軌的國際「藝術」電影鑑賞機制。分析結果,本文認為「新電影」派由於無法掌握《金馬獎》,便逐漸與其疏離,《中晚電影獎》此一系譜之評鑑機制則並未成功替代《金馬獎》,而「新電影」之藝術正當性來源,則是藉由國際影展策略而達成。
「新電影」派之國際影展策略,在90年代與國家機器之外交宣傳目的逐漸契合,政府態度便由80年代的消極轉為積極地藉由「輔導金」、「電影年」、及鼓勵國際影展路線等方式,來收編「新電影」勢力。「新電影」派亦藉「國際路線」漸受官方重視的脈絡,在論述及實踐上逐漸將「新電影」建構為「台灣」電影唯一存在之國際代表(representation),藉由與官方之需求達成某種程度之契合,「新電影」得到80年代以來從未有過之藝術正當性。
然而此一策略,在國家機器缺乏對電影發行及映演部門之干預下,使「新電影」逐漸在市場與美學評鑑兩個層次上,與台灣本土之脈絡產生疏離,於此同時,則是若干導演已獲得電影「作者」之地位,具有吸引國際投資之能力,但卻難以與台灣電影工業產生良性聯繫,且有淪為跨國資本「研發」單位的可能。本文在分析過「新電影」派於不同時期之各種論述策略後,最後認為除了形成一股集體力量,對台灣電影工業進行政策面之思考與改造外,「新電影派」目前之論述策略,皆不足以改變目前台灣電影業之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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